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救了25万人的"南京安全区"，是如何成立？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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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进犯。中国政府为了持久抗战，决定迁都重庆。

11月16日，国民政府各部原本秘密准备的迁移工作开始公开进行。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随着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的西迁，许多政府官员也随机关内迁，形成了撤离南京的人流潮。然而举家撤离南京需要相当的花费，这对普通市民来说是望尘莫及之事。

然而，当时南京还有许多人因经济原因，无力举家迁徙，不得不留在南京，还有一些人因舍不得家中的家当，也不愿迁移。与此同时，一些由苏南等地区为躲避战火逃难而来的难民也涌入南京。

在日军不断向南京进犯及国民政府西迁的背景下，尤其是日军即将向南京城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无法撤离南京的中下层平民及难民无疑将要面临战火的威胁。

1、国际安全区的缘起

11月中旬，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首先提出效仿饶家驹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的成功先例，在南京设立难民区的构想。

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曾回忆说：

“1937年11月，我在南京看到报纸上报导上海有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来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立一个难民区。那时我是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认得金陵大学的许多美国人，同时我也是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和许多英国人、德国人有来往。我约集了一二十个外国人，我说我们要设一个难民区，他们都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为人道的事情，应该赞同。我们这个难民区很自然的就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进去，一直到鼓楼、新街口。划好后，我们就写信给上海饶神父，请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不要骚扰难民区。”

杭立武的回忆说明，在南京设立难民区的设想首先是由他提出的，同时也得到了当时在南京大部分西方人士的赞同。但有资料显示，当时西方人土并不是由杭立武提议后才同意设立难民区构想的。1937年11月17日，金女大美籍教师明妮·魏特琳女士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W佩克，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域，以保护难民。

佩克收到魏特琳的信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并于当天给魏特琳回了信。

在魏特琳向美国大使馆官员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5时30分，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斯迈思三人相约来到美国大使馆官员佩克家，就设立安全区问题与佩克进行商谈。

据史料记载，最早提出安全区设想的是美国传教士米尔斯，他的提议得到贝德士、斯迈思等人的赞同。

在与佩克的商谈中，米尔斯等人首先向佩克提出了设立安全区的构想。他们认为，首先，一旦南京附近及市内发生战事，为了让普通平民躲避战火，应当设立一个安全区或称难民区及非战斗区域，以保障平民的安全；其次，关于安全区的位置，设在市内西部较为适宜，因为根据判断，战事将发生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而中国军队在西部地区并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中国军方有可能会同意将西部地区划为非军事区。

米尔斯还表示，一旦安全区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希望美国大使馆能代为向日本当局转达这一信息。

佩克表示：“对这件事，今天大使馆已明确表示了态度，因为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女士关于设立安全区的来信，已有明确的答复，大使馆很乐意代向日本当局转达。”

2、游说的成效

在日军向南京进犯的过程中，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议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设想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中日交战双方及中立国的支持和认可。因此，各方对设立安全区的态度至关重要。

美国驻华大使馆最早获悉设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并表示赞同。11月17日，魏特琳向美国大使馆官员佩克提出设立安全区的设想后，美国大使约翰逊立即表示赞同，并愿意代为向中日双方转达这一信息。11月17日晚，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及大使馆官员佩克与孙科等中国官员共进晚餐，张群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在座。

席间，佩克向在座的中方人士说明了下午与米尔斯等人交谈的主要内容。美国大使约翰逊也向中国官员表示，这不是美国官方的建议，而是一些民间人士的设想，目前还处于商讨阶段，如果这一建议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美国大使馆可代为向日本当局转达这一信息。

在第三国中，除了美国外，英国、德国驻华大使馆对设立安全区一事也表示赞同，至少在11月22日之前，英国大使馆对此已表示同意。德国虽然是日本的盟友，但德国大使对此亦表示赞同。

拉贝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

“德国大使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们的介绍认识了斯迈思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

另外，德国大使馆官员罗森将张群的官邸转交给拉贝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办公场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德国大使馆对设立南京安全区的态度。

1937年12月24日，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

“12月9日，日本向所有大使馆发出了要求，要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这时我同领事馆的秘书许尔特尔先生一起再次坐车进城，以便把留在那里的帝国德意志人接到长江上去一可惜没有成功。无论如何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此之前我把一家中国银行供我支配的一所房子交给了拉贝先生，这所房子有一个由德国顾问建造的，不怕轰炸的地下大掩体。”

