谈读书，话学风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世界读书日是1995年确定的，中国也将这一天作为倡导全民读书的日子。读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世界共有多少图书？中国现存多少图书？恐怕无人能说明白。我从百度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说有4100万册。咨询国家图书馆的专家，答复是截至2024年底，该馆馆藏文献总量4524.99万册件。仅一个馆的藏书量即如此惊人，那地球上书籍的海洋怎么能准确测量到边际呢？

中国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但文字毕竟是知识的主要载体，中国常用的汉字词组约有3500个。我是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案头必备一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这本字典所收单字（包括异体、繁体字）共计11100个左右，很多我既读不准音，也不解其意。北宋文人苏东坡的一首七言古诗中说：“人生识字忧患始”，鲁迅将它翻造成“人生识字糊涂始”，这里的“糊涂”，含有“迷茫”之意。面对浩瀚无涯的书海，跨进深不可测的知识宝库，有谁能不迷茫？

既然书海无涯，人们读书就只能选择，而无法通读。选择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兴趣，一种是职业需求。两者各有利弊，互不排斥。兴趣的读书能愉悦身心，丰富知识，净化心灵，少功利性；缺点是有时读写分离，很多心得缺乏渠道与更广大的文友分享。职业的读书是根据工作和课题需求，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常有功利性。在社科界，这恐怕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现象。

读书既然需要选择，首选的对象自然是经典作品。因为经典是人类文明传承的纽带，是专业领域智慧的结晶。它既有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又具有常读常新的阅读效果。经典可以粗略划分为“科学经典”与“人文经典”两种类型，但这两者之间又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交融。比如鲁迅著作，自然应划归为“人文经典”，然而其中却蕴含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在自然科学的论文中，鲁迅作品的引用率也很高。在跨学科研究中，常常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我认为，不是每本书、每篇文章都必须从头看到尾，正如水果尝一口，发现不新鲜或不合口味，就没有必要再吃下去。跳读是阅读的一种常见方式。不过，兴趣的读书不必全读全懂，而职业的读书还是应该尽可能读明白。经典作品尤其宜细读。细读，即一字一句地读，从头至尾地读，隔三差五地读，恰似身入宝山，绝不会空手而返。鲁迅在杂文《人生识字糊涂始》中举过一个例子：“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地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细读的效果与此相似。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如果不从具体的经典文本出发，而是预设一种理论，先带一种定见，那就往往不能正确领会经典著作的真谛。

把书读懂之后，自然需要进行交流，这就需要谈感悟，写文章。相对而言，讲话比写文章更容易让对方明白。正如鲁迅在同一文中所说：“然而无论怎样的糊涂文作者，听他讲话，却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听不懂的——除了故意大显本领的讲演之外。”但写起文章来就因人而异了。鲁迅在该文中批评了一种现象，就是有些白话文的作者写出的文章连“明白如话”都做不到，除了作者故作高深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原本连所涉及的书籍都没读明白，“自己本是糊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糊涂。”我在阅读引进海外时髦理论的文章中就常常发现有这种情况。

我知识浅薄，感受不一定完整。正巧我案头有一本书，名为《文心文事》，作者叫陈乐民，是一位老外交家，首倡过“欧洲学”的概念，擅长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他在这本书的“代序”中写道，他感到有些学者喜欢把国外的某些理论称之为“某某学”，实则人家那里并不叫什么“学”。这些学者“讲很普通的事也画很多很复杂的图标，画各种各样的曲线，列各种各样的数学公式……后来发觉有些道理用常人说的话就可以说清，却给说得天花乱坠，问题的实质反倒被掩盖或被忽略了。我管这叫作‘简单复杂化’。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门‘玄学’。”（见《文心文事》，三联书店出版）

不知不觉间，陈乐民先生这本书已经出版了23年。这20多年来，陈乐民先生批评的上述现象是得到了遏制，还是仍然存在呢？正值第30个世界读书日，我借陈乐民先生的胆说了些自己久蓄于心中的话。文风背后是学风，学风背后是思想作风。这个问题不仅跟文化学术界有关，而且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作者陈漱渝系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