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曾见到一位知名作家这样写道：“虽然《傲慢与偏见》这本书不见得有多好，但是，它只能来自欧洲，甚至只能来自英国。”可见这本书的好与不好，实在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杨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她说，“议论一部作品‘有什么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认真探索这部作品有什么好，或相当干脆的否定，就是说，没什么好。”杨先生认真探索了这部作品有什么好。她说，奥斯丁的小说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写表现为世态人情的人物内心”，说奥斯丁“对她所挖苦取笑的人物没有恨，没有怒，也不是鄙夷不屑。……她的笑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是和读者相视目逆，会心微笑”，说从奥斯丁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她那副明辨是非、通达人情的头脑（common sense）”，说“《傲慢与偏见》的布局非常自然，读者不觉得那一连串因果相关的情节正在创造一个预定的结局，只看到人物的自然行动”，说“创造人物大概是她最感兴趣而最拿手的本领”，她笔下的人物“是圆的立体，而不是扁的平面；即使初次只出现一个平面，以后也会发展为立体”，说“用对话写出人物，奥斯丁是大师”，说“她写出来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那一个’”。
杨先生说的这些“好”，尽管只是一家之言，却赢得了许许多多喜爱这本书的读者的心。
这本书能在中国受到读者的喜爱，译者王科一先生功不可没。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这本小说时，三十岁刚出头，并没有多少翻译经验。1955年2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本。他在“译者前记”中这样写道：“翻译本书时，曾遇到不少困难，例如，首先我掌握不了书中那种幽默俏皮的对话；其次，奥斯丁的整个文字风格都极其矫健精练，极其紧凑，究竟应该以怎样一种文体去对待它，实在也是个问题；所幸得到邵洵美先生的热情帮助，愿意替我审校此稿，才使我在他的指教下，决定在语言方面应用普通话，就是说，尽量避免南方人不懂的北方土语或北方人不懂的南方土语。”从完成的译本看，王先生的努力是成绩斐然的，他的译文犹如一股清新的风，拂过当时的译坛，留下历久弥新的影响。
原标题：《夜读 | 周克希：关于《傲慢与偏见》》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沈琦华
来源：作者：周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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