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秦到唐，“陕西+巴蜀”堪称统一中国的“王炸”组合？

统一天下，是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在开创大业时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为了在青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无数谋士会为君王谋划专属于本集团的“隆中对”，而在茫茫华夏九州大地上，成功者的经历总是惊人的相似。清代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言：

（经略天下）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尽管逐鹿天下之人起事并不择地，但必须寻找“根本之地”以“立本”，进而可以审时度势而经略天下。

而从秦汉到隋唐，“陕西+巴蜀”这一强大地缘组合，如同一台“双子发动机”，谁同时占据了这两块区域，便好似启动了华夏一统的最强引擎，释放出无人可挡的统一能量。

关山月明：‍地形交通的完美进击组合

“按陕西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为历代建都第一重地，雄长于兹者，诚足挥斥中原矣。”

这是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陕西地形的经典概括。以函谷关、武关、大散关与萧关为代表的“四塞”为八百里秦川所在的渭河平原提供了完美的地理屏障。四塞所在，不仅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更是进退自如的地理通道。自关中向西翻越陇山，可以深入陇右与河西走廊，拓展战略后方空间，而向东则可以越黄河走蒲阪进入山西或出崤函以通达洛阳，向南则可出武关入荆襄或经大散关入汉中巴蜀。以关山与大河组成的地形要塞与道路网为关中营造了进退自如的国防体系，如果遭遇外敌入侵，则关中之人只需派兵扼守险要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一旦有战机可寻，便可开关延敌，追亡逐北，这便是《过秦论》中秦人可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核心要素所在。

而作为发动机的另一部分巴蜀之地，顾祖禹提出：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这一论断的核心在守四川者切不可贪图地利险阻而坐享安逸，而应主动出击以发挥自身战略优势。能够给守四川者带来对外争衡内驱力的恰恰是北方的陕西。

首先，从地理角度上对四川威胁最大的莫过于隔秦岭大巴山而望的陕西，这也是诸葛亮屡次北伐关陇求战以存蜀的终极目标所在。一旦巴蜀不能保持对外进攻的势头，那么最后永远逃不过蜀汉刘禅一般败亡的结局。仅仅坐拥巴蜀，对外争衡天下难度极高，这也是蜀汉政权北伐关中虽有胜利但难以转化为实际收获的原因所在。然而如果将关中纳入囊中（或以关中收得巴蜀），那么巴蜀便可以彻底解除最大的威胁侧翼，将全部人力物力用于升级唯一的战争方向——东出三峡。

单独由巴蜀之地东出三峡的战略战术难度依然较高，但如果获得了来自陕西的辅助加持，则会完全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地缘态势。

首先，巴蜀之地地处长江上游，能为这里的水军船舶提供高差势能，由巴蜀出发的船舶不仅具有速度优势，且可以借助水流动能冲撞对方舰船带来攻击加成。而这一水上优势的战力转化必须要求岸上步骑兵沿岸推进策应，否则一旦陆军被阻塞于夷道（湖北宜都一带）一线无法进入平原，便会困厄于鄂西崎岖山地之中进退不得，三国时期的刘备便是因此惨败于东吴陆逊之手。此时，倘若相持之际能有关中方面的策应，则可以引兵由武关、汉中出师沿汉水向东南奇袭湖北襄樊一带，便可以从陆上达到批亢捣虚（打击对方要害及防备不周的地方）的关键作用，从而使扼守西部的荆襄部队首尾不得兼顾，取得有利的战略优势。《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国在战国后期灭亡巴蜀之后便顺势以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人，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又迫使楚献汉北及上庸地，从而充分利用了巴蜀之地对江汉平原的牵制作用。在随后白起自武关南下灭亡楚国的过程中，又同时有“蜀守若伐楚，取巫郡”作为战略联动，从而让楚人顾此失彼，只得狼狈东逃。巴蜀与陕西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一带的战略联动能力不仅可以水陆共举将双方战略优势实现最大化，同时也具有短时间内快速反应、互动协调作战的潜在基础。

