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曾留学北京的瑞士导演：电影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对方

4月18日至26日，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举办。今年恰逢中瑞建交75周年暨中瑞旅游文化年，瑞士以主宾国身份深度参与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有诸多电影领域行业领袖来华，还将推出“瑞士电影周”，展映多部瑞士经典与新锐作品。

在来华的瑞士电影代表团中，一位曾在中国留学的年轻电影导演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就是西里尔·舒布林。舒布林1984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2004年至2006年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普通话和电影制作，后又前往德国电影电视学院攻读电影导演专业。

回到瑞士后，他执导了自己的首部故事片《他们说“我很好”》，并担任制片。该片在多个电影节上映，获得了多个国际奖项和荣誉。2022年，他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摆动》上映，这部影片获得了当年北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和最佳摄影奖。

再次来到北影节，舒布林有了新的身份，他受邀担任本届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评委。

4月23日，舒布林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采访，谈到20年前来到北京学习的原因，以及这段经历对他电影制作的影响。

瑞士导演、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评委西里尔·舒布林。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新京报：作为“注目未来”单元的国际评委，你再一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有何感想？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

舒布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在2013年就参加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2022年因为新冠大流行，我没能来，这很令人难过。这次我很兴奋再次收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邀请来到北京，可以观看所有这些电影。

我的上一部电影是以19世纪瑞士钟表制造商为背景的，我发现有趣之处在于，当你制作一部关于过去历史的电影时，它也总是一部关于“现在”的电影——因为没有人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无法展示一幅关于过去的真实画面。

所以，我认为每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其实更多的反映的是现在，对于“未来”也是如此。当我们有关于未来的电影想法时，它更多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在，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我认为这是电影制作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到最后它谈论的总是我们的现在。因为电影制作与机器紧密相连，它是一个机器艺术，摄像机、录音机等都是，但它仍然无法预见未来。它仍然只是关于一个人试图理解现在的艺术。

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很多，但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未来。

新京报：你曾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普通话和电影制作，也在许多中国电影制作中担任助理。这些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你的电影叙事？

舒布林：首先，我要谈谈我为什么来中国。在瑞士，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会用这样一种表达：如果你不理解什么东西，你就说这是中文。我的奶奶总是这样对我说。我当时并不理解，因为我那时认为，中国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远离自己世界的世界。于是我想，如果没有人理解这个东西，那我应该去那里看看，试着学习这门语言，看看它是否可以学会。这就是我来中国的原因。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刚20岁，还很年轻，很多东西还不太了解，比如事情是如何组织的，人们如何相互交谈等等。但我并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绝望，而是接受了它。我想，这种不理解的状态可能也是我拍电影的一种状态。我喜欢处于一种并不理解所有的事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意义的状态之中。然后，我试图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起有一位俄罗斯电影记者曾经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电影的优美文字，他说，看我的电影，感觉就像外星人穿着制服，然后四处张望。我喜欢这样的比喻。我认为这也与我在中国的经历有关，对所看到的东西感到惊讶和震惊，但你不需要理解它。

新京报：你对当时的北京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舒布林：你问我关于北京的一段记忆，我想我很幸运能在这里找到朋友。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起出去玩，我们会讨论很多问题。他问我关于瑞士的事，我问他关于中国的事。

这很有趣，此前我们都认为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当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们发现我们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我们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那就是没有最终的真相。

我还想到了一条叫南锣鼓巷的街。我上周去了那里，看到它是如何改变的。当我住在北京的时候，南锣鼓巷是一条非常安静的胡同，有几家酒吧、商店和餐馆。我在北京早期的整个生活都发生在那个胡同里。我在那里有太多的回忆。

2025年4月20日，北京，第15届北京电影节评委见面会。“注目未来”单元评委金晨 、日本导演萨布、中国演员宋洋、瑞士导演西里尔·舒布林与现场观众一同合影。图/IC Photo

新京报：在你的电影中有融入过中国元素吗？

舒布林：我在北京的时候，在这里拍过几部电影。我有一个朋友是个诗人。我们把他的一首诗拍成了电影，后来在我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场景。在我的下一部电影中，也会有很多中国人。

新京报：为何你的电影都是关于瑞士的相关概念，譬如银行员工、钟表厂工人？

舒布林：关于瑞士是什么样子，有很多的预测和想象，或者也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东西。我喜欢玩这些关于瑞士的想法。我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你的第一部电影是关于银行的，第二部电影是关于手表的，那第三部电影是不是关于巧克力了？我不会拍一部关于巧克力的电影，但这可能会是很棒的想法。

新京报：今年是中瑞建交75周年，也是中国瑞士旅游文化年。你是否认为电影可以作为一种语言或者媒介，推动瑞士人与中国人，或者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舒布林：我想是的。我认为电影的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艺术。与音乐或诗歌等其他艺术相比，它仍然很新。当我们制作电影时，我们试图让它有意义，譬如我们试图向世界展示一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处于同样的状况中——当你拍一部电影时，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并不重要。

所以我相信，电影可以帮助理解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所知甚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对方。当你看到你们的共同点，这有助于帮助理解对方。而我认为人类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并不了解一切。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