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风波渐息，但苹果还好吗？

苹果并未走向末日，尽管在几周前的“解放日”关税风波中，形势一度岌岌可危。若关税真正落地，苹果的成本将大幅攀升。所幸，特朗普政府给予了暂时豁免，因此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一切仍可照常运转。

当然，这并非苹果面临的唯一难题：就在一个月前，公司不得不承认，去年的 WWDC 上，对 AI 的诸多承诺无法兑现，这促使 John Gruber 直言“库比蒂诺（苹果总部）的空气里，有股腐败的味道”。

然而，尽管Siri 迟迟无法达到预期，并不必然意味着短期危机：苹果确实上线了 Siri 与 ChatGPT 的整合功能，而且你完全可以在 iPhone手机 上运行一众顶尖模型的独立 App。

因此，苹果眼下并未“彻底凉凉”，但仍有值得警惕之处：正如技术的成功要提前数年布局，失败也四如此。历史上，三家曾盛极一时、却错失未来的公司，为苹果及其董事会敲响了警钟。

一、微软与互联网

你或许已经猜到这个比较：微软之于互联网，正如苹果之于 AI。

没错！不过，也许出乎意料的是，我认为这对苹果而言反倒是半个好消息。

互联网的起点通常被视为 1991 年（Tim Berners‑Lee 创建万维网）或 1993 年（Mosaic 发布首款面向消费者的浏览器）。

换言之，比尔·盖茨那封著名的《Internet Tidal Wave》备忘录，至少晚了两年，可能四年。

备忘录开篇写道：“未来数年，互联网的发展将为本行业奠定长期格局。你们或许已看过我或他人关于互联网重要性的备忘录。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数个阶段，如今我将互联网置于最高优先级。在此，我要明确：聚焦互联网对我们业务的每一个部分都至关重要。自 1981 年 IBM PC 问世以来，互联网是最重要的单一创新，甚至比图形用户界面 (GUI) 的到来更具意义。PC 的类比十分贴切……一个围绕 IBM PC 的现象随之兴起，影响了接下来 15 年的一切。那些试图对抗 PC标准的公司往往理由充分，却终究败给了这一现象。”

称这份备忘录“迟到”，并不完全公允——它相当有前瞻性，而微软也迅速倾尽全力“拥抱互联网”，以至于数年后,便因在 Windows 中捆绑 Internet Explorer 与 DOJ 对簿公堂。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你甚至可以说，盖茨的先见给微软带来了某种副作用；他在备忘录中谈到 Netscape：“一个诞生于互联网的新竞争者是 Netscape。他们的浏览器占有 70% 使用份额，因此能决定哪些网络扩展成为主流。他们采取多平台策略，将关键 API 前移到客户端，以商品化底层操作系统。他们吸引了不少公共网络运营商……我们必须匹配并超越他们的产品……”

微软战胜了 Netscape，可结果如何？客户端确实被商品化——IE 团队甚至推出了让 Web App 成为可能的 API——但这在商业上无伤大雅，因为大家已经离不开 Windows。

真正关键的是“开放”，体现在两层：

其一，因 Web 开放，微软终究无法把它局限于自家平台；

其二，因 Windows 本身开放，这并无大碍——Netscape、Firefox 乃至今日称霸的 Chrome，都是 Windows 应用。

这不是说互联网对微软的长远前景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它成为让微软真正失手的下一个范式：移动mobile。

硬件范式的跃迁，往往先在应用层筑起桥梁：“PC 在其二十年统治期内历经蜕变——先是运算速度，再是形态（笔记本的崛起）。但应用层的关键创新，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与传统应用的不同，在于它存在于每台 PC，可让 PC 之间互联，并且对所用设备‘中立’，它又成为通往下一代设备范式——智能手机——的桥梁。”

微软并非“错过”移动，而是试图把 PC 范式延伸至移动：他们主攻错误的界面（WIMP + 手写笔 + 内置键盘），并假设 Windows 在应用层的统治会继续成为杀手锏。

