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遇到两个仇敌：当年的两桩仇怨，确实是沈醉错了

沈醉进了战犯管理所，见到几个熟人后苦笑：“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遇到的“仇敌”还真不少，这跟他被抓前的工作有关：功德林高级战犯战犯管理所的学员基本也被俘的正规军蒋军占绝大多数，而正规军的将军们一向对军统（保密局）的特务没啥好印象，原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从不掩饰他对特务的憎恶：“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这帮家伙手段卑劣恶毒，不但残杀共产党，还杀害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

沈醉作为戴笠的头等心腹干将，在战犯管理所跟黄维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黄维根本就不理他。

黄维比较执拗，但也很少主动惹事，沈醉比较会来事儿，而且像王耀武一样知道，到什么山就应该唱什么歌，在揭发检举其他战犯罪行，尤其是特务罪恶的时候，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1960年第二批特赦名单上，就有了他的名字。

沈醉在战犯管理所的日子过得还算舒坦，但有时候也不免忐忑不安——他是1956年战犯大集中时才从重庆转到北京的，在进入功德林之前，他已经化解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的怒火，不用再担心被板凳砸破脑袋了。

刚“摆平”了徐远举周养浩没几年，沈醉又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遇到了两个“新同学老冤家”，我们细看他们结仇的经过，就会发现那两桩仇怨，确实完全是沈醉错了。

沈醉说自己见到的第一个“仇家”叫袁仲虎，其实那人姓袁名鸿逵，字仲虎，我们在1964年12月28日的第五批特赦名单上能找到此人的职务：第六编练司令部中将高参。

袁鸿逵是黄埔一期生，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就是老蒋，但此人后来不知为什么失宠，并没有像胡宗南、杜聿明、黄维那样手握重兵，而是去当了农场场长、兵工厂厂长，好不容易混了个营口市市长，椅子还没坐热乎，就被起义的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抓起来送给了解放军。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解释了他跟袁鸿逵的结怨经过：“他是前营口市长，被俘释放回到云南，大力宣传共产党如何优待俘虏等。被我逮捕囚禁后，迫他作反动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逮捕。”

沈醉被毛人凤发配到云南当站长，等于是坐在了烧红的炉子上，但沈醉还是一心一意替蒋家王朝卖命，他在所谓的“九九整肃”期间，一夜就抓了三百多人。

袁鸿逵被捕后，卢汉亲自给警察局长王巍（在沈醉之前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打电话要求放人，王巍却说人是沈醉抓的，他无权释放。

沈醉不想为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人物跟卢汉翻脸，就打答应释放袁鸿逵，但也对袁鸿逵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做反动宣传，否则就把他押到重庆“处理”。

袁鸿逵迫于无奈，只好在沈醉手下特务的监督下昧心造谣，结果云南起义后，袁鸿逵再次被捉。

袁鸿逵比沈醉早进入功德林，但他的职务却有些模糊，特赦时说他是中将高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少将军衔。

不管怎么说，袁鸿逵都是被沈醉坑了，所以在战犯管理所重逢，已经当了学习小组副组长的袁鸿逵就想把沈醉要到自己的小组，好好修理一番，沈醉吓得夜不能寐，找到管理人员好说歹说，才“躲过一劫”：“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知道大事不妙，他肯定是想让我在他那个组里，好对我进行报复。我到功德林后，与所有的同学都相处得很不错，唯独此人对我耿耿于怀。我见到管理员就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说得管理员也笑了。他说，既然你们有矛盾，那就不把你分到他那组了。”

如果不是沈醉威逼恫吓，袁鸿逵就可能是起义有功人员而不是反动喇叭，也就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了，所以1949年两人结怨，错在沈醉，袁鸿逵立场不坚定，也是原因之一。

沈醉与袁鸿逵之仇，主要责任在沈醉，沈醉与周振强之仇，责任完全在沈醉：当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沈醉，用“穷凶极恶”四个字来形容都不为过，他手下的特务，更是恶贯满盈。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有恃无恐》和《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承认的罪行，有些文字还真不能完全复述——他们的所作所为太污眼睛了。

当时沈醉下属的綦江稽查所以贩卖鸦片罪名抓了一个商人，那明显是栽赃陷害，而且当时连郑介民的老婆都在做这种“生意”，很多蒋军高级将领整天烧烟泡，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稽查特务真正的目标是那个商人的女儿和几两黄金，沈醉自己也承认：“当晚有个稽查员又到旅店去找他女儿，借口她父亲供认，在她身上还藏有毒品，便把她衣裤全部扒下来检查，实际上是借机来凌辱（原文是另外两个字）她。从此，这个小姑娘就落入了这个稽查员的魔掌。除凌辱她外，还迫她接客。”

周振强时任战时干部教导总团副教育长兼綦江警备司令，收到那位女子的求救信后，把那个郑屠一样的稽查员叫去说情讲道理：：“只有四川运鸦片烟出去，没有从浙江贩运鸦片到四川来的，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那个稽查员仗着沈醉是戴笠的心腹，根本就不把“少将司令”放在眼里，居然对着周振强破口大骂，气的周振强直接把他拉出去枪毙了。

这个特务死有余辜，周振强此举也是为民除害，但是沈醉却认为周振强“无法无天”：“处长正在生病，由我代理处长。我一听也火冒三丈，心想周振强这样无法无天随便枪毙一个军官，我也就准备同样无法无天，把这个司令抓起来。所以，我立即下令调了几十个稽查员和特务队队员，分乘两辆卡车赶赴綦江。”

沈醉当时只是个军统的上校，却敢带着几十人去抓警备司令，还口口声声说对方无法无天，而对手下的丧尽天良之举却视若不见只字不提。

沈醉大兴问罪之师被戴笠打电话拦住，但他仍然怀恨在心：“我当时对那件事的处理一直不服气，认为很不妥当，所以，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的时候，还和他吵了一架，弄得宴会不欢而散。”

沈醉因为改造态度良好而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来又“恢复”了起义人员的身份，而被沈醉手下凌辱的小姑娘，后来被沈醉如何处置，他连提都没提——周振强和沈醉已经反目成仇，“救人”肯定是不可能了。

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与两个“仇家”重逢，并不是命运的安排，但是以他在军统时期的所作所为，确实有些事情难以被谅解，我们也没有资格替被沈醉抓捕、迫害的无辜者说原谅。

据沈醉自己说，他跟周振强已经“冰释前嫌”，但跟袁鸿逵有没有一笑泯恩仇，那就谁也不知道了，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史料和沈醉的回忆录，对这三个“当事人”，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