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危机的蔓延，是特朗普的野心？还是美国反建制周期的到来

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击败希拉里，赢得一个任期，在2024年又击败哈里斯，获得了一个新的任期。

跟2020年，特朗普的美国总统连任梦想被拜登打断不同，这一次，美国人民似乎非常坚定站在特朗普的这一边，如果细分来看的话，支持特朗普的人都有着一个巨大的特征：

他们代表着美国的生活最不如意的那一批人。

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可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自由和享受只存在少部分人手中，绝大多数的美国底层人民，都只是社会幸福的代价品，随着美国制造业越来越空心化，美国的中低端产业工人失业率越来越高。

特朗普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及制造业回流，保证工人权益和生活标准，让他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这才让特朗普获得了新的任期，并且在整一场选举之中，特朗普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从二月份以来，特朗普不断加高关税壁垒，不仅是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球绝大部分相关产业连接的国家，都加高了不同程度的关税，这种政策就像一个木桶不断加高自己的壁垒，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存在，关税危机正在蔓延。

有的人认为，关税危机是特朗普一意孤行打造出来的，可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历史，就不难发现，美国其实存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对现有的一切良好秩序进行破坏和重塑的一种社会规律。

这种规律，是真正推动特朗普走到这个位置，让他赢得选举，并且在选举成功之后做出一系列“闭关锁国”，保护主义行为的推动力。

美国的国家基因中，似乎‬镌刻着对权威的质疑。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就‬观察到，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并非空洞的理念，而是融入民情、写入法律的活生生的信念。

而‬这种信念源于《独立宣言》倡导的自由、平等，以及新教伦理和启蒙思想强调的个人权利。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美国历史的“信念激情年代”大约每隔60至70年出现一次，当理想与现实的裂痕扩大到无法忽视时，民众便掀起反抗“建制派”的浪潮。

“建制主义”指的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构成的既定社会秩序，而“反建制主义”则是对这一秩序的挑战。民众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力量，联合国家领导人，重塑国家的方向。这些运动并非简单的骚乱，而是对社会矛盾的回应。

当财富分配失衡、权力过于集中，或政府背离“美国信念”时，民众的抗争便如潮水般涌现。从18世纪的独立战争到21世纪的特朗普当选，四次高潮期清晰勾勒出美国反建制主义的轨迹，每一次都伴随着社会动荡与改革。

建制周期，就是特朗普所掌握美国人民支持他的力量，也是推动特朗普带着美国走上保护主义的根本力量。

第一次反建制：

18世纪60年代，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为弥补战争债务，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1765年，英国颁布《印花税法》，要求殖民地为官方文件纳税，1767年，《汤森法案》对茶叶、玻璃等商品征税。

1773年，《茶叶法》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压低价格却激怒殖民者。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将价值1.8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倾入港口，点燃革命火花，两年之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殖民者不仅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还探索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第二次反建制：

19世纪20年代，美国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东北部工业资本家占据主导，西部农场主、南方种植园主和城市工人谋求更大话语权。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他以“普通人”代言人形象，承诺打破东部精英的垄断。杰克逊废除美国第二银行，指责其为金融寡头服务，他推动《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强制切罗基等部落西迁；他扩大西部土地开发，支持州权以平衡联邦权力。

杰克逊的政策赢得中下层支持，但也充满矛盾。他支持奴隶制，拒绝废奴运动诉求，导致南北裂痕加深。他的土地政策虽惠及农民，却引发土地投机热潮，1837年经济危机暴露其局限。杰克逊的叛逆虽挑战了旧精英，却未能调和农业与工业、自由州与奴隶州的矛盾，最终为1861年内战埋下伏笔。

第三次反建制：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成为经济强国，但贫富分化加剧。

铁路、石油和钢铁巨头如约翰·洛克菲勒掌控经济，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工资却不足维持生计。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暴动、1894年普尔曼罢工反映工人愤怒，农民因粮食价格下跌发起抗议，妇女和黑人争取投票权。

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推行反垄断法，拆分标准石油公司，他通过《纯净食品法》和《肉类检查法》，保护消费者，他设立国家公园，倡导环境保护。

后来‬，伍德罗·威尔逊延续改革，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稳定金融体系，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限制大企业垄断。但‬津恩指出，这些改革旨在平息民怨，而非彻底改变社会结构。黑人仍受种族隔离法压迫，妇女直到1920年才获投票权。进步主义缓解了部分矛盾，但未解决深层不平等，又‬为20世纪的抗争留下空间。

第四次反建制：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迎来又一波反建制高潮。

1955年，罗莎·帕克斯拒绝公交让座，点燃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蒙哥马利公交抵制、1963年华盛顿25万人大游行，迫使政府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废除种族隔离。

而‬越战升级引发反战运动，1967年10万学生围堵五角大楼，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反文化象征。新左派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发起校园抗议，女权运动争取平等薪酬和堕胎权。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标志着这一时期的顶点。

随着前四次反建制周期的度过，不难发现一个规律。

反建制周期背后的第一特征，就是美国内部矛盾越加尖锐化，矛盾越重，反建制出现的程度就越大。

21世纪初，美国社会矛盾再次激化。

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耗费2万亿美元，引发国内争议。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普通家庭财富中位值从10.25万美元降至6.54万美元，降幅36.2%，最富裕家庭仅下降15.4%。中产阶级比例从1971年的61%缩减至2011年的51%，上层阶级从14%增至20%，下层阶级从25%增至29%。

加上移民问题加剧族群分裂，1965年后，拉美裔移民增加，白人蓝领担心文化身份被侵蚀。

当美国进入第五轮反建制‬周期，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选成为反建制高潮。

伯尼·桑德斯代表左翼，提出免费教育、医保改革和民主社会主义，赢得青年选民支持。他在民主党初选中挑战希拉里·克林顿，承诺“政治革命”。特朗普以右翼旗手身份，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

他提出在美墨边境建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退出TPP、限制穆斯林移民，打破“政治正确”禁忌。

特朗普承诺将制造业带回美国。

在2016年的时候，根据美国的民调显示，85%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美国“失去了身份”。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需要把美国特殊化起来，这就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是运用到同一个核心的。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迎合白人蓝领选民，攻击华盛顿精英和媒体。他的胜利不仅击败希拉里，还颠覆共和党传统势力。桑德斯虽未获提名，但其理念影响民主党后续政策。

所以‬，特朗普的崛起源于美国的多重危机。

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缓慢，2016年GDP增长率仅1.6%，失业率虽降至4.9%，但71%的美国人认为经济体制保护富人。两党政治陷入僵局，2010年民调显示，2/3的受访者对联邦政府不满。

移民问题加剧分裂，特朗普支持者中85%认为政府偏袒少数族裔，忽视“真正美国人”。中下层民众感到被精英抛弃，传统政客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特朗普的“体制外”形象因此脱颖而出。

而‬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核心，重塑内政与外交政策。他的执政风格延续反建制精神，但也加深了社会裂痕。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政策就‬以战略收缩为主。

比如，他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军费，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然后又‬威胁对中国征收45%关税，体现贸易保护主义。

到了现在，特朗普把这种关税危机继续蔓延，一方面是为了恐吓其他国家，但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他所说的制造业回流，这才是美国选民选择他的基础，只要特朗普能够服务好这一批美国的中底层人民，那么他就会永远获得这些超过50%的选票，牢牢钉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