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红城市”频现，缘何网红城市热度维持时间越来越短？

2024年以来，从天水麻辣烫的“半月热”到临汾隰县的“黄金周现象”，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借助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又迅速跌出流量视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极短时间内被赋予热度标签，成为“网红城市”，却也往往在热潮退去后迅速淡出公众视野。面对这种“爆红-泡沫-退潮”的周期性循环，各界可能都有一个疑问：爆红之后，城市究竟得到了什么？

通过对多个城市案例的追踪，新京智库采访了三位研究专家，他们从流量生命周期、城市空间表达、公众情绪机制、文旅转化能力等多个维度，揭示了“网红泡沫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昙花一现”型城市与“长红”型城市之间的根本差异。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城市不是短视频背景板，而是复杂的文化、有机的空间和鲜活的人群集合体。如何从“打卡”走向“打动”，从“热度”迈向“韧性”，考验的是城市对自身的再认知能力。

网红城市热度维持时间越来越短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李明德研究分析了几个典型城市的数据趋势。他告诉新京智库，淄博烧烤曾维持热度近两个月，而天水麻辣烫的搜索指数高峰期仅持续约10天。“从西安、重庆等初代网红城市，到如今的新一批爆点城市，生命周期明显变短，城市爆红到淡出的速度越来越快。”

李明德解释，这一现象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是内容和服务的高度同质化，导致新鲜感迅速消退；其次是部分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有限，难以维持良好的游客体验；最后是流量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活力，“高流量”背后是“低转化”，爆红效应更像是一场营销泡沫。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戴俊骋教授告诉新京智库，网红城市的“红”往往是一种系统化传播的结果。如今的“爆红”越来越多来自组织化的宣发系统，常常是地方官媒先下场，再通过自媒体与MCN机构接力扩散，最终形成“官媒+自媒体+平台”的三段式热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种“统一模板”上，“在这种链条中制造出的热度，很难长久维持，因为每一环都可以被快速复制，也就容易被新的爆点替代。”

戴俊骋表示，“年轻人注意力的快速转移，也是推动城市生命周期缩短的重要变量。”如今的Z世代与α世代受众习惯于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一个短视频、一个话题标签就能引爆关注，但也能在一天之内被下一个热词替代”。这使得城市即使成功“出圈”，也面临难以转化为“长红”的困境。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则用“A-B-C模型”对网红城市的传播机制进行了总结：“A是Agent，也就是第一个发起者，往往是某个视频博主、现场参与者；B是政府是否及时介入，能否形成制度性配套支持；C是网民，也就是情绪传播的真实驱动力。”吴必虎强调，三者若能形成闭环，城市“红”得快，“但如果B端和C端跟不上，这种热度就会迅速塌陷。”

吴必虎也提醒，流量背后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网黑城市”的浮现。河北三河因统一改商户“绿门头”的行政命令意外引发巨大流量，一度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但这种“黑红”热度带来的不是认同，而是争议。“城市在爆红时获得了知名度，也可能同时埋下形象危机的种子。”

无论是从流量起伏的数据曲线，还是从传播路径的系统演变，专家们的共识是明确的：当前的“网红城市”现象已经进入快节奏、短周期、高波动的阶段。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快速轮转的“出圈”机制背后，其实暴露了城市文化输出与社会服务能力之间的失衡。

李明德认为，“爆红”并非全然是好事，如果城市没有准备好接住这波流量，没有配套的接待能力和内容供给机制，那么短暂热度很可能带来的是游客失望、城市口碑滑坡，反而成为一种“反向营销”。

城市“闪红”的三大特征

2024年夏，拉萨的一处小土丘因独特的拍摄视角迅速走红。游客站在土丘上，背景中的布达拉宫仿佛伸手可及。不久之后，兰州、重庆巫山等地迅速“复刻”了类似景观，但热度转瞬即逝。

“类似这种可复制性极强的打卡地，虽然能短时间引流，但很难真正打动人心。”戴俊骋说，“它带来的是拍照幻觉，不是真正的城市体验。”

李明德将这种城市“闪红”或“网红泡沫化”概括为“三高两低一失衡”：流量依赖高浓度、内容设计高同质、资源接待高负荷；文化密度低、商业韧性低；而游客期望与实际体验之间的落差，则导致整个城市发展的供需结构失衡。

“很多城市做了极高投入，打造所谓的网红街区、灯光秀、玻璃栈道，但半年后日均客流量不足百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李明德说，视觉刺激可以迅速“拉流量”，但缺乏文化内核与多样化内容，就很难让游客留下来，更不用说形成复游意愿。

