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燕召：面对人工智能，有提出真问题的能力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工具的便捷使用，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产生无可回避的影响。的确，人们只要随便向人工智能提出一个需求或者问题，它就能通过对大量文本数据的挖掘，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答案。面对唾手可得的结论，以往的内容创作者似乎要被替代了。

我了解过两个尝试用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的例子：一家影视公司，把某位脱口秀演员的全部文稿、个人经历等信息编成程序，接入人工智能的模型算法，希望以此训练出一位“段子手”；一位篆刻爱好者，搜集了大量明清印谱资料，训练人工智能学习不同的篆刻流派，只要输入文字，选择某个篆刻家，就可以生成相应风格的印章。

对于艺术生产来说，这样的尝试积极而有意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好处显而易见：减少内容生产的人力投入，大幅提升创作效率，甚至还可以省略复杂而艰苦的学习积累过程。但这样的生产是否能等于创作？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也同样明显：主要依托于对既有成果的模仿，缺乏艺术应有的自然生动的感染力，与其说是艺术创作，毋宁说是模式化的工业生产。

我读到过一位作者论述文学细节描写时所举的例子，觉得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借喻当下文艺领域的人工智能创作。

先看某网络小说中刻画角色外貌的细节描写：

少年缓缓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有些清秀的稚嫩脸庞，漆黑的眸子木然地在周围那些嘲讽的同龄人身上扫过，少年嘴角的自嘲，似乎变得更加苦涩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程式化细节，好像说了什么，其实又什么也没说。像“漆黑的眸子”等描写，读者能获得的只是对于一类人泛泛的印象。

同样是写“漆黑的眸子”，在张爱玲的名篇《金锁记》中，是这么写的：……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来。那眼珠却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表情。“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这样精准而富于戏剧性的细节，其艺术效果，远远超出含糊笼统的描写。

模式化写作的泛泛而谈与创造性创作的精准细腻相比，恰如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区别。

如果说艺术创作与模仿关系密切，那么对于文艺评论来说，则更看重独创性，因袭或沿用既有观点的做法，就更不被重视了。目前，《光明日报》每周有四个整版刊发文艺评论，涵盖文学、影视、美术和舞台艺术。如果再加上图书评论中包含的相关内容，文艺评论的数量就更多了。在编发这些文艺评论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一类文章：说选题吧，也算当下热议；看论述吧，也有甲乙丙丁；讲文字吧，也称中规中矩——然而读来使人并无太多收获，只是一篇文章，说了件事，观点结论与读者预期符合，如是而已。遇到这样的文章，同事间互相讨论，大家往往会说“不会是人工智能写的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某一门艺术发展的历程，在其形式诞生之初，总有一种幼稚朴拙、天真烂漫，逐渐发展，技巧境界都开始成熟。随后，在这一门类中会出现少许极为卓越的艺术家，携之登峰造极，成为后来者的典型。然而程式化、“八股化”，也就从此开始——后来人只知道尽力模仿典型，不师心源而临摹范本，因此陈陈相因，落入窠臼。甚至当一个艺术家个人的格调相当成熟后，也会模仿自己，成为一种滥调。一切的圆熟和典型都环绕着一层庸俗化的危机和程式化的悲哀。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发展历程，才给人工智能的创作带来了空间。

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现，并不会让人文素养贬值，反而会更加凸显人文素养的珍贵。人工智能首先替代的，是一些自动化、模式化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最先取代的是陈词滥调，让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本来应该去做的工作。就文艺创作来说，就是返于真、返于诚，抛弃庸俗程式的浮光掠影，回到精神与天地往来的最初的心性诉求，那是人所以为人的自然需求，是真正的人的创造。如果人的这种心性诉求不会消失，那么人的创造就不会被替代。

而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身，也有需要深究的一面。

记得叶嘉莹先生去世后，我们编发一篇纪念文章，错将叶嘉莹号“迦陵”写成了“嘉陵”，直到付印前才看出来。事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曾尝试用某款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校对，它果然校出错误，但其依据就是报纸上刊发的那篇文章。如果当时报纸上的错误没有改正过来，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会给出错误的答案？虽然以人工智能庞大的数据基础，这类简单的问题不至于产生差错，但人工智能的幻境是否真的存在？有许多人指出过，在相对更专业一些的领域，人工智能会将其提供的错误答案，伪装成权威、正确的样子，它会编造文献、编造作者，甚至编造作者压根没写过的内容。

从这个角度延伸，如果更广泛地依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会存在某类内容反复积累，越来越多，而另一些内容受到挤压，慢慢消失，而这些内容的选择，并非依照其价值，而是最初人工智能获取的便利程度。

总之，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是存在缺陷与漏洞的，它需要人们调动主观能动性与原创性去进行甄别。

就人工智能目前发展的情况而言，尽管它能面对千奇百怪的问题给出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还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还不会主动发问。但对于人文学术而言，人们做研究、写文章的初始点，都是基于提出一个问题。无论是文艺创作、文艺评论还是新闻工作，面对人工智能，都需要有提出真问题的能力。我认为，这很像人在山中行，或许关于这座山的地理位置、所属地貌类型以及相关的传说故事，人工智能可以快速详尽地一一解答。但是，关于何处驻足可以欣赏行者眼中的风景，人工智能并不能提供答案。

在人工智能领域，图灵测试为人津津乐道，其目的在于让人类去检测机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模拟人类。如今，文艺领域的每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许都曾疑惑：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自己的创作水平？如果有这样的疑问，或许应该给自己做一个反向的图灵测试——借助使用人工智能，来测试自己究竟具备多少独属于人类的创造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的出现是让人的归人，让机器的归机器。技术促使人们思考“何以为人”这一深刻命题的同时，也会激发创作者对自身创造力进行审视。未来，在文艺创作上，人工智能将会追赶着创作者去不断创新、创造。

本文作者：殷燕召，光明日报社文艺部主任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艺见”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