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蜂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

2013年12月20日，第六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3月3日设立为“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野生动植物保护投融资：投资于人类与地球”，我国的主题是“加大物种保护投入力度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过去30多年在自然保护领域，特别是在大熊猫保护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将自己的研究案例和观察编著成这本《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带领读者了解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做什么。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刊发，摘编自《探知无界·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原文作者 | 吕植

《探知无界·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吕植 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熊猫蜂蜜”的故事。仍然是在四川省平武县，在几个保护区之间有一个村子叫关坝村，这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山吃山。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到山上打点猎物或伐些木头，天然林停伐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变得很困难。虽然有些人也靠养些羊等赚点钱，但是他们村附近是平武县县城的一个水源地，养羊会污染水源。

怎么办呢？我们跟当地老百姓一起商量，决定开始尝试蜂蜜这个产品。蜂蜜听起来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产品，因为产蜜的蜜蜂同时是传花授粉的昆虫，很多植物靠昆虫来传粉，蜜蜂是可以传粉的昆虫之一。关坝村的村民选择养的蜜蜂是中华蜜蜂，就是我国的本土蜜蜂。我们平时在超市里买的蜂蜜一般是由意大利蜂产的，意大利蜂大概是一两百年前被引进到我国的。这种蜜蜂被引入后对我国的本土蜜蜂有一定的侵略性（这被称为“生物入侵”），因为它们个头大又比较凶狠，它们所到之处，当地的土蜂就会退却。再加上农药、化肥等的影响，中华蜜蜂后来就都退缩到深山里面了。关坝这些地方是有本土的中华蜜蜂的，所以养中华蜜蜂相当于回放到大自然中更多中华蜜蜂的“种子”。中华蜜蜂产的是百花蜜，也就是说大熊猫栖息地里面的野生植物是蜜蜂的蜜源，因此这也促进了大熊猫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的良性发展。好的森林会有好的蜜源，好的蜜源才会生产出好的蜂蜜。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蜂蜜能不能挣钱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卖蜂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协助村民成立了一个养蜂合作社。除了我们帮村民卖蜂蜜以外，村民自己也会寻找蜂蜜市场和销路。养蜂其实是当地老百姓以前就做过的事情，但是因为市场不好，卖不了多少钱，比如，一斤装的一瓶蜂蜜以前只能卖5块钱，这点钱连村民坐车到城里去一趟的车费都不够，所以后来村民养蜂割蜜一般就是自己吃，很少拿到市场去卖。有了养蜂合作社后，这个村子就算有了一个养蜂的产业，虽然后来他们的蜂蜜可能卖得也不是很好，但是与之前相比，价格大大地提升了，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收入。

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增至近1900只。（谢建国 摄）

“熊猫蜂蜜”这件事情不仅使村民有了一个小小的产业，而且生态友好的事情被外界知道后村民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包括政府的支持、企业的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在这样的鼓励下，一群当地的年轻人就回乡了。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想法。

做蜂蜜这个产业一开始就是想寻找一个生态友好的生计，但是没想到一步一步演化出了一个更精彩的故事。不少年轻人回乡以后，觉得养蜜蜂这事对生活有好处，因为既可以产生收益，又对保护生态有利，因为让家乡更美也是他们的愿望，于是他们决定把村子周边的森林，即他们的村有林变成一个保护小区，也就是说他们要自发地成立一个保护小区。当地政府知道以后，认为他们这个做法很好，并且提出他们可以将他们村子后面的一大片国有林一起保护起来。保护森林、保护国有林一般是有经费的，于是这个村子就得到了一笔政府划拨的保护森林的经费，这个经费甚至比他们卖蜂蜜的钱还要多。他们成立的保护小区就叫“关坝流域保护小区”，由村民自己来管理。

这可能是我国由村民自己决定做保护，并且成立保护小区的比较早的几个例子之一。成立了保护小区以后，大家发现大熊猫和其他动物都开始多起来了。于是大家就想再做点别的事情，于是讨论时，就有人提出可以凭借好的森林、好的水，以及能够看到动物等有利条件来搞生态旅游，把家乡打造成一个自然教育、自然体验的基地。当时正好赶上国家出台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于是这个想法成了生态扶贫的一个典范。接着国家投资在这个村子里面建了一些可以住宿的地方，为之后做生态旅游和自然体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个村子就一步一步从一瓶蜂蜜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其他村子都非常羡慕的靠生态友好产业来支持生活的村子。

当然农业仍然是一个基础。除此以外，他们又觉得养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曾经村子附近的河里面有很多珍稀的本地的鱼，但是由于下毒和捕捞，后来没有了。于是他们又从其他村子把鱼苗引回来。因为一斤鱼可以卖到八九百块钱，所以养鱼可能会带来不少收益。但是因为怕别人来偷，每天晚上村民都要去巡护。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巡护以后，他们反倒有点舍不得捞了。前面我们说到生物多样性提高以后，人们生活中的选择机会就会变多。我想他们现在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关坝村，最早回乡的一名青年叫李芯锐，他回乡之前在城里当厨师。我问他：“在城里当厨师挣钱多还是回乡后挣钱多？”他说：“当然是在城里做厨师挣钱多了。”我接着问他：“你觉得回乡划算吗？”他想了想说：“二者还是不一样的，当厨师是在给别人打工，很多事情是没有自主权的，现在是在给家乡做事情，给自己做事情，而且能陪伴家人，这个感受是有个人尊严的。”

这个例子对我的启示是，钱可能只是人们追求的一方面，人们更看重的、对人们更有吸引力的实际上是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哪怕是贫困地区的人们，其精神上的需求并不比金钱少。所以在我们考虑怎么帮助贫困地区，怎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精神的需求、尊严的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这样的例子让我试图想要回答最早的那个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能不能成为现实？从关坝村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让我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了更大的信心。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吕植；摘编：荷花；编辑：王菡；导语校对：杨利。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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