苹果，则找到了智能手机的正确界面，为触控打造了全新的操作系统。

是的，iOS 在底层基于 macOS，但就用户体验而言，它是一款全新系统。

与此同时，得益于源自 macOS，iPhone 比只针对手机设计的 BlackBerry OS 或 PalmOS ，功能更强大。

其中关键在于，iPhone 能访问“真正的互联网”，这正是将移动设备与庞大计算世界相连的那座桥。

回到微软的失败：公司试图通过把 Windows 界面和应用塞进智能手机来，赢得移动，其实他们真正该做的，是“采取多平台策略，将关键 API 前移到客户端，再商品化底层操作系统”。

换言之，微软应当拥抱并利用当年的 Netscape 威胁，而非试图消灭它。

苹果与 iPhone 在很多维度上类似于微软与 Windows，既有利亦有弊。

好处是：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远超 PC，即便苹果市占率不到一半，iOS 设备仍多过 Windows 设备。然而，这也是潜在隐患：苹果对 iOS 的掌控比微软对 Windows 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又没有微软当年的垄断地位。

智能手机双寡头的直接后果是，苹果无法像微软当年那样，单方面操纵整个行业的应用层。不过换个角度看：正因为 Windows 是垄断，微软那时反而不敢像苹果现在对 iOS 这样严控，当时Windows API 的开放性，让互联网几乎完全发生在 Windows PC 上。

思考当下的 AI时代，iPhone 的确汇聚了 ChatGPT、Claude、Gemini、DeepSeek 等各家 AI App，但系统级助手接口却并不开放——你只能用 Siri。

若 iPhone 真正成为开放平台，会对 AI 时代多有吸引力？彼时 Siri 表现糟糕也无妨，用户也可以运行别家的模型。

这点在下一代设备范式上尤显重要，就是可穿戴设备，而当下的可穿戴，仍停留在 iPhone 之前的萌芽期。

一头是 Oculus 这类独立平台，自带 OS、App Store，形似游戏主机——技术上虽是电脑，却只为单一用途。另一头是智能手表、AirPods、智能眼镜等，它们不过是手机的延伸，类似当年功能强大却非通用计算设备的 iPod。

苹果或许不同意这种分类，尤其是 Vision Pro：它配备 PC‑级 M2 芯片，运行 visionOS，也能跑 iPad App。但实质上，这更像微软的 Windows Mobile：功能确实强劲，却困于上一代（苹果）主导的范式。

换言之，我并不认为App是连接移动与可穿戴的那座桥梁，App 只是我们在移动端访问互联网的方式。

而互联网是旧桥，不是新桥。

新的桥梁，应该是这样一种用户界面：在恰当时刻精准呈现所需，其余时刻则隐于无形。它基于 AI，而非 App。

苹果若试图将 AI 囚于现有范式，最终恐将重演微软想把互联网锁在自家设备上的旧戏码：起初徒劳无功，最终非常致命。

二、Intel 与代工模式
在 PC 时代，Intel 与微软并列为双雄。尽管 AMD 始终存在，但更多时候只是个烦人的竞争者，部分原因在于 Intel 自身的反竞争行为。
然而，与微软相似，Intel 也错失了移动浪潮，且症结同样在于过度依赖 PC 时代的成功经验。

上世纪 80、90 年代，PC 走进千家万户，最大瓶颈是性能。Intel 因此将全部精力押注在算力上——每一代处理器都比前一代快得多，而且更新节奏精准，以至于开发者习惯于面向未来编程，而不必为即将过时的当下费心优化。

进入移动时代后，电池续航成为关键，但 Intel 并未真正关注能效。坊间一直流传“Intel 拒绝为 iPhone 代工芯片”的说法，而 Tony Fadell 在访谈中坦言：Intel 从未进入备选名单。

他解释道：“在电池驱动设备上，功耗至关重要——你必须重新思考中断结构、网络通信、内存管理……当你把视角放到微观层面，一切都截然不同。回到 2000 年中期的 Intel，他们总在说：‘我们把桌面芯片封装一下，就能放进笔记本；再封装一次，就能嵌入式。’这让我想起微软：‘做完 Windows，再做 Windows Mobile，再做 Windows Embedded。’他们利用同一内核，不断瘦身，指望摩尔定律解决一切……这种路径锁定，导致当年 Intel（Pat Gelsinger 回归之前）完全由制造能力和法律主导，而非架构决策。”

