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旧警察如何办案

编者按：沈醉，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在重庆渣滓洞刑讯著名革命烈士江姐（江竹筠）的，正是沈醉和徐远举。

我在军统，有一段时期的公开职业是侦缉队队长，处理过几件案子。

许多人都知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

行当分帮分派，各行其是。

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

治安机关和租界巡捕房默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对破案是有帮助的。

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只要一个电话，东西马上可以原物奉还。

许多人都知道盗贼有“三天不动赃物”的规矩，其实有时一个星期内也不会动。

至于那些不入帮的却是没有什么规矩。

抗战开始后，情况起了变化。

在重庆，除了本地帮的组织还是照样存在，并与侦缉人员有联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逃过去的“下江帮”，就往往各行其道，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来。

抗战前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大强盗王胡子，原名王鹤，便训练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徒弟，专偷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

当时英法租界内十几层楼的洋房最上几层的住客常被偷去不少贵重物品和现金，久久不能破案。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稽查处当副处长时，稽查处抓到一个偷窃美国使馆时失风的惯盗。

他承认是王胡子的徒弟，我便找他谈了几次，知道王所教出的徒弟，都有一套“翻墙越屋”的本领。

外间传说这些人能够“飞檐走壁”，我出于好奇心，叫他表演给我看看，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们翻墙越屋主要是依靠一些工具。

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叫“软竿子”，是用头发或丝线编成比筷子粗点的长绳，一头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缘而上。

这种“软竿子”平日可以缠在腰间，不露痕迹。

十几层的高大洋楼，总是白天先混入大楼内找地方躲起来，夜晚从顶楼垂绳而下，所以越高的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

可从原路回去，亦可从房里开门逃走。

许多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以讹传讹，认为盗贼能从楼下飞跃到高层楼房上去，把他们说得有了不起的本领。

“远贼必有近巢”。

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

他们偷到了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

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时点灯做交易。

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些地方去找线索。

我过去亲自承办过许多案件，当时都是以所谓破案神速，而被人称为“名探”。

实际上很多是由于巧合或偶然的机会碰上的。

抗战前，梁华盛[侍从室参谋]有次一个人溜到上海去玩，他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衣着华贵的美艳少妇，结果被骗失财，随身公文包一并丢失。

梁急忙找当时京沪杭铁路局警察署长吴乃宪。

吴曾担任过军统上海区长，和梁是黄埔一期同学。吴找我帮忙，说梁的皮包内除有7000多元现款外，还有许多重要文件，非替他找回不可。

梁焦急万分，再三请我帮忙，我虽答应下来，却无把握。

我先找了几个专在京沪铁路上“跑轮子”的盘问。

他们听我说了这个女人的面貌特征和当天情况后，都说不认识。我又找了那个地段的“地头蛇”查询，他们也不了解。

最后我只有用“守株待兔”的办法。

原上海老北门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座财神庙，这个“财神”是专门为所有在上海操皮肉生涯和干坏事的女人供奉的。

每逢初一十五，这些人大都要来进香求神。

有的女“拆白党”在取得财喜之后，更要来还愿。

那天去的人很少，我有机会从房内看清每一个去烧香的人。

我一直等到下午，还没有看到梁华盛所讲的那个模样的少妇来烧香还愿。

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发现有个穿得非常朴素的女人向神龛前的钱柜内投了两块银元，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借故走近她的身旁，发现了梁所说的特征，右耳边有两颗黑痣。我便等她烧完香后跟着出来，转了两个弯，又看到梁所说的一辆新型司蒂倍克小轿车停在那里等她。

当她正准备上车时，将她逮捕，连车一同驶回侦察大队。

一讯问，她立刻供出同党。

当时梁感到能如此迅速破案追回原物大为惊奇，我也瞎吹一阵。

实际上却是毫不费力，而是对方自投罗网。

抗战前曾轰动一时的另一件大案，上海不少小报都以“破案神速”而大肆吹嘘过。

一艘木船从安庆装了土特产品准备驶往上海，开船的头天晚上被国军逃兵两人勾结专做水上抢劫生意的惯盗三人，半夜冒充检查，将船老板全家五口和三名船工杀死抛入江中。

五名盗匪作案后将船开往上海停靠十六铺码头，准备将货物脱手后逃走。

我带队将这五个匪徒逮捕，从案件发生到破案不到48小时。

说来真是凑巧，我在水上并没有眼线，破获此案不过是“瞎猫捉耗子”碰上了。

原来，那只木船的老板有个亲戚熊某，与我有过些关系。

熊某那次顺便搭这条船来上海，匪徒们上船作案时他正下船去找人，回船时恰巧看到有人上船，并听到嘈杂声音。

他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妙，便躲在暗处观看动静，不久就看到那船解缆向上海航行，他便乘车连夜赶到上海。

天刚亮，他发现这条船向码头行驶，船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知道出了事。

他看到船停在十六铺码头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这样把这案轻易地破获了。

侦缉人员在向人谈起破案经过时，从来不提是靠什么眼线提供线索的。

这一方面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本领，另一方面凡是当眼线的都害怕报复，也不愿别人知道他。

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

我在上海几年中，也遇到过一些非常棘手的大案子，如上海邮政总局一次被抢去现金4万多元。

此案当时轰动全国，我和许多侦缉人员奉令限期破案。

抢劫犯共有四五人，趁邮局向银行解缴现金时，将盛有现金4万多元的几个邮包抢走，还当场打死一个看门的人，乘着一辆抢来的出租汽车逃逸。

我和许多人研究案情后，断定被打死的看门人是个内线，当他给匪徒指明盛满现钞的邮包后，正准备与匪徒们一同上车逃走时，警铃与警笛狂鸣，匪徒不愿停车，又怕留下他会供出其他的人，便发枪两响将其击毙。

我们查明，这个看门人原籍苏北盐城，匪徒遗下的弹壳是驳壳枪弹，因此推断这个案子是苏北帮的土匪干的。

因为上海帮一般都爱用小手枪而不用驳壳枪。在大城市内作案使用小手枪便于携带、隐藏，而在外地作案则要求射程远、威力大，所以大都爱用驳壳枪。

我奉命带着三名老探员去苏北侦察，从上船起就和帮会取得联系。

老探员有一套办法，一上船就能找到帮会关系，到一个小地方住旅店也是这样。

我当时还很担心这样明目张胆地出门办案会泄露身份，他们却满不在乎。

经过一个多月，跑了苏北几个县以后，居然找到线索而将此案破获，追回3万多元。

这主要是通过各县帮会分子提供线索。因为这些盗匪抢到几万元巨款回到家乡后便大肆挥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辗转相传，我们才能根据这些线索找到有关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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