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儒将风华 笔挟风雷——抗日名将邓锡侯匾额书法赏析

儒将风华 笔挟风雷

抗日名将邓锡侯匾额书法赏析

郑 波

在民国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四川省营山县走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一邓锡侯(字晋康)。他出生于1889年,自幼父母双亡,在舅母悉心照料下成长。年少时,邓锡侯天资聪慧,读书尤其肯用功。后弃文从武展露不凡实力,凭借自身努力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堂,深造于保定军校,从此踏上波澜壮阔的军政之路。

邓锡侯

从护国战争的热血拼杀,到川军内部的纵横捭阖,再到抗日战争中亲率部队出川御敌,转战多地,邓锡侯用一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他历任川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官至四川省长,在四川政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民国四川保定系实际第一首领,还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为抗战胜利、西南解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4年,这位传奇人物在成都病逝,结束了跌宕起伏却满含大义的一生。

除了军政成就,邓锡侯的榜书匾额也别具一格。让我们一起踏上探寻邓锡侯榜书魅力的旅程吧。

万里桥

笔墨中的桑梓情怀

在营山城郊,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作垮拱桥的古桥,如今它有了新的名字——婺州大桥(由浙江金华对口帮扶援建,金华古称婺州)。而它最早的名字,是“万里桥”。

邓锡侯曾题写“万里桥”三个大字,其石刻现珍藏于营山县文管所。细品其书作,以行楷入笔,笔意端严整肃。初观若春风化雨,满溢敦厚温润之态;凝神细察,每一笔画起止转折间,干脆果决,于平和中暗藏奇崛。三个字一气呵成,恰似孙过庭所言“顿之则山安,导之则泉注”般雄浑自然。那跃然石上的气象,尽显将军威武豪迈之风采,隐约透着唐代颜鲁公笔下大气磅礴又沉郁顿挫的韵致,将武将的雄毅与书法的精妙熔于一炉,耐人寻味。

这座桥长度并不长,至于为何取名“万里”,据邓锡侯亲撰的《重修万里桥石堰碑记》记载:

民国十八年,恰逢营回马路建成,王鲁门等人倡募成渝乡人两千余元,于西郊响滩建造两洞石拱桥,题名“万里桥”。桥高三丈,宽二丈,长六丈,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多方筹措资金,总计花费四千余元。民国二十年春,工程刚竣工,便被洪水冲毁,邑人为此叹息良久。

丙子年夏天,邓虎章主政营山。当时天大旱,众人商议以工代赈,设立工程委员会复建此桥。利用旧石砌堰,增高加厚闸坝蓄水,可灌溉五通三坝上下左右一万多亩农田;又在堰上架设六洞平桥,耗费三万六千余缗铜钱。至此,乡里行人无不欢欣雀跃。

以上文字详细记录了“万里桥”的得名由来、规模大小以及重修过程。

在历史长河中,桥往往承载着交通往来与情感寄托的双重意义。有趣的是,成都也有一座万里桥。据《三国志》记载,蜀汉时期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在成都万里桥畔感慨:“万里之路,始于此桥”。此语既道出桥梁作为交通枢纽的关键作用,也饱含对远行之人的深切期许。营山的万里桥虽与成都万里桥相隔遥远,但“万里”之名,却似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两座桥相连。它们都在各自的地域,见证着岁月变迁,承载着人们对远方的憧憬与对归乡的期盼。

回望邓锡侯所题的“万里桥”三字,仿佛能触摸到将军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亦能看见那策马沙场、志在万里的豪气干云。而这两座万里桥,也在不同的时空里,共同诉说着关于“万里”的故事,传承着人们对广阔天地的向往与眷恋 。

藏书楼

书香中的文化敬意

1926年,邓锡侯捐赠晋康图书馆(今为营山县图书馆,位于县城正东街),并亲笔手书“藏书楼”三字。

初观“藏书楼”三字,笔触间弥漫的敦厚如春风拂面,悄然入心。

“藏”“楼”二字虽为行书之态,但每一笔画皆沉稳有力,笔缓气舒,在起承转合间不失柔和之韵,宛如谦谦君子,外润内坚。“书”字则为纯然楷书之姿,规整端庄,宛如精雕细琢。一横一竖,皆遵楷法;一转一折,俱守法度,严谨之态尽显无遗。

看得出书写者是心怀敬畏的,将对文化的满腔热忱,化作一丝不苟、细腻而厚重的笔触。现在看来,“藏书楼”绝非普通文字符号,而是书写者对文化敬重的深刻彰显。这份敬重,是对知识传承的敬畏,是对文化延续的勇毅担当。

邓锡侯将军一生心系家乡文化教育,从捐建晋康图书馆,到捐赠或筹建晋德中学,再到资助后来成为稻作学专家的管相桓先生、修县志等诸多善举,无不体现其对文化事业的深切关怀。而这“藏书楼”三字,也仿佛是他这份情怀的一种具象化表达。

这三个字,在岁月的洗礼中,散发着独特的墨香。它见证了图书馆的兴衰变迁,承载着无数人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每当人们抬头凝望这三字时,心中便会涌起对文化的尊崇,对传承的使命感。它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文化精神的凝聚,在时光里静静诉说着过去与未来的故事。

一代禅宗

笔锋间的金刚怒目

在成都宝光寺天王殿飞檐之下,一方由邓锡侯题写的“一代禅宗”匾额庄重悬挂,古朴的木质纹理与苍劲墨痕相映成趣。初见此匾,“刚猛沉雄,枯笔纵横”的雄浑气象便直击人心,每一道笔触都似裹挟着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仿佛重现将军当年战场冲锋的果敢英姿,这般刚劲凌厉的书风,乍看与佛门清净道场的静谧氛围大相径庭。