错过移动，对 Intel “垂直整合制造模式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ing model”打击巨大：长期来看，失去移动客户带来的海量出货和资金支持，Intel 难以跟上 TSMC 的脚步。如今，Intel 正艰难转型为代工厂，希望得到苹果这类客户的订单——制造的不是 Intel 自研芯片，而是基于 ARM 架构的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局面耗时之久。2013 年，有人呼吁 Intel 进军代工业务，那已是 iPhone 发布六年，动作应太慢。

事实上，Intel 股价在 2020 年几乎重回互联网泡沫时期高点，原因是在随后七年里，业绩稳步增长。

但导致增长的，反倒是移动。智能手机兴起，伴随着云计算腾飞，Intel 为后者提供 Xeon 处理器，这类服务器芯片的单价，远高于 PC 乃至移动芯片，致使利润率持续攀升，而投资者似乎并不在意 Intel 的衰退早已注定。

微软之于互联网的教训，与苹果和 AI 更为贴切，但 Intel 管理层与股东对公司长期风险的集体失明，对 iPhone 制造商同样发出警示。

总结 Intel 的发展线如下：

• Intel 错过移动：聚焦错误指标，关注性能而非能效。

• Intel 未能利用最大优势：未将制造优势转化为移动时代的立足点，比如成为代工厂。

• Intel 制造落后行业领头羊：TSMC 的崛起，削弱了 Intel 核心业务，AMD 的服务器芯片现已优于 Intel。

时至今日，距离最初失误已过十五年，纵然 Intel 期间曾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高涨，如今却也摇摇欲坠。

如果，苹果重演类似剧情，或许会呈现这样的路径：

• 苹果错失 AI：因专注错误方向，比如隐私至上。

• 苹果未能借最大优势破局：未把 iPhone 平台变为顶级模型开发者的首选阵地。

• 苹果平台落后行业联合霸主：Android（或未来待定的平台）在 AI 体验上全面领先，反过来冲击 iPhone 的核心卖点。

围绕隐私理念，是否阻碍苹果 AI 进展的质疑，由来已久。2015 年，就有人指出苹果日益强硬的数据收集立场，可能在机器学习日趋重要时削弱产品质量。

事实上，多年来这种担忧被证明并未成真，不少人甚至认为现在的苹果的隐私坚守，是重要亮点。

不过，也许这些担忧并非错误，而是为时尚早：

• 若苹果完全不顾隐私，即可利用庞大且独家的用户数据训练模型；

• 若苹果坚持不以用户数据训练模型，仍可通过全规模云端服务，提供更强大的 AI，而非当前“本地计算 + 私有云”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受限于模型能力与性能。

• 若苹果拥抱第三方模型，可开放系统接口，允许用户用任意模型替换 Siri。

苹果绝对且家长式的隐私观，令上述选项悉数作废，迫使公司在手脚受缚的情况下，独力提供平台级 AI 功能。但迄今为止，苹果仍未交出满意答卷，考虑到 AI 与硬件、操作系统截然不同，不禁令人质疑他们是否可以成功。

关键在于，这些问题短期内并不会显现。多年以后，苹果 AI 的能力缺失，都难以真正影响 iPhone 销量，大多数 AI 场景仍将在 iPhone App 内实现。

真正缺失的，是苹果能架起通往未来的底层平台能力。

这恰是 Intel 最大的失败。

当下，全球对代工产能需求空前旺盛，这并非为了移动，而是 AI 芯片，尤其来自常年愿意采取双供应商策略的 Nvidia。

然而 Intel 已经难以应付，在错失移动后，也未及时开放自身，导致公司无法为下一次机遇做好准备。

三、苹果与中国

坦白说，最后这个类比，最难严丝合缝，却或许最为关键，它关乎苹果自身。

《纽约时报》曾这样回顾：1983 年，乔布斯督建了一座最先进的工厂，用于生产全新的 Macintosh 电脑。早期参观的记者被告知，这座工厂距苹果总部，只隔着旧金山湾，自动化程度极高，以致人工成本只占整机成本的 2%。然而，因产量始终未达乔布斯设想，因为Mac 真正迎来销量爆发是在多年以后，这条生产线最终于 1992 年关闭。

这次挫败，给乔布斯上了重要一课。1997 年，他重返苹果，次年他聘请 Tim Cook 出任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Cook 早在 IBM PC 业务和 Compaq 电脑时期，就练就了驾驭全球制造供应链的本领。

