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残疾女孩跳楼轻生，曾多次向心理老师求助

2025年6月5日凌晨3点15分左右，周丽（化名）起床上厕所，发现女儿小芸（化名）的房间里没人，窗帘半拉，窗户开着。

周丽叫醒丈夫，他们在楼下找到了小芸，这个13岁的残疾女孩，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警方在小芸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遗书。

处理后事时，学校心理老师向周丽提及，“小芸早就有了轻生的想法，没想到她真的走了”。这句话引起了周丽的注意，后来她通过学校监控和日记发现，小芸曾被班上多名同学辱骂、推搡。出现轻生想法后，小芸给学校心理老师写信求助，但后者未能及时告知家长。

其中一封写给心理老师的信（图/新京报）

为此，小芸父母将女儿就读的学校和4名同学告上法庭。今年2月，法院一审判定，小芸表露轻生倾向后，学校未告知家长，需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父母作为监护人自行担责80%。同时，现有证据无法认定4名学生对小芸实施了欺凌行为，因此不承担责任。对于这份判决，小芸父母和学校均不服，并提起了上诉。

6月25日，该案二审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持续5个多小时后，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自杀后曝光的监控

小芸出生于2012年，去世前就读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某小学。周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儿出生时因窒息出现缺氧缺血性脑病，被评定为二级残疾，直到3岁8个多月时，她才学会了独立行走。

多年来，一家人带着小芸四处进行康复治疗，2020年，为了让女儿融入正常社会，父母决定让她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周丽称，女儿比同龄孩子晚入学2年，但她智力基本正常，生活也能自理，“只是口齿不清，走路跛脚，动作有些慢。四年级前的成绩能到八九十分”。

“孩子身体特殊，我一直很担心她被校园欺凌。”周丽回忆，入学前，她曾请求学校和老师多加关照小芸，上学期间，她和丈夫也亲力亲为，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辅导其功课，“平时我也一直说，有事一定要告诉妈妈，我们会保护你”。

周丽一度认为，女儿在家爱笑、爱玩，没发现有什么心事。直到警方发现了她的遗书，以及更多证据，揭示出小芸在校园生活中的另一面。

在班级监控里，周丽看到，女儿情绪低落、沉默寡言，同桌男生肘击、拍打过她，其他同学推搡、拿笤帚击打过她。还有同学坐在她的座位上，模仿她手抖写字的动作并称其有“帕金森”，甚至将她的书包踩在脚底下，反复踩踏她的书本。

长期压抑的小芸不是没有求助过心理老师。2025年3月，小芸曾化名“夏苒冷”求助学校副校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代老师：“老师，我觉得我好差劲，也好失败。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有点毛病，总是有人笑话我。我没有朋友，胆小自卑，有了朋友也怕她们嫌弃我……我总在想，是不是我死了就不这么痛苦了？”

代老师回信告诉她：“每个人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过段时间就好了……现在是心理敏感期，只有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让自己心理强大起来，长大之后才能承担更大的压力。”

一个月后，“夏苒冷”再次写信称，无法理解同学们对她的嘲笑，“就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们骂我是瘸子，可身体不好也不是我想的呀”。她在信里再次表达了轻生的念头：“什么都做不好，就是个累赘”“我现在脾气也比之前大了很多，唯一的愿望就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代老师再次回信劝慰，自卑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每个人的应对方法不同，“你要想办法打败它，平时不敢做的事大胆去做，不敢说的话也大胆说出来。同学们说什么，试着去接受，不要让这些语言影响你的心情……学习不好就不好，身体不好就慢慢恢复。好好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小芸去世后，周丽拿到了2封女儿的信件，但心理老师的回信有6封，她不确定孩子有没有写更多的信，在她看来，心理老师既没有给予小芸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及时告知家长，导致家长和学校都错过了疏解孩子的时机。

小芸生前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谁都觉得自己“没错”

2025年7月，周丽和丈夫将牙克石市第七小学及4名小芸的同学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是校方长期的“系统性失职”以及同学的欺凌，导致了女儿的去世，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并道歉。

