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长“挤爆”儿科，身高焦虑让药企年入百亿

文｜胡香赟

编辑｜海若镜

我想“再高一点”

春日，宜万物生长，包括人类幼崽的身高。

在讲究科学的时代，孩子的身高理所应当地也应遵循某种可量化的生长公式。

一个颇受大众认可的方法是，根据父母身高来预测孩子未来的身高区间。比如，男孩子的身高区间=（父亲身高+母亲身高+13厘米）÷ 2±7.5厘米。

公式前半部分就是所谓的“遗传靶身高”，即由遗传决定的无法改变的身高基数。而后半部分的“±7.5厘米”，则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部分——只要能“充分发挥孩子的生长潜能”。

梁宇在一家药企从事研发工作，出于职业敏感，女儿萱萱还在上幼儿园时，就开始关注她的身高问题。她坦言自己和先生都不算高，对孩子未来的身高“没有过大期待，她个子不高，这点从小就能看出来”。

尽管如此，萱萱上大班后，梁宇还是开始给她报了跳绳兴趣班。运动、光照、补充维生素D，最初梁宇选择的是最朴素的科学“长个儿”方法。

几年后，萱萱在跳绳比赛里拿了奖，但身高年增长一直保持在5厘米左右。按照一般值，许多小朋友能达到7、8厘米。原本，梁宇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直到萱萱三、四年级左右时，出现了早发（早发性发育）的征兆。

在幼儿的成长期里，性激素和生长激素是两个影响身高的关键因素，前者决定了成长期的长短，发育越早，“长个儿”的时间就可能缩短；而后者决定了生长速度，也就是生长激素水平越高，“长个儿”速度越快。

梁宇说不好女儿出现早发的原因，但显而易见的结果是，物理干预手段已经不够了。她带着萱萱去了医院，经过一些列检查，开始同时使用能够抑制早发的“达菲林”和能够助长的生长激素。

重组人生长激素，这是一类经国家药监部门官方认证可用于儿童生长缓慢的药物。早在1950年代，就有学者成功在体外化学合成出人生长激素，后来逐渐投入临床使用。目前，这类产品已获批用于治疗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身材矮小等多个适应症，是不少家长心中的“追高”良药，也是市场热捧的百亿级消费医疗单品。

市面上，常见的生产激素有粉剂、短效水剂和长效水剂3种类型，区别主要在于注射频次和价格。

图源：民生证券

过去几年，王秀民接诊了不少类似于萱萱这样的小朋友。她如今任职于上海和睦家医院，在儿科领域的从业经历超过35年。经验上判断，这种情况可能“和疫情期间缺少运动、营养又过剩有关”。

而出现在诊室里的家长诉求大多很统一，就是“能不能打生长激素”，让孩子尽快再长高些。

“早些年，快进入青春期时才过来的孩子比较多，集中在放暑假时。因为一般在上学阶段，身高不会被摆在最高位置。但这几年，能感觉到来门诊咨询身高问题的家长越来越多，年纪小的甚至2、3岁就带来了。”王秀民提到。

这些早早坐进诊室的孩子，大多并非生长激素的标准适用群体。按照适应症规则，重组人生长激素应用于身高低于P3曲线（100名孩子中最矮的3个），对应到男性和女性最终身高时，一般是不超过160厘米或150厘米。

但有关注生长激素赛道的投资机构从业者提到，实际临床中“P3到P10之间用药的也不少”。

医生们坦言，在现代社会标准中，“P3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考虑到身高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乃至未来恋爱、求职的影响，大家的确会在符合基本指征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放低一点注射标准，“比如女孩在150-153厘米之间，男孩在160-165厘米之间，也考虑允许用药”。

但只放宽几厘米，显然无法达到一些家长的期待。在身高这个问题上，“及格”不是标准，超出平均值也仅能称得上“达到预期”。如果可以，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人群中高挑、挺拔的那个。

于是，P25、P50，乃至中等以上个子的孩子们不断出现在诊室里。王秀民的同事甚至曾带着一个16岁、身高172厘米的男孩前来咨询注射生长激素。但在王秀民看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身高”。最终，她拒绝了这个病例。