除了对单一区域协同作战的优势外，从关中与巴蜀共同举兵同样可以在全国战略上实现对东部地区的巨大威慑。关中与巴蜀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对黄淮海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有着天然的高差优势，如果从关中出崤函沿黄河一路东进，便可截断河北、山东与中原大地的战略联系，以金墉（河南洛阳）、虎牢（河南荥阳）、滑台（河南滑县）、碻磝（山东茌平县）等河南四镇隔绝南北，完全掌握黄河中下游的东西航运与南北航运通道，而此时再由巴蜀出三峡作为长江流域的策应，则占据东南的政治势力必然担心腹背之患，而无法出淮北驰援河南，如此进军如同持南北双刃截断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战略动脉。刘邦领兵出关中在河南与项羽大军相持之际，处在长江中游、以江陵（湖北荆州）为都城的临江王共氏父子虽然忠诚楚人，却并未从襄樊一线北上侧面袭扰刘邦军队，其主要原因便是因刘邦占据巴蜀地区，导致其兵马无法轻动，从而让汉军在北方彻底击败项羽。

珠联璧合：‍‍‍地缘联盟带来的强大向心力

《读史方舆纪要》对陕西的地缘评价是：

“陕西据守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

占据陕西固然是王霸之业的良好开端，然而贸然东出也将面临关东群雄反抗的隐患，此时选择巴蜀作为地缘联盟显得尤为重要。除了上文提到的双方在战略联动层面的强大合作潜力外，陕川联盟对周边地域的强大地缘政治向心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世人皆知“得陇望蜀”的典故，是指东汉刘秀部将岑彭在平定陇右后便可以染指四川。然而在实际的战略态势中，一旦政治势力能够包揽陕西与四川两大地缘板块，便会对今天甘肃境内的陇右与河西走廊从东南两大方向产生巨大战略压迫，触发陇右河西之地的“心向统一”的被动技能。

刘邦从巴蜀略定三秦后，便派遣别部随周勃破西丞、取上邽（甘肃天水），以靳歙击章邯的弟弟章平于陇西，定陇西六县，同时收取北地郡（今甘肃庆阳），轻松完成了对关中大后方的全面占领。而东汉刘秀占据关中之后对河西窦融进行招抚时，河西窦融等人居然因“玺书既至，河西咸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网罗张立之情，”甚至有人提出“今皇帝（刘秀）姓号见于图书”来佐证刘秀政权的合法性，可见河西陇右之地对关中政治力量的天然依附性。

唐朝在建立陕西+四川同盟的层面上则更有前瞻性，早在李渊自晋阳起兵、入主长安不到两个月时间，便遣使授刚刚归降的隋朝汉中将领李袭誉为蜀汉道招慰大使，使其率汉川之众，西指成都，随后又以段纶为益州总管招抚巴蜀地区，迅速将整个四川之地收入囊中。也就是说，在李渊尚未建立唐朝之前便已实际掌握了陕西+四川这个地缘战略组合。正因如此，完全无后顾之忧的李唐在一年之内便集中兵力消灭陇右薛仁杲，又利用河西内部纷争使安兴贵等胡人反戈凉州李轨，兵不血刃收下整个河西走廊，再次重现了陕西+四川组合对整个甘肃境内割据势力的碾压性实力。

除了对陇右河西之地具有轻而易举的整合能力，同时掌握陕西与大四川的阵营还可以快速解锁入主长安、洛阳二都的历史正统影响力。自汉代以降，沿至唐末，长安与洛阳在王侯将相与市井草民眼中皆是神圣都邑，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正统地位。掌握陕西与四川的政治势力自然拥有长安城及其东面的重要关隘，而随着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的广关战略实施，函谷关由崤函故道起始的旧函谷关（河南三门峡）向东迁徙到距离洛阳不过二十公里的新安县，从而将关中与关东的分界线贴到了洛阳城的西门口，并以整个崤函道与南方的武关地区新设弘农郡以属关中，“广关”直接大幅度扩张了关中的直辖领域，使得拥有武库与敖仓的洛阳城完全丧失了西部的关隘门户，在地缘上完全沦为关中战略前出的附庸，所以一旦关东有变，关中大军收取洛阳便易如反掌，此时若四川在手，便更能对南阳盆地及襄樊一线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制衡，从而让洛阳之地无援可待。

在西汉强化关中这一中央直属区域的政策指引下，“大关中”地理概念基本囊括了整个大四川，比如张家山汉简《津关》中就将函谷关、武关与扞关（今重庆奉节东）并称，将之作为关东与关中分隔的重要隘口，从而深化了陕西与四川的内在统一性。自汉代以后，由关中出武关沿汉水而下直逼襄樊，自巴蜀顺长江直下江陵可谓畅通无阻。这也导致盘踞在以襄樊与江陵一线的荆州集团对这一套组合拳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以侯景之乱后的南梁为例，梁元帝萧绎以荆州江陵（湖北荆州）起家顺流而下，击破侯景占领建康（江苏南京），却依旧以江陵为都城，坚持将政治中心安放在长江中游。而当时已经占据今陕西甘肃一带的西魏政权则敏锐捕捉到梁朝内乱的时机，在西魏废帝二年（553）春，以名将尉迟迥领兵出散关进入蜀地，在成都击破南梁萧撝，席卷巴蜀之地，从而占据长江上游的整个四川，对荆州一带形成夹击之势。此战之后，代表关陇军事政治集团的西魏统一便大势已成。一年之后，西魏权臣宇文泰派五万大军直扑江陵，梁元帝困守江陵不成投降，荆州十万士庶尽数迁往关中，南朝彻底丧失了与北朝争衡的实力，也为日后在西魏母体上建立的北周与隋朝完成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完美诠释了所谓“搤（è）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究极奥义。