2025年9月26日一审开庭时，无论是学校，还是班主任和同学，都认为小芸的死与自己无关。

学校表示，小芸是在家中自杀，班主任也没有孤立学生，对于家长质疑将小芸排除在一些学校活动之外，老师均与家长进行了沟通，“且老师是考虑到小芸身体情况的特殊性，照顾其身体和心理。”

学校还认为，通过遗书可知，影响小芸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其身体和成绩，以及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而非同学之间的辱骂，“老师对于同学之间的争议及小芸的心理状态并不知情”。

至于未将小芸有轻生念头的情况告知家长，学校解释称，因为求助信是匿名，心理老师在收到信件时并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写的，心理老师并非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出于保护孩子隐私的目的，没有告知家长。因此，学校认为老师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涉事的4名同学的家长则辩称，小芸父母提供的视频均为课间活动，系片段、不连续，属于偶发现象，且同学之间的打闹不应认定为校园欺凌，也与小芸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小芸早已有轻生念头，只是其在父母面前没有表露”。

一审中学校还提到，2025年4月，也就是小芸自杀2个月前，学校曾进行中小学心理危机筛查，测试结果显示，小芸的预警等级为一般预警。有资料介绍，该级别说明测试学生心理普查结果较差，学校层面需给予一般关注。周丽质疑上述检测的科学性，同时认为，筛查已经明确预警，学校却未采取有效措施，是严重失职。

今年2月，法院一审判决，小芸在书信中表露轻生倾向，学校未告知家长，违反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重大生理、心理疾病报告制度，向家长及时告知学生身体及心理健康状况；学校发现学生身体状况或者情绪反应明显异常、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及时通知学生家长”的规定，导致家长未及时介入，学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24万余元。其中保险公司赔付20万元，学校赔付4万余元。

法院同时认为，小芸死亡时方满12周岁，且系残疾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更应对其日常表现高度注意，然而，他们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并察觉小芸心理异常，有失监护之责，应当承担80%的主要责任。

一审宣判后，小芸父母、学校及保险公司均不服判决，并提起了上诉。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此次二审前，周丽又在监控中发现了更多女儿被同学欺凌的证据。例如，出事前，小芸曾被赵姓同学推搡、抢书包，被同桌王某某连续多次戳腰、辱骂嘲笑等。还有同学曾模仿她走路，并称她为“疯子”。

6月25日的二审中，小芸父母的代理律师提出，学校明知小芸存在明确自杀倾向，却未依法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同时，该校也未保障小芸正常学习生活，剥夺了小芸平等参与集体活动的权利，并且对小芸遭遇的校园欺凌未给予足够关注，应承担70%及以上的主要赔偿责任。

“涉案4名学生实施校园欺凌行为，与小芸死亡结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周丽补充说，他们希望这几名学生道歉，同时，他们会将法院判决的经济赔偿全部捐赠给残联。

融合教育之困

在周丽的回忆中，二年级时，小芸曾被一名同学造谣有传染病，为此，她找了对方家长评理。四年级时，小芸在作文里提到另一位同学对自己“有敌意”，对方家长得知后，也找了周丽沟通处理，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周丽印象里女儿与同学少有的矛盾。她自称事发前经常向老师了解小芸的情况，“班主任也说，孩子在学校可开心了，也愿意说话”。

但心理老师代老师曾告诉警方，她收到信件后发现孩子心理问题很大，两人在2025年4月24日见了面，她了解到小芸因身体缺陷自卑，因为同学嘲笑难过，“我对她进行疏导工作……还告诉她有人欺负就告诉老师或家长”。

该如何看待这起悲剧中，家校沟通明显的信息差？

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陈光辉分析，小芸数次表达轻生想法后，学校除了尽快组织线下约谈之外，应该依规突破保密原则，第一时间联系监护人与班主任，“首先保证轻生学生的人身安全”。