乔布斯想在美国造电脑的初心值得钦佩，但若想活下去，乃至腾飞，公司其实必须像其他科技企业一样，转向亚洲。

正是 Cook 与乔布斯一起，既拯救了苹果，也为其后来的天文级增长奠定了道路。

如今的挑战在于，中国自身的崛起，几乎与苹果的增长同步，而现任美国政府决意推行中 美“脱 钩”，这使苹果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tai 海冲突——风险陡增。

这与 Cook 长期关注的“效率‑库存”问题截然不同,《财富》杂志 2008 年的一篇人物特写写道：“Cook 到任后，几乎立刻意识到，必须让苹果退出自有制造。他关闭了全球范围的工厂和仓库，转而与代工厂合作。结果，苹果库存（按留在资产负债表的时间衡量）从数月骤降至数日。Cook 称，库存“本质上邪恶fundamentally evil”，并指出在正常时期其价值每周会贬损 1% – 2%，在当下这般萧条时刻，跌得更快。他打过一个比方：“得像做奶制品生意那样，管理库存，过了保鲜期就很麻烦了。”这种物流纪律，让苹果的库存管理可与当时公认的制造效率标杆戴尔比肩。

然而，世上有比牛奶变质更糟的事：奶牛被炸得粉碎。

邪恶吗？毋庸置疑。可能发生吗？在当下可能性正不断提高。

于是，我的类比呼之欲出。1998 年 ，Cook 加入时，苹果的供应链正让公司陷入存亡危机，而今天亦然。

不同的是，灾难发生的概率与情景：上世纪 90 年代的苹果，濒临破产，几乎是时间问题，而当下的“亚洲风险”虽升高，却并非必然。

与此同时，苹果如今手握充沛现金流与强大的议价能力，当务之急不再是迫于生计，作显而易见的选择，而是出于谨慎，做出未卜先知的决策。

Cook 在中国搭建起苹果这台庞大机器，现在的难题，是如何拆解它。

四、Cook 问题

在所有类比中，Cook 是唯一的共同变量：

• 封闭 iOS —— 在 Cook 领导下，苹果不断收紧平台，通过“市场体量的巨棒”而非“开发机遇的胡萝卜”，来约束开发者；

• 隐私绝对主义 —— Cook 同样是苹果铁腕隐私政策的急先锋，影响力度不断加码，不仅约束第三方，也束缚苹果自身；

• 深度倚赖中国 —— 如上所述，Cook 亲手缔造了苹果对中国的依赖，并在中美两端巧妙平衡这一现实。

以上种种，都对苹果的成功至关重要，Cook 对公司及股东而言，是一位极高效的 CEO。如果他再掌舵数年，只要tai 海无事，股价层面或许可以风平浪静。

然而，科技业的命运往往提前数年、乃至十多年就已经定型。苹果并未走向末日，但有很大隐忧，让人有理由审视其长期前景。

我关心的不是 2025，而是 2035。但影响2035的决定，将由今天做出，我对此有几点观察：

1. 执行“AI 平台转向” —— 让开发者自由调用 AI，而非苹果事事亲力亲为，更广义地说，应在经济与技术两方面都扩大开发者机会。

2. 保留“隐私”品牌，直面“信任”本质 —— 计算设备，永远拥有系统最高权限。用户信任苹果，并非因苹果对数据严苛到让产品变糟，而是因其商业模式与用户利益一致，数十年来始终如此。真正做到“对用户负责”，当下就意味着推出实用的 AI 体验。

3. 加速“去亚洲化” —— 我曾认为苹果维持中国布局合情合理，因为对冲成本高昂，不如承担微乎其微的war 风 险，而苹果的在华地位，又可进一步降低风险。如今，这思路似乎已难以为继。至少，苹果需大幅提速供应链多元化，这不仅包括在印度、巴西等地扩张最终组装，更意味着扭转长年以中国供应商打压非中供应商的做法。

这些主张几乎与 Cook 过去三十年的抉择，全都背道而驰。但我得再强调一次：当年 Cook 并非判断失误，而是“时移则势异”。苹果需要在“改变已成必然”之前，完成转身——因为等到那一刻，最佳时机早已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