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阅读不艺术 | 美术名作中的阅读“名场面”

书籍是时光的隧道，可让我们与千年前的智者对话。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而艺术史中那些描绘阅读场景的画作，则像一扇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代人们与书籍的亲密关系。让我们跟随这些美术名作，开启一场关于阅读的视觉旅行。

从甲骨到绢纸

中国“读书图”的艺术流变与文化密码

在华夏文明的长卷中，书香始终是最隽永的墨色。“耕读传家”的朴素传统，催生了艺术史上独特的文化镜像——读书图。

读书图产生的前提是书的出现，早在殷商时期，人们为记录战事、狩猎、祭祀或生死等内容，创造了文字，并镌刻在龟甲、兽骨上，成为书籍的雏形。商周时期，人们将用绳条编连的竹简作为书写材料。春秋时期，人们“以帛代竹”，便有了帛书。两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写本书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书的普及与发展。从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砖）上可以看到读书的场景。如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市白庄的画像石《儒生捧简阅读图》，整幅画面的上层描绘了儒生捧简阅读的场景，其中左侧画面中，两儒生捧简请教项橐，弯腰屈身，可见态度之谦恭，体现了儒家学派敏而好学的读书风气。右侧画面中，众儒生或坐或立捧简而读，手不释卷，刻苦求学。

魏晋时期，纸质书成为主流，抄书、修书、校书活动盛行。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描绘了北齐天保七年（556）樊逊应诏与秀才高乾等12人共同勘校内府所藏经史典籍的事迹。图卷起首，一士大夫坐于胡床正执笔疾书,旁有侍者六人，或展卷侍应，或捧墨砚、卷束，此当表现樊逊校书情状。对士大夫而言，能够成为校书郎是莫大的荣耀。

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产生使得印本书逐渐替代写本书，书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周文矩的《文苑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经典的反映阅读与创作关系的作品，图中描绘了唐玄宗时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雅集的故事。图中四位文士或倚石持笔思考诗句，或倚靠松干构思作品，还有两人并坐展卷推敲改诗，情态各异、形神俱备。值得关注的是，建于唐代中期的敦煌莫高窟第449 窟中，《报父母恩重经变图》亦有表现世俗弟子诵经礼佛、造经祈福等与读书有关的场景。通过这些古代读书活动的“现场”，可以从侧面了解古代生活的真实场景。

宋代书画中也常以读书作为表现的题材。这些画作主体往往是山水，文人士大夫、隐士、僧侣作为读者只是山水中的点缀，虽然作品标题通常以“读书”“读易”“读碑”等表达阅读的名称命名，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故事，更多的是呈现古代文人的理想生活。南宋四大家之一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是宋代山水画阅读图的代表作，图中水畔树石掩映之下，主人在书斋窗前展卷沉思。

及至元代，出现于宋代的山水画读书图得到了迅速发展，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又将读书图精进到了新的高度。王蒙出身于“一门三代七画家”的书画世家，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微都是元代名画家。他青年时期曾取得功名，但不久就辞官归隐于黄鹤山（今余杭临平山）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山中专研书画，自得其乐。《春山读书图》就是王蒙隐居黄鹤山之后的作品，画中王蒙构筑了一个古代文人隐士向往的理想之境，其中有书斋、茅屋、高士，这不仅是画家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归隐山林的一种精神寄托。

明清时期，读书图这一题材已成为文人交往的既定题材。明代山水画中有关人物读书形象的作品主要在文徵明、吴伟、蒋嵩和项圣谟等画家作品中呈现。文徵明的《东园图》虽然描绘的是明代重臣中山王徐达的赐园“太府园”的景色，但这也是文人向往的书斋，画中的斋阁里，有四位文士正聚集在一起赏画品读，旁边有一书童站立服侍。吴伟的白描读书图长卷《词林雅集图卷》描绘了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场景。画面共绘有八人，均戴官帽，其中二人读书论诗，三人烹茶品茗，还有三人在下棋。蒋嵩的《渔舟读书图》中，读书的场景换到了湖中的孤舟上，图中山峰交错，一叶轻舟穿行于山石和芦苇旁，船上一人在前划桨，另有一人端坐于船尾，正聚精会神地捧读。项圣谟的《秋林读书图》中，一座草庐掩映于古松茂林之中，庐中一人临窗而坐，捧读诗书，不时抬首仰望窗外。

除了山水画读书图外，清代还出现了读书题材的肖像画，因受宫廷外籍画家郎世宁等人的影响，这些肖像画中人物已不再是山水画的陪衬，而是成为了画面真正的主角。《康熙帝读书像》描绘了他作为君主勤勉苦读的一面。图中康熙帝盘腿端坐，凝神静思，仿佛正在深思书中的意蕴。身后书籍满架，排放齐整，表现出像主的涉猎广泛、勤勉好学。

清代的读书图也出现了一些以美人读书为主题的佳作，其中冷枚的《春闺倦读图》极具代表性。在陈设精美的闺阁中，一位装扮典雅的女子斜倚书桌，一条腿跪在坐墩上，身体扭成了“S”形。她一手持书卷，另一只手托腮，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