同时，小芸对父母的沉默也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孩子遇到困难、烦恼、伤害通常会首先求助父母。”陈光辉分析，小芸直到结束生命时也未向家人求助，可能只是个假象，而更有可能的是，孩子先前多次给父母反馈或求助过相关事宜，却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回馈和有效的帮助。

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看来，小芸生前的沉默，可能是对父母缺乏信任，或是不愿意给父母增加麻烦，“比如孩子担心家长和学校沟通处理不好，会让自己处境更麻烦等”。

特殊儿童通常具有新异特征，极易引发同学的关注、好奇或者嘲笑。陈光辉指出，家长之间不当的人际沟通，可能会导致其他学生家长纷纷叮嘱孩子避免滋生事端、远离特殊学生。久而久之，特殊孩子在班级里反而也会没有朋友。

小芸生前的生活照（图/红星新闻）

他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可以判定此事中小芸为疑似校园欺凌的受害一方，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有效证据来认定欺凌属性。“孩子选择轻生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疑似校园欺凌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不过他指出，即便在氛围开明、阳光安全、管理规范的学校，虽然学校可以保障孩子拥有平等参与学习、交友等活动的机会，但每位孩子的学习状态、友谊质量、同伴冲突事件依然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减少校园欺凌、歧视等消极事件的发生，是在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而要实现具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积极发展，则需要学校、家庭以及孩子自身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让女儿就读普通学校，逐渐回归正常的人生轨迹，是周丽和丈夫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但多位受访专家也指出，融合教育在落地执行时存在现实困难和局限。

李紫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就读，压力一方面来自可能的欺凌，同时也与周围环境和其自身适配度不高有关。例如，学校的运动会、联欢会、春秋游等活动，很多项目都是面向普通学生，“如果特殊孩子无法参加各类集体活动，长期处于班级边缘位置，内心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作为长期关注校园霸凌的公益机构，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的负责人沈旭表示，家长让残疾孩子进入普通学校的诉求合乎情理，但这也对学校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她指出，班主任同时管理几十名学生，既要兼顾全体学生的节奏和情绪，也要注意残障学生的风险管控，在给予充分保护的同时，又不能伤到其尊严，“比如一些特殊课程，让这个孩子加入会更温暖、更人性化，但确实会影响整体效果或节奏。这种情况下，普通老师可能就做不到面面俱到，需要系统的心理学、特殊教育专业的训练”。

呼伦贝尔市关于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有关文件规定，要选聘具有一定特殊教育素养、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担任随班就读学生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每学期组织2—3次随班就读辅导教师培训和教研活动，学校达到无障碍设施要求，且每学期要召开1—2次残疾学生家长座谈会等。

据红星新闻报道，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向小芸父母表示，小芸去世这一年，心理老师代老师一直陷入自责，事发前她曾想找机会跟小芸父母见面，但没料到小芸会自杀。这也给当地教育敲响警钟，事发后教育部门已联合当地医院专家及心理健康协会会员，深入各个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负责人同时坦言，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确实“太缺了”，心理老师并非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只能对孩子进行疏导，无法进行心理健康的治疗。

这应和了沈旭在实地研究中的发现。许多中小学都设置了心理咨询室，并且配备了完备的硬件设施，但并不代表心理老师掌握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很多心理老师可能只掌握了理论话术，缺乏实操训练，也无法识别和处置校园欺凌现象，“所以在面对真实案例时，只能输出心灵鸡汤，甚至无法感知学生孤独和挫败的处境，最终错过了干预时机”。

陈光辉也指出，编制缺口大、专职化率低，是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面临的突出问题。部分地区学校严重缺少专职心理教师，而在岗心理教师会因为岗位边缘化、职业发展通道不通畅，导致职业发展动力不足。此外，对于整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而言，还存在一些地区和学校“重检查、轻实效”，预防前置机制缺失，心理筛查工具难以保障科学性和适配性，危机干预不及时等问题。

采访中，沈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小芸的悲剧如果仅仅止步于追责和惩罚，不补齐机制上的短板，可能会让一些学校和教师为了规避潜在麻烦，更加不愿接受特殊学生。

作者：于晓

编辑：刘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