吴必虎则从“市民和城市之间的张力”角度提出了更深一层的观察。“很多昙花一现的城市，背后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市民自身并未真正参与其中。”他说，“流量是外来的，决策是自上的，空间是造出来的，游客来了，只是拍几张照，然后离去。”相比之下，那些真正实现与市民共同互动的城市，如成都的小酒馆、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才拥有了可持续的情感黏性。

吴必虎进一步指出，一些城市为制造热点，甚至不惜进行“拍照幻觉”的精密设计，比如刻意营造错位打卡点、设置各种“伪自然”的观景装置。“这些设计也许能骗过镜头，但骗不过体验。旅游的本质不是打卡，而是与地方发生真实的连接。”

戴俊骋也表示，这类街景建设陷入了一种“标准化叙事”困境。“你会发现每个城市的网红地标越来越像，不是写着‘请XXX你会爱上我’，就是一个打卡框、一个自拍背景。”这种城市空间的高度模板化，反而压缩了城市独特性的表达空间，“一旦同质化，就会陷入审美疲劳”。

这种“疲劳”不仅发生在游客端，也发生在城市自身的表达上。李明德认为，一些地方在运营初期花了大量资源“冲榜”“上热搜”，却在热度退潮后发现：没有留下可以持续运营的内容，也没有积累足够的品牌资产。“流量本身是短暂的，若不能及时转化为文化产品、服务体验、复游动力，那么最终只会留下一个人去楼空的背景板。”

“闪红”城市的另一个特征是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明显滞后于热度扩张。李明德指出，短时间内的大量游客涌入，对交通、住宿、餐饮提出极高要求，但许多城市的配套设施远未准备好。“交通拥堵、食宿短缺、服务跟不上，这些都会迅速影响口碑，从而加速热度的下滑。”

在网络上“闪红”城市常常止步于“把人吸引来看一眼”，却忽略了后续的转化机制。吴必虎说：“一个城市靠拍照出圈可以理解，但如果只停留在照片里，而没有进入游客记忆、情感和故事，那这个城市注定只能火一阵子。”

长红城市不是靠一个打卡地“爆点”

成都、西安、重庆等地为何能够在互联网热词更替极快的当下，维持长时间的关注度？李明德将这类城市称为“自我迭代型”的文化生态体。这些城市不是靠一次性景观“爆点”吸引游客，而是依托自身文化底蕴，结合现代传播语言，不断推出新场景、新活动和新内容，实现品牌内涵的持续更新。

以西安为例，从“摔碗酒”到“不倒翁小姐姐”，从大唐不夜城的互动演出到《长恨歌》的实景秀，城市通过视觉奇观与沉浸体验的结合，把静态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动态的社交传播。“这不是简单的文化再包装，而是文化的可感知、可分享、可再生。”李明德说。

吴必虎强调，“长红城市”的核心在于“体验留人”。相比单一打卡点的即时满足，这些城市往往提供的是多层次、差异化、可参与的体验路径。成都的街头，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你可以打卡新地标，也可以在巷子深处喝一碗盖碗茶、看一场变脸表演。“这就是让游客‘走了还想来’的魅力。”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城市氛围”。吴必虎表示，城市对人的态度决定了城市的吸附力。比如，成都在疫情期间因一位新冠感染者的“酒吧轨迹”意外走红，但这件事并未引发舆论危机，反而因市民的幽默和松弛感，反向提升了城市的公众形象。“真正的长红城市，不是怕流量来，而是不怕流量带来的冲击。”

戴俊骋也指出，相比短期的IP营销，西安、成都能够“长红”的重要支撑，是稳定的人口和持续运营的文旅内容。城市“出圈”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人拍照”，而是“让人留下”。“你不能只设计第一眼的惊喜，也要设计第二次的回味和第三次的生活节奏。”

此外，文化的深度表达能力也成为长红城市的分水岭。李明德提到，不少城市在面对自身文化资源时，“要么不挖，要么挖得太浅”。而西安、成都等城市则通过演艺化、场景化和年轻化的方式，将传统资源变为当代内容。例如西安用灯光秀点亮城墙，用短视频讲述“千年长安”，把“历史”从课本中请出来，放进了游客的镜头和记忆中。

相比之下，过度依赖短期爆款、IP绑定的城市则常常因内容更新缓慢而遭遇“内容断崖”。戴俊骋认为，长红从来不是靠一两次投放能维持的，它需要系统思维、持续供给和长期运营。这种“内功修炼”不仅是内容的叠加，更是城市文化与治理的综合体现。

在成都、重庆、西安这些城市，流量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一种长期沉淀。吴必虎表示，游客在这些地方感受到的不只是消费体验，更是一种情绪和人文的连接。他们看到的是市民的包容、政府的配合和城市的温度。“这些东西无法建模，但最能留下人心。”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