中国读书图已有千载历史，这些画面不仅是艺术史的注脚，更是文明基因的视觉解码。读书图的流变史，实则是书籍载体、阅读空间与精神追求的共生史，在电子屏幕吸引眼球的今天，这些读书图依然静默地诉说着，真正的阅读永远是心灵与时空最诗意的相遇。

从圣典到小说

西方绘画中的阅读史与社会变迁

西方众多画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描绘了人们阅读的场景，其中不同时代的读者在身份、阅读载体、阅读内容、阅读目的上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古希腊罗马时期，在莎草纸的助力下，书写不断发展。公元前４世纪末，知识的传播已由口头转变成了书面，阅读应运而生。古希腊时期的瓶画中，就有描绘时人阅读诗歌的场景。从为数不多的图像中可以推测：古希腊时期阅读的载体主要为卷轴和泥板，阅读的内容以诗歌为主；阅读形式则以集体阅读为主。公元前440年至前430年的一件古希腊陶器描绘了古希腊人阅读萨福诗歌的场景，图中一女子坐于凳子上，正双手展开卷轴朗读上面的诗歌，她的周围有三位手持乐器的乐师正在演奏，这侧面说明了古希腊时期的阅读是一种吟唱式的有声阅读。古罗马庞贝古城壁画《女诗人萨福的肖像画》中，萨福一只手持书写笔，其中一端紧靠嘴唇，另一只手握着一个四联幅的涂蜡板，似乎正在思考如何下笔。

中世纪，基督教兴办的教会学校成为唯一的教学机构，这也使得这一时期关于阅读题材的画作以宗教人物的阅读场景为主，读者主要是基督教的圣徒、圣母和圣子，阅读内容与宗教教义相关。在多数的画作中，书册时常处于一种闭合的状态，在这里，圣徒手中的经书是神的旨意，它们是真理本身。同时，由于书籍是贵重物品，拥有书籍也是一种特权。意大利画家力宝特·梅米1330年所作祭坛画《圣克莱尔肖像》中，主人公手持书册，以站立姿态面朝前方，整体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富裕的资产阶级崛起，除教会、宫廷外，富有的个人也开始赞助艺术创作。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一时期的画作中，阅读不再是宗教人物的专属，一些贵族、商人和艺术家也常以手持书册的形象出现在肖像画中。画作中的读物既有中世纪羊皮纸材质的手抄本，也出现了纸质读物。在内容上，宗教类书籍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读者视线大多没有落在手中的读物上，如马林尼斯·克拉斯宗·凡·雷伊梅尔斯瓦尔的作品《银行家和他的妻子》中，银行家正在神情专注地清点钱币，他身边的妻子似乎对丈夫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也无法再专心阅读，目光从书本转向钱币。

17世纪之后，随着公共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普通民众的识字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阅读题材的画作中，普通民众常常手持书册，并以正在阅读或已经阅读完毕的姿态出现。阅读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除了书籍，还出现了报纸、杂志等不同类型的读物。从作品来看，巴洛克时期的阅读题材创作中，读者常常身在黑暗之中，借助烛光或自然光进行阅读。伦勃朗的作品《母亲》中，艺术家以惯常的手法将人物聚集在明亮的强光之下，光线的明暗效果使得读者脸上的表情更加突出，从中可以看到他们阅读时的专注。

17至20世纪，社会大众普遍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同时，随着阅读的普及，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画作中，弗朗索瓦·布歇的《蓬皮杜夫人》描绘了女主角斜靠在沙发上读书的场景。她左臂撑着沙发，右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上，似乎读累了正在休息。在当时，蓬皮杜夫人以“最爱读书的女人”著称，背景中的书架可以证明。布歇通过散落在地板上、桌子上和桌子底下的书籍和纸张，巧妙地反映了蓬皮杜夫人的高雅情趣和富有涵养的形象。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阅读的少女》中少女身着时髦的柠檬黄连衣裙靠在暖棕色的靠垫上，左臂搁在木栏杆上，右手捧书如兰叶般交错。她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从她的表情来看，读的一定不是《圣经》，而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流行读物小说。从1740年到1760年，短短20年间大约有1000册小说面世，对当时的贵族女性而言，随身携带小说类读物是时代风尚。

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阅读不再被限制在室内空间，而是扩展到户外长椅或公园草坪上。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作品《阅读》中，背景绿色的树木意味着两位读者正身处郊外，画家以一种柔和的粉色调将整个画面的色调统合起来，通过对光亮色彩的描绘，巧妙多变的笔触、光影的细微差别共同构成了一幅温暖的画面。

20世纪，阅读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女性艺术家玛丽·卡萨特的作品《家庭阅读》描绘了一位母亲与孩子一同在室外读书的场景，从中可以感受到她对孩子的宠爱和画家对母性的高度赞美。

从古至今，艺术中的阅读场景如同一部无声的社会史，记录着人类如何将文字转化为思想的光芒。当下，尽管电子屏幕大量取代了纸质书页，但这些画作依然在提醒我们，阅读的本质从未改变，它始终是照亮内心的一盏灯，而艺术史中的每一位读者都是时代的自画像，也终将成为未来解读这个时代的密码。■

编辑 | 杨晓萌

制作 | 闫天蒙

校对 | 蔡培新

初审 | 贺 玮

复审 | 冯知军

终审 | 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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