然而,这般独特的笔墨绝非对禅境的冲撞。邓锡侯与佛门颇有渊源,民国营山县修志委员会《回龙采访册》中收录的《石佛寺碑》便为明证。碑文中记载,他曾“舍金赎所质田还诸寺,属族之长老监护之”,更直言“石佛寺固为浮屠之宫,吾视之则为吾宗之社也”,足见其对佛门的虔诚与守护之心。

当静心细品匾额书法,方能领略其中精妙。“一”字极简,却如重锤坠地,落笔苍劲沉实,墨色饱满,一笔挥就间气势磅礴,似蕴含千钧之力;“代”字右上一点,看似随意挥洒,实则成竹在胸,如高峰坠石般精准落下,既平衡了整字结构,又暗合王羲之《笔阵图》中“点如高峰坠石”的笔法精髓;“禅”字末点如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地填补空白,使字体瞬间圆融饱满;“宗”字稳稳扎根,结构端庄大气,如中流砥柱撑起全篇庄重气韵。这般笔法布局,恰似少林金刚杵般刚劲有力,看似粗犷不羁,实则法度森严,于细微处尽显乾坤。

或许,这正是邓锡侯对佛法的独特诠释。佛教有言“怒目金刚也慈悲”,他以豪放凌厉的笔触书写“一代禅宗”,看似张扬,实则蕴含着对佛法深邃的理解与敬意。这般笔意,正如金刚怒目震慑邪魔,却始终心怀慈悲,意在展现禅宗佛法雄浑包容的境界。

匾额上枯笔纵横之处,自有一种古朴苍劲之美。这种不事雕琢的笔墨质感,与禅宗返璞归真、直指人心的修行境界不谋而合。无需繁复修饰,仅凭质朴线条,便能直抵观者内心,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方匾额与宝光寺的氛围非但不违和,反而相映成趣。寺中屋顶的瓦将军威风凛凛,邓锡侯的书法匾额与之遥相呼应,二者皆以刚健之姿,默默守护着佛门的庄严与神圣,共同构筑起一道独特风景。

接武重阳

笔韵中的剑气纵横

高峰山又名高凤山,雄踞于蓬溪县城之北。清末年间,全真道传人范云峰于此大兴道观,自此声名远播,轰动天下。众多军政要员纷纷慕名而来,虔诚皈依。在这座道观之中,悬挂着一方由邓锡侯所题的“接武重阳”匾额,尤为引人注目。

从匾额内容看,“接武重阳”与高峰山全真道观的渊源高度契合。众所周知,全真教由王重阳所创,“接武”二字意为继承与追随。这短短四字,既表达了对重阳祖师的尊崇,也彰显了传承全真道统的决心,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对道教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与敬重之情,堪称应景佳作。

再细赏其书法艺术,行草交融,灵动洒脱之态跃然匾上。运笔之际,既有行书的行云流水、婉转自如,又有草书的豪放不羁、肆意洒脱。每一笔画皆力透纸背,千钧之势暗藏其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邓锡侯将军豪迈雄浑的气魄。整幅作品气脉沉稳,字体结构严谨精巧,庄重之中不失灵动之美。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天成,此作一改邓锡侯榜书的庄重肃穆,用笔起伏跌宕、变化多端。笔画间的牵丝映带,如剑气般游走穿梭,精妙绝伦。细品之下,“接”字如武者扎稳马步,内蕴劲力蓄势待发;“武”字的斜钩曲折多变,恰似长剑轻颤,锋芒若隐若现;“重”字的长横似太极运劲,起笔落墨间暗藏雄浑之势;“阳”字下方的两短撇,犹如凌空飞踢,刚劲迅猛、干净利落。

久久凝视这方匾额,文韵与武气相映成趣,情景交融,带来极为奇妙的视觉享受。恍惚间,仿佛置身于金庸笔下的侠客岛,眼前文字似有灵韵,肆意穿梭。又好似目睹剑客舞剑,寒光闪烁、一气呵成,尽显飒爽英姿,恰似“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神韵十足,令人回味无穷。

后 记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在民国四川军政舞台上,邓锡侯与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并称为“四大巨头”。

笔者曾客居龙泉十载,走访过田颂尧留存的故居别苑,青砖黛瓦间仍透着昔日的气派;也踏入过大邑刘氏庄园,被其宏大的规模震撼——雕梁画栋的建筑群落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宝玉器与书画珍品,奢华至极,让人不禁遥想当年主人的煊赫。

然而,当我试图寻找邓锡侯将军的故居时,却只寻得零星的历史碎片。营山县邓家花园虽承载着他对父母的孝思,却未曾留下供人瞻仰的深宅大院。与其他三位巨头相比,邓锡侯好似刻意褪去了世俗的光环,他征战沙场,率川军出川抗日;心系文教,捐资助学修缮县志;周旋军政,为和平解放西南奔走。在功成名就后,他选择“事了拂衣去”,将半生荣光化作对家国的默默奉献。

这样一位戎马倥偬、心怀天下的将军,不仅在军政舞台上成就卓越,更在笔墨之间展露才情。纵观他笔下的书法,无论是宝光寺“一代禅宗”匾额的刚猛沉雄,还是高峰山“接武重阳”的灵动洒脱,亦或是营山万里桥题名的雄浑自然,每一幅作品都似其人生的缩影,将武将的豪迈气魄与文人的细腻情思熔于一炉,在墨香之中诉说着独属于邓锡侯的传奇故事。

(本文史料及相关资料由营山县政协文史研究院提供)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郑 波(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1985年1月生于四川营山,字溪山,斋号梧庐。自幼习书,临池三十余年。从事书法普及教育十余年,主导理论与实践并重。喜欢古典文化,好读书,偶作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