人杰地灵：‍‍‍‍天然互补的资源协调

陕西与四川的最强组合，不仅在于纵横捭阖的地缘政治优势与恰到好处的军事地理环境，同样也与其自身的各项资源禀赋与历史特性息息相关。

两地在区域内部更具有其他区域难以企及的统一性。自古以来，三秦与四川在区域内部总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几乎未有势力可以割据陕西一隅之地以割裂三秦，也从未有人可以据四川一角而孤立于整个巴蜀之间，内部的政治文化统一性让起事之人可以拥有完整统一的战略后方，更能对外放手一搏。

在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军事政治实力强弱的根基主要来源于种植业，而关中与四川盆地恰好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二的“天府之国”。《战国策》记载：

“（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此所谓天府。”

八百里秦川在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的灌溉下足以为一个强大政权提供充裕的人口与粮草。而《三国志》中诸葛亮同样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将四川盆地同样视为重要的农业基地。两大农业富饶区域的联合使统治者完全不需要考虑因粮于敌或互相支援，两者完全可以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对军队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

除了农作物资源以外，陕西与四川的其他资源也恰好相互匹配。如《后汉书·马援列传》载：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马匹与骑兵在古代军事政治领域可以说是决定性存在。陕西与甘肃自古以来便是繁衍军马的重要基地，《汉旧仪》载：

“西汉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匹）。”

其中较为有名的堵苑、白马苑与天封苑便位于今天的陕西延安、榆林两地之间。到唐朝时，关中的养马业更加繁盛，《新唐书·兵志》记载：

“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

如果再加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庞大畜牧业资源（如山丹军马场），庞大的马匹数量为关中集团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提供了基础。有了马匹，便需要勇将精兵，《后汉书》载当时谚语：“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而汉代又多以“六郡良家子（天水郡、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和西河郡等，多在陕甘两省之间）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陕甘一带所拥有的强大军事人才潜力可见一斑。有了陕甘的马匹与精兵，巴蜀的林业资源便是最好的搭档。骑兵的武器矛、槊等长兵器及远程武器对林木需求巨大，修造长江流域水军船舶同样耗材巨大，而巴蜀地区林业资源相对中原可以说具有压倒性优势，早在秦修建阿房宫时便提及“蜀山兀，阿房出”，侧面体现出巴蜀森林的繁盛，而随着全国其他地区树木开采加剧、森林退化，四川地区庞大的亚热带针阔混交林直至明清仍是皇家木材的首选，可见当地自然资源在历史长时间都处于富裕的状态。

相对广阔的关东地区，陕西与四川在军事地理条件、地缘政治张力以及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具有极大的适配性，自秦汉至隋唐，一旦某位人物同时占据两地，便会激发1+1＞2的统一历史动能，成为众望所归的天命之人。然而，随着唐末关中在自然环境恶化、战争摧残以及隋唐大运河壅塞等多重内因影响下逐渐衰落，陕西+四川的最强战略伙伴逐渐淡出历史视野，而西夏对关中外围的鲸吞蚕食、经济中心南移以及金元时期对华北地区的战略重构，最终让曾引擎天下的“发动机”熄火停歇。

最后，让我们重新翻阅《读史方舆纪要》的一段文字：

“（一军向北）径上洮岷，直趣秦陇，天下之视听，必且一易，以为此师从天而降也。”

遥想当年红军自四川西部北上远征，爬雪山越草地，最终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传奇故事，我们或许会发现，那架历史统一的发动机尽管沉寂弥远，它那苍劲而厚重的轰鸣或许依旧会在某个时刻撞入中华民族磅礴的历史脉动中，给我们的灵魂带来独属于华夏的血脉偾张。

参考资料：

[1]《读史方舆纪要》

[2]《汉书》

[3]《战国策》

[4]《旧唐书》

[5]《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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