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的真诚、虚伪、还有对错,都被放大成公共议题。
周愚旗帜鲜明地认为,公众人士的道德底线普遍更高,信任和沟通成本相对也低,值得交往和交付。
什么是公众人士?度娘的解释是:
公共人士是指一定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且能因此从社会中得到巨大利益、并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
显然反诈老陈就是,公众人士敢于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被千万人监督,这些都是人上人,光明磊落……坏人是那种蜷缩在阴暗角落里蝇营狗苟的乌合之众。
当“反诈老陈”陈国平在新疆戈壁滩上喊出“29.9元5斤若羌灰枣包邮”时,这个曾让全国网友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前民警,正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时代的荒诞。
2024年2月,山东济宁消防向老陈抛出橄榄枝,这场“体制内二次就业”戏码,却因大量举报戛然而止。
在新疆直播中,老陈声称“62%收益用于反诈推广”,却被质疑带货产品与反诈毫无关联。
有人质疑,其直播间上架的“9.9元反诈手册”,实际为某出版社滞销书籍,而该书版税收益从未公开。
作为体制外的反诈“孤勇者”,数字时代的反诈先锋。
2021年,老陈与“西厂雨化田”连麦的视频播放量破1.2亿次,直接推动国家反诈中心APP下载量激增300%。
即便辞职后,其团队制作的《最新电诈套路解密》系列视频仍被国家反诈中心转载,单集播放量超800万次。
这种“破圈式”宣传,让55岁以上人群受骗率同比下降21%。这种公益实践的务实探索行为,尽管争议不断,老陈的公益投入却有据可查:
2023年投入83万元制作反诈短剧;在云南山区建成6个“银发防诈站”;资助留守儿童开展防骗夏令营;新疆直播收益中7万元注入朋友的“共享山庄”,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食宿……
这种“造血式公益”模式,虽不完美,却为体制外反诈提供了新样本。
2021年正值电诈高发期,其“警服+连麦”的组合精准击中公众对反诈的迫切需求。
更关键的是,他将严肃的反诈知识转化为“你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了吗”的魔性话术,这种“专业+娱乐”的混搭,让他成为现象级IP。
从“反诈民警”到“带货主播”,辞职后的老陈陷入身份焦虑:
2022年尝试吃播、跳操等娱乐化内容,被批“自降身价”;2023年出版反诈书籍《你真的安全吗》,被人吐槽;2024年公开求职协警,遭网友调侃“小区缺保安”;2025年新疆直播带货,被质疑“消费公信力”……
这种转型困境,折射出体制内IP商业化的普遍难题。
100万销售额,实际收益有多少?
农产品佣金率仅8%,佣金收入8万元。扣除物流、团队分成等成本,赚不到几个钱。相比头部主播30%-40%的佣金率,老陈的收入仅为李佳琦的1/20。
从2022年的133万到2024年的31万,老陈的收入暴跌揭示了网红经济的残酷规律:
素人爆红后的18-24个月是流量变现高峰期;缺乏专业运营的“单IP”模式难以为继;公益属性与商业变现的平衡考验运营智慧。
流量是把双刃剑,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束缚。体制内身份成就了他,也束缚了他。
直播带货是谋生手段,只要不违法就不该苛责。反诈需要更多创新,老陈的探索值得宽容。
支持者认为:他是务实派的“公益守护者”“他卖的灰枣比超市便宜一半,助农就该这样!”“辞职后仍坚持反诈,这份真诚太难得了。”“共享山庄让老年人免费吃住,比某些明星作秀强多了。”
质疑者的恶意: “脱下警服就什么都不是,流量红利吃完了就卖惨。”“带货和反诈捆绑,本质是消费公众信任。” “公益项目不透明,谁知道钱进了谁的口袋?
老陈是数字时代的典型样本。他用体制身份撬动流量,又因流量反噬失去体制庇护;他以公益之名带货,却在带货中被质疑公益初心。
这种“双面人生”的困境,本质是公众对“真诚”的苛刻要求,人们既希望公众人物保持纯粹,又默许他们逐利生存。
公益不是慈善,纯粹性与可持续性的平衡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老陈的探索虽不完美,却为公益创新撕开了一道口子。
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只是个普通人,想哭就哭,想乐就乐。”这种真实,或许比任何“完美人设”都更有力量。
(周愚,评论人、商业评论人、财经评论员、策划人、投资人,某宝前十品类操盘手、多家媒体及机构邀约评论人,发表商业评论千万字,已委托快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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