但往往，已经高出均值的孩子的诉求更引人怜惜。他们未必真的不满意自己的身高，但他们想当演员、想打篮球，在这些特殊职业上，差一厘米或许就意味着与梦想失之交臂。

而对于享受到长高结果的孩子们来说，这份快乐足以让人“上瘾”。打针的第一年，萱萱身高增幅也达到了7厘米左右的平均值，如今12岁的她已经有152厘米，最终身高或许能达到160厘米。“毕竟是药”，梁宇原本考虑再过半年就停针，但萱萱并不愿意。

她想继续再长高。梁宇猜测，尽管自己从未直接给孩子压力，但平日里家人无心说出的“还是高点儿好”，或终于从“万年第一排”被老师调到第二排时的小雀跃，可能还是被萱萱记在了心里。

“她现在想长到166厘米，孩子觉得，160厘米以上才是好的。”

为什么要“追高”

“动作上身体力行，金钱上不计成本”，是王秀民对许多追高家庭的另一印象。早年间，医生之间甚至流传着一个玩笑：“你想长多高，就把人民币在脚下垫多高”。

尤其是，“花钱垫高”，也存在着过期不候的时间窗。当生长发育期儿童特有的骨骺闭合后，他们的身高增长也会随之停止。长高的黄金窗口期，通常只有12-14年。

所以，很多家长早早将孩子带到儿科内分泌门诊追高，因为“时间等不起”。

大学生阿琳对此深有体会，她见证了弟弟一路追高的历程。

大约在弟弟3岁时，家人发现了他与同龄小孩不太一样，“不仅是矮，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小了一岁”。后来，弟弟在儿童医院被确诊为努南综合症，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也是生长激素在国内获批治疗的适应症之一。“他自身完全无法分泌生长激素，如果不打针，预测的成年身高只有130厘米左右。”

阿琳身高超过160厘米，弟弟身高若仅有130厘米，这是一家人都“绝对无法接受”的数字。自那时起，弟弟的“追高”人生正式开始。

全家人时刻准备着：盯着他好好吃饭，因为“医生嘱咐注射生长激素，营养和运动也要跟上”；为冷藏保存药物，小冰箱、冰袋等成为他们如影随形的装备，“原本，我们家庭出行更喜欢公共交通，但弟弟开始打针后，基本全改成了开车，因为要载着小冰箱装药。”

如今，阿琳的弟弟13岁，身高152厘米，基本和同龄人持平，也习惯了10年来每日与生长激素相伴的日子。“我们希望他能在骨骺闭合前尽力长，最终可能也就长到160厘米多，但关键是尽力。”

出于经济考虑，阿琳父母为弟弟选择的是国产短效粉针，相对便宜，但月费也要2000元左右。如果以此粗算一下，这些年为了生长激素，家里的支出可能已有20多万。随着弟弟体重增加、治疗剂量加大，花费可能还会随之增长。

药企出身的梁宇，最初为女儿选择了一款昂贵的进口生长激素，后因该品种在国内退市，而转用国产品种。她粗算了一下，治疗小两年来，抑制剂连带着生长激素，“25万人民币是有的”。

王秀民偶尔也会困惑，人们到底为什么愿为身高付出这么多。有时，她猜测，是不是因为自己身处上海这个一线城市，所以看到的“精致养娃”案例更多？

不过，地域差异就算是存在，也绝非决定性因素。一个赤裸裸地现实是，尽管少有人会公开拿身高说事儿，但矮个子仿佛时常能感受到一道无形的审视。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曾开展过一项调查，他们分析了两组出生于1950s末的美国和英国男性样本后发现，身高超过平均值10厘米的个体，收入水平可能高出约10%。

这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高个子的孩子往往更热衷于参与社会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从小锻炼了他们的认知力、领导力，还为他们开拓了自己的社交圈。

哪怕是脱离职场，来到在婚恋市场上，高个子的人往往拥有优先“择偶权”，也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事实。