罗森的报告对房屋的记述有误，该房屋当时并非中国银行所有，而是张群的官邸，位于南京市宁海路5号。

安全区能否设立，关键是中日双方的态度。中国政府及南京市政府对设立安全区持较为积极的态度。11月17日晚，当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向参加宴会的张群等人告知设立安全区的设想时，张群表示现在考虑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而马超俊市长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设立安全区的构想，他没有表明个人的态度。

但米尔斯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佩克的交谈中，已表明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设想已得到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赞同，而且这一建议已传告唐生智（当时唐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任命尚未公布），唐生智当时并未明确表态，只是同意就此事与蒋介石商谈。

然而根据王世杰的日记记载，当时唐生智是表示赞同的。不仅如此，参谋总长何应钦也表示赞同。

3、中方的态度

在安全区酝酿的过程中，杭立武在西方人士与中国官方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杭立武当时是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在文化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其妻玛丽·陈是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妹妹。另外，杭立武与中国官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私交甚好。

从11月17日至28日，中国官方虽然没有正式明确承认安全区，但拉贝等西方人士仍然通过一些渠道，间接地了解到中国方面对此举的肯定态度。11月26日，当拉贝向杭立武询问中国方面是否同意设立安全区时，杭立武表示：“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指蒋介石）已经表示赞同。”

另外，张群将自己在宁海路5号的官邸提供给德国大使馆，并由德国大使馆的罗森转交给拉贝，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办公场所，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方的基本态度。

11月29日下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在北平路（今北京西路)英国文化协会召开会议，讨论安全区的相关问题。南京市长马超俊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当众宣布了国际委员会成立”。

南京市长马超俊显然是以中方官员的身份宣布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的，这表明中国官方正式同意设立安全区，并在政治、法律上给予安全区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合法地位。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虽然日本方面尚未正式表明态度，但中国方面尤其是南京市政府给予了国际委员会大力支持。

首先，中方给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市政管理的行政权。安全区要收容难民，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难民的安置与住房、粮食、资金、医疗卫生、物资运输、治安维持等问题。为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住房、粮食、卫生、运输等专门委员会，分别管理相关事务。实际上，在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撤离南京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行使部分市政管理职能。

南京市政府为了支持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将部分市政职能移交给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后来被推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日记中收录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给中国报界的新闻稿，内称：

“1937年12月1日，市长马先生来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承担管辖安全区的全部责任…由于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国际委员会只有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由马市长转授的负责安全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一旦困难时期过去，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也将随即停止，并将应南京市政府的请求将这种责任归还给市政府。”

12月17日，拉贝在致函日本大使馆官员福井淳时也特别指出：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

除了前述市政职能外，南京市长马超俊还为安全区配备了400名警察，以“看守安全区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

其次，南京市政府给予安全区粮食和资金支持。就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的当天，中方表示将给国际委员会拨款10万元。至12月7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收到其中的4万元。后来国际委员会又陆续收到拨款，共计8万元。

南京市政府还答应调拨2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后来由于运输困难，国际委员会实际收到了9067袋大米、1000袋面粉和350袋食盐。

4、日本的拒绝态度

虽然中方对安全区表示支持，但日本方面尤其是日本军方的态度则直接关系到南京安全区未来的命运。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得到中国方面初步认可后，即于当晚通过美国大使馆向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美国政府和国务卿发出了由拉贝、潘廷、斯迈思等人签名的关于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电报，并希望尽快将电文转交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

为了敦促日本方面承认南京安全区，11月23日，德国驻华大使馆也要求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将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计划转达给日本方面。

11月25日，由于没接到日本方面的答复，为了促使日本当局能迅予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还致电希特勒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贝尔，恳求希特勒“说服日本政府同意为非战斗人员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为争夺南京而展开的战事会危及20余万人的生命”，同时请求总领事克里贝尔支持他给希特勒发电报。

11月27日，由于仍未收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再次通过美国大使馆致电日本大使馆，“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特此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除了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与日本当局联系外，29日晚，国际委员会还求助法国神父饶家驹，希望他尽快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大使馆副顾问日高联系，并希望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

由于日军快速向南京进犯，因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迫切希望得到日军当局的明确答复，但是日本方面十分谨慎，迟迟不予回复。

