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在沪签署，探寻跨越数字鸿沟新道路

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据新华社报道，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课题。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鲁传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道，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中方始终聚焦能力建设。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欠缺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这一能力缺失，它们可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进一步陷入数字鸿沟。

“而中国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发挥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方面的优势，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帮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技术共享、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这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鲁传颖说。

技术快速落地vs新的治理挑战

过去几年，全球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更多聚焦于大模型性能、算力竞争、芯片供应链等技术本身。但随着技术的快速进入产业应用，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鲁传颖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落地应用。而在技术的落地过程中，相关问题也显现出来。一方面，人工智能会对就业岗位形成显著替代；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变革社会治理模式，既赋能、优化治理手段，也伴随着风险与挑战。

“而目前相关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可供参考借鉴的‘先进经验’较为匮乏。”他表示，也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转而更多探讨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

就在本周，全球近200名经济学家和科技领袖共同签署一份名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的声明，声明称“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同时指出这项技术“可能会带来包括大规模失业的风险，以及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等机遇”。

事实上，今年以来，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讨论明显升温。仅在过去的一个月，相继落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与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均将人工智能的风险管控与跨国规则协调置于核心讨论位置。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6日至7日，联合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这是联合国框架下首次面向全体会员国和各利益攸关方建立的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平台，重点讨论弥合人工智能鸿沟、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建立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久前，同样在日内瓦举行的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也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以及全球合作列为重点议题。

鲁传颖梳理指出，前沿模型自身带来的风险、人工智能对传统国际安全带来的新挑战、可能引发的新型网络安全问题是当前人工智能治理主要面临的三类风险，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应对。

具体来看，前沿模型自身风险包括模型价值观偏差、伦理问题、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一系列内生风险。“由于大模型本身的‘黑箱’特性，我们难以直观理解其内部决策和推理过程，这也增加了风险识别和治理的难度。”鲁传颖说。

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并不仅限于模型本身，其影响正向传统安全领域延伸。他举例称，以核、生物、化学、放射性武器等高风险领域为代表，人工智能如果缺乏必要的安全约束，可能会降低敏感知识的获取门槛，甚至助长危险技术的扩散。

碎片化不意味着治理失序

因此，面对一项快速演进、影响全球的通用技术，如何制定规则、建立一套被广泛接受的治理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然而，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机制仍呈现碎片化特征，各国在治理理念和路径选择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鲁传颖表示，“人工智能治理目前仍处于自下而上的发展阶段。”“它并不是先有一个顶层设计再由各国按照统一框架去执行，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规则。”这也意味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碎片化”特征。

美国强调产业竞争优势，认为大范围的监管会扼杀技术突破；欧盟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法案》；而在6月举行的G7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G7将“建立一个由少数民主国家组成的合作与讨论平台，用以制定标准”。国际社会正形成多个并行推进的治理体系，而非单一主导的规则框架。

不过，在鲁传颖看来，当前阶段的碎片化并非意味着治理失序。恰恰是由于人工智能具有高度通用性和广泛影响，各国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都有充分的利益相关性参与到治理之中，主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反而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自下而上形成治理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人工智能卓越中心人工智能应用与影响力负责人巴索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从2010年至今，全球在AI上的投入已达6000亿美元，未来几年预计每年仍有约4000亿美元投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承担的资金量。最关键的不是在系统层面实现绝对融合……而是每个人都在构建自己的系统和逻辑，但依然拥有共通的标准和连接。”她说。

同样的，鲁传颖也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碎片化的格局下如何不断积累共识，不同理念之间不断交流、碰撞，再逐步形成更广泛接受的国际规则。这或许正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发展路径之一。”

中国方案助力全球南方

人工智能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的同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鲁传颖指出，对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获得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世界银行《2025年数字化进程与趋势》报告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在系统数量和算力规模上同高收入国家差距明显；非洲数据中心报告显示，全球数据中心容量绝大多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非洲占比不足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近日指出，先进AI能力正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企业手中，发展中国家在AI治理中缺乏话语权，需要建立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机制。

上述报告警告，若缺乏协同干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演变为南北发展鸿沟，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性。正因如此，中国近年来持续倡导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希望推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发起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前夕，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国始终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将能力建设作为合作重点。

在鲁传颖看来，中国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其中一个核心目的就是依托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方面积累的经验，通过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技术共享、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帮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提升人工智能发展能力。

中国的技术赋能并非停留于倡议层面，而是已在亚非拉多国催生出可感知的数字化成果。

据新华社报道，在柬埔寨南部，依托中国实施的智慧农场一体化发展计划，每公顷土地年收入从约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以上。在莫桑比克，基于中国北斗导航技术的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田测绘、水稻播种、农药喷洒等田间作业，极大提升了收获效率。在巴西，国家电网光明电力大模型助力当地电网智能化运维，解决复杂环境下的巡检难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人工智能创新负责人贾森·斯莱特说，“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采取开放分享、对外赋能的做法，让许多国家切实受益。”

正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主题——“智能伙伴 共创未来”。其中“伙伴”一词所强调的，正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欧洲《现代外交》（Modern Diplomacy）网站14日刊文称，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将此次大会视为多边合作体系的发展契机，“认为这是有别于西方附带政治条件的替代方案”。文章称，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认同中国的治理构想，“应由更多国际机构共同参与规则制定，而非由美国政府与头部科技企业单方面划定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标准”。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发展，鲁传颖报以期待。他相信，“作为一个多边国际合作平台，它（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能充分反映成员国的共同诉求。未来，无论是人工智能治理理念交流、国际规则探讨、人才培养，还是应用场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都可以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它应该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