从市场维度，过去十余年间，生长激素厂商们不计成本的“市场教育”同样难以忽略。

2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生长激素就已经登陆国内市场。但彼时，这还是个高价稀罕物，了解这类产品的医生更是寥寥无几。后来，销售市场被打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核心玩家厂商一面降价、一面将真金白银砸向市场推广的商业策略。

早在10年前，国内生长激素玩家之一金赛药业就在“持续支持中华医学会组织各类学术会议、支持国内知名大医院设立内分泌儿科医生培训项目”。那些年，金赛药业协助三甲医院和二级医院联合成立的儿童矮小症专科门诊就有300多个。

生长激素厂商们不断对外传递着“追高”信号：你的孩子还可以长得更高，方法就在我这里。

经历10余年的渗透，追高的观念终究如回旋镖一般，精准落到了为此买单的家长头上，并直接带动生长激素类产品从无人问津进入现象级大单品时代。凭借着生长激素这一个品种，有药企的年营收就能达到百亿元级别。

然而，昔日暴利的独占生意，如今还好做吗？

长高，仍是一门好生意

过去，生长激素（HGH）之所以一直守得住销售王座，核心是因为它的作用机理十分清晰。这种由脑垂体前叶分泌的主导儿童生长的肽类激素，通过刺激局部及肝脏的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就可以促进骨骼生长。相当于“缺啥补啥”。

但不容忽略的是，尽管注射生长激素已经是最通行的方法，但外界对这种外源注射方法的质疑声从未停息。

核心问题之一是副作用。北京协和医院专家潘慧曾在《协和专家说长高：让孩子多长10厘米》一书中提到，生长激素产品虽然“总体上安全”，但注射类药物不可避免地存在副作用，如皮疹、皮肤瘙痒、注射部位疼痛等。

梁宇也提到，注射生长激素期间，医生会严格要求她定期带孩子做检查，如各类激素指标、肿瘤指标等，确保用药安全。此外，“如果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也不建议继续用药”。

毕竟，往孩子身上打针，还是希望确保万无一失。而家长的这份顾虑，也为更多非药用“追高”产品提供了生存土壤。近两年，这部分市场也逐渐跑出零星几个新玩家。

比如一家专注于儿童增高市场的科技企业，将目光瞄准了IGF-1原理，推出了一款用于儿童长高的膳食补充剂，定位有长高需求，但没有注射过生长激素的P10-P75人群。

再比如，另一家被高瓴资本等知名企业投资的生物企业认为，肠道菌群可通过影响生长激素、神经递质等物质分泌，干预儿童的生长发育。基于这个原理，他们开发了一款益生菌助长产品BL-11。据称，在与安慰剂的对照试验称中，发育障碍儿童服用3个月BL-11后，比安慰剂组增高约2.6厘米。

有医生注意到，近年来儿科内分泌领域的学术会议上，这些有关长高的新机理、新研究的确多了起来，但由于缺乏真实临床数据支撑，尚难评价效果如何。前述投资机构从业者相信“身高焦虑”带来的刚性市场需求，但也认为，市场上“能达到医疗级别供给的非药类助长产品非常稀缺”。

作为一类新兴事物，它们能否分走生长激素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稳定市场，暂且还不好说。

对于已经占据高市场份额的国产生长激素厂商而言，最大的业绩变量其实来自于“集采”。2022年以来，针对生长激素多种剂型的省级联盟集采陆续展开，以价换量的逻辑下，粉针剂型这一“基础款”的利润被严重压缩；相对“高级”的水针产品也为了维持市场竞争力，一度自愿降价。

生长激素的高毛利时代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龙头厂商长春高新的业绩增长能力远不如从前。4月20日，其发布的2024年业绩报中，公司交出了20年来首个营收和净利润双下滑的成绩单，净利润下滑43.01%，更是导致股价闪崩。

于厂商来说，生长激素的暴利时代或许正在过去。但硬币的另一面，对于依然广泛的“追高”家庭而言，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文中梁宇、萱萱、阿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