直到12月2日，拉贝等人才收到由法国神父饶家驹转来的日本政府关于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答复：“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尽管日本政府对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否决，但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模棱两可、措辞微妙，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收到电报后，国际委员会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给饶家驹神父回电，希望他再次与日本当局联系，以便委员会能获得日本政府“带有保证性的通知”。

12月3日，德国大使馆从汉口发来的电报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于12月4日作出的关于南京安全区的正式答复，对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建议再次给予拒绝，其答复与12月1日的答复除内容更为详细外，并无其他不同。

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方面的答复模棱两可，因此没有断绝设立安全区的一线希望，仍然加紧筹设安全区，并积极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内撤离。12月8日，当日本方面得知国际委员会仍然在积极筹设安全区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于12月8日在一份致挪威总领事等人并向外交使团感兴趣的成员传递信息的信件中，再次要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撤离。

同时，日军当局也宣称：所有撤入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人是“自甘冒险”。12月9日，日本主要报纸也以“大使馆发言人声明不承认安全区”为题，刊登了日本同盟社12月8日发自上海的电讯，从日本当局的答复和大使馆发言人的声明来看，其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理由较为含糊，但拒绝的态度较为明确。

其拒绝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二点：

其一，作为民间机构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身没有能力阻止安全区为中国军队所利用；其二，安全区本身缺少设立中立区的自然条件，“南京的地形以及中国军队修建的防御工事已使整个南京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堡垒。安全区存在于这样一地区在名称上也是自相矛盾”。

实际上，日本当局所谓“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的表态，纯粹是为了掩饰，如果断然加以拒绝，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日方担心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非常清楚日本当局回复电文背后的含义，因此也未对市民的安全作出任何明确的保证。

12月8日，国际委员会在市内张贴的《告南京市民书》中，非常婉转地道出了他们的担忧：“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

在落款时，国际委员会也特别注意，使用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而不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防止市民的误解。

5、安全区的划界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酝酿初期，只有米尔斯、贝德土、斯迈思等少数几个西方人士（主要为美国人）参与，拉贝是在11月19日才得知国际委员会之事的。

11月22日，筹备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设立安全区的相关事宜。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推举约翰·拉贝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国际委员会之所以推举拉贝为主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又是德国纳粹党南京支部的组长。早在1936年，德国与日本即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一年后，即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又形成了轴心国集团。因此，由当时日本的盟国德国人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有利于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第二，拉贝对中国十分熟悉，且具有相当的组织领导能力。

早在1908年，年轻的拉贝即来到中国，先后担任过德国西门子公司北平、天津办事处的经理。1930年，他又担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从1908年算起，他在中国已工作、生活了近30年，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均相当了解。拉贝出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是较为合适的人选。

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日期，既有的研究论及较少。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际委员会自己认为其成立的时间为11月22日。

据《拉贝日记》记载，11月22日，筹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召开会议，确定了拉贝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因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这一天确定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立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得到中国官方的正式承认是11月29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参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区标，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会标确定为白底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同时划定了安全区的范围，拟收容难民。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具体范围为：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安全区总面积约3.86平方公里。

国际委员会划定上述区域为安全区，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一旦日军进攻南京，由于日军的进攻方向主要在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等处，因此中日双方的交战区域主要集中在市区的东部、东南部和南部，而安全区位于市区的西部，距离交战区域相对较远。

第二，安全区内包括南京市的“新住宅区”。所谓“新住宅区”，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设的高级住宅区。在这一区域内居住的大多是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而这些人大多随政府西迁撤离了南京。《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也记载：

“新住宅区亦在难民区内，其中官吏阶级所住之广厦，业已搬空，其他新式房屋，曾为知识阶级及中产阶级所居者，其住户均已西迁。此等私人产业，有时仅有佣仆或戚属留守其中。”

由此可见，新住宅区空置房屋较多，便于安置难民。

第三，在安全区内，外国大使馆和外国学校、机构众多。包括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及日本大使馆在内的许多国家大使馆都设在这一区域内。此外，在安全区内，外国财产也较为集中，其中重要的有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金女大、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五台山美国小学、鼓楼医院，等等。这些外国机构和财产的存在，不仅使日军在轰炸和炮击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国际委员会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些财产的安全。

第四，在安全区内，中国军事设施相对较少。当时除安全区边缘地带和五台山等地有少数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外，没有其他军事设施，这不仅便于中国军队的撤离，对保证安全区的“非军事性”也十分有利。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为便于开展工作，于12月2日迁入宁海路5号办公，此后，这里便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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