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股”的问世

来源：纵横杂志

飞乐音响首任董事长秦其斌 口述

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的发展，新中国第一只股票——“小飞乐”在上海应运而生，为我国股份制进行了有益的探路，继而催生了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建成。市场的繁荣，又带动期货等多类金融要素的繁衍诞生。与此同时，为了解决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筹资的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上海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道路上又担起重任……上海金融改革风云激荡，有太多历史值得书写。本文讲述的是我的亲历故事。

新中国第一股“小飞乐”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时，向来宾赠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股票——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这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只俗称“小飞乐”的“中国第一股”，让世界为之轰动。回想改革开放后第一只股票的横空出世，作为当事人的我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没想到，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偶然行动，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新兴产品广受欢迎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提倡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组织上把我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面的元件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邓小平提出企业整顿学首钢，国有企业改革提上议程。恰逢上海无线电一厂搞企业改革，我与其他一些同志被派去蹲点，落实经济责任制，在实践中，我首次对产权界定有了概念，并积累了不少管理经验。蹲点结束后，组织上想把我上调，但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太适合在机关工作，希望蹲点时积累的经验和受到的启发能够得到运用和发挥。于是，1983年初，我被任命为上海电声总厂第一副厂长，1984年接任厂长。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企业只需每年按照上面计划完成任务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我不甘于此，带领电声总厂开始搞经营，开辟新的经营道路。电声总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以外，还可以做成音响。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逐步丰富起来，“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人们对音响的需求量大增，因此，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电声总厂设立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即“小飞乐”，主要是帮助客户设计和安装扬声器。于是，就有了以后“小飞乐”股票成为第一股的故事。

搞股份制水到渠成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既然提出设立新的企业，就得有资金。但钱从哪里来呢？因为参加过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我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主，也有了对股份制的知识储备。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我，我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我的想法是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再向企业内部职工发行股票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举两得。

当时，理论界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股份制搞活企业。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贺镐圣任主任）组织了很多研讨会，但对于股份制具体怎样操作还没有突破。上海想搞股份制试点的气候也在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大环境很重要。我认为上海有这个条件，正好我们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首先发行股票也是水到渠成。

但是，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还很大，搞股份制还面临政治风险。为此，领导找我谈过话，表示对于改革很支持，他们鼓励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这些稳妥的改革，但是对于我偏要搞股份制持反对意见。这毕竟是很新的事物，上级单位担心操作不好会闯祸。面对领导的压力，我有些难以招架，但也没有多想，只是朴素地认为，企业改革可以有一些创新，党委已经作了决议，并且厂里已经作了不少动员，就像箭在弦上，我憋着一股干劲。

1984年11月15日，《新民晚报》关于飞乐音响公司发行股票的报道

公众热情促成股票公开发行

“小飞乐”公开发行股票，新闻界为之推动了一大步。《新民晚报》听到“小飞乐”要搞股份制集资，就去采访。记者问：“你们是不是打算向社会发股票？”“是啊。”我一口回答。可是那个时候，我对于“社会”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认为企业就是“小社会”。《新民晚报》就此发了篇“豆腐干”，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了读者，不料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不久，《新民晚报》的领导打电话来给我：“老秦，报社天天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怎么发行，怎么认购。为了报社的信誉，你们无论如何都帮帮忙，多少也要发一点，不然我们受不了啦。”

我也直接感受到了压力：厂里电话响个不停，上门来访的也很多。我认为不能让为我们作宣传的人为难，更不能让社会上的热心人扑空。当时上海市民确实有投资意向，想法也很朴素，丝毫没有内部职工那种担心股票不能盈利的顾虑，就是想买股票、支持股份制。上海外贸学院一位素不相识的教授专门去信赞扬这件事：“你（指秦其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雄，你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对于这样的鼓励，我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小飞乐”最终把10％的股份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一天售罄。那么多热心人来排队买股票，真是盛况空前！没有他们来捧场，股票一生下来就会是“弃儿”。对于那些当年认购“小飞乐”的投资者，我心怀感激。另外，有趣的是，“小飞乐”发行的股票当时是由印钞厂印制的，每张面值50元，共1万张。股票印制相当精美，为了防止有人伪造，印章是一张一张盖上去的。

“小飞乐”就这样承担起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偶然，也可以说是改革的必然。

经过了种种风波，“小飞乐”成功地公开发行股票，筹集了资金。1984年11月18日，“小飞乐”成立大会在锦江俱乐部隆重举行。

当时吴邦国等老领导都很关心股份制。在成立大会召开前，我和几位同志一起去了吴邦国家里。“11月18日要召开音响公司创立大会，是不是能请您来？”“好！”吴邦国很爽快地答应了，又马上拎起电话给常务副市长等领导同志发“请柬”：“我一个老同事要成立一个音响公司，11月18日请你们一起到场，地址在锦江饭店俱乐部，你们都来支持支持！”

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新闻界也来了很多人。吴邦国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鼓励“小飞乐”走好股份制改革试点的道路。

我顺理成章成了“小飞乐”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却是“零股份”。当时的领导特意嘱咐我：“你是领导干部，你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后来经过讨论，最终批准我购买一股股票。要是买了“小飞乐”的原始股，我早就是“秦百万”了！

至此，“新中国第一股”正式诞生了。遥想当年，谁也没有料到“小飞乐”与之后的“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等股票，会对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的经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真是一个奇迹！

然而，这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命运变化注定不会轻易结束，后面还有许多精彩的篇章。1986年9月26日，“小飞乐”在南京西路1806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买卖，当天证券业务部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投资者蜂拥而至，挂牌的“小飞乐”股票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你们是什么制？我们是股份制

“小飞乐”召开了成立大会后，就去工商部门登记。我打算登记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如今，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按照当时规定却属于处级以上级别的行政单位，只要带个“公司”字眼，都是需要批的。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询问：“你们是什么制的？”“我们是股份制的。”“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当时工商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我想，既然不是国营，也不是私营，那就登记集体的吧。

没想到登记的集体所有制后来还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那时，企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都是属于国家的。

1986年初，“小飞乐”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的分红为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那次分红方案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的张宁科长主设计的。

之前没有过经验，我认为，开了股东大会，股份制的机制就开始运行了。分红结束，静安区税务局的稽查大队来查账时质问：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我们不是国营的。”“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更有部门说：“你们这是培养食利阶层。”

于是，我们后来还写了检讨。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却认为这是符合金融管理规定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

谁也没有料到，几年后，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让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席卷神州。如今，沪深两市已有两三千家上市公司，再也不会有人问“股份制是什么所有制”这样的问题了；而买股票分享上市公司成长的成果，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的重要理财方式。

那时候没有范例可循，没有经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发行承销商，也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

至今，我仍一直关注着股市。岁月不会冲淡我内心深处那段与股市的不了情。股市能够红红火火、健康发展，一直是我的心愿，而创立“小飞乐”的这段人生经历，更是珍藏在我心中的光荣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