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患者信AI、又怕医生信AI：三角医患关系谁来担责？

医生必须坚守独立临床判断；患者不能视AI为医生的替代者；人机合作中，AI也当不了医疗责任的“背锅侠”。

文/文阳

几条关于向AI求医问药的新闻，放在一起看，颇能看出当下医疗关系的一些新“症结”。

据报道，一名华人女工程师按ChatGPT提供的逐日减药计划，将抗癫痫药物逐步减量至停药后死亡，其父母近日向旧金山高等法院提起不当致死诉讼，控告OpenAI及其执行长奥特曼，指ChatGPT无照行医、提供危险且不准确的医疗建议。

另有徐州网友发布视频称，陪同家人就诊时，怀疑接诊医生借助豆包开药，因心存顾虑拒绝了由该医生开具处方。医院后续回应称，医生当时是用豆包查询一款新药，评估后发现并不适用，最终未给患者开药。

此前，一则“已经在豆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的门诊告示被热传，后经多方核实，该图为网友创作的玩梗图。不过该玩笑引发不少共鸣，有医生吐槽，患者“晚上一通问AI，白天就拿结论来考医生”。

当AI不再只是信息检索工具，它变成医患之间新的中介，甚至替代，问题随之而来——谁该被信任？如何判责任？

谁该被信任

在几起事件中，普通人用AI做用药决策、医生临床使用AI辅助、患者拿AI结论反向核验医生。当AI介入医疗，患者、医生、AI构成了三角医患关系。

患者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一些患者习惯于“先问AI，再看医生”，试图借AI抹平信息差，把医生变成AI答案的核验者；另一方面，患者又很警惕，如果医生依赖AI给自己开处方，是不是敷衍、不负责任？这就出现了患者自己信AI、又怕医生信AI的悖论。

这种矛盾心理，并非不可以共情。多获取信息、多方求证，本身是健康意识提升的表现。患者身患疾病，又缺乏专业知识，是医疗关系中的弱势方。很多时候，所谓“病急乱投医”，是情非得已。

31岁华人女工程师，已属高知群体，但在异乡可能孤立无助，求助AI是更现实的选择。其父母在起诉状中指控，ChatGPT在25天内设计出逐日减药表，把她稳定服用的400毫克降到零，并鼓励她隐瞒医师。和专业医师“绝对不行”的判断截然相反，可以说是AI顺着使用者诉求输出迎合式回答，一步步助推了悲剧。

另一边是医生的困扰。AI算法输出的是通用知识，而临床诊断需面对个体差异乃至全新病情，两套逻辑的冲突，让看诊沟通成本抬升，专业判断被算法标准答案挑战。

而所谓AI带来的信息平权，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大模型幻觉的存在，意味着它给出的医疗信息真伪交织。看似填平信息鸿沟，实则有时会制造出“信息迷局”：使用者以为手握专业判断依据，其实容易掉进隐藏风险。这也决定了，在医疗决策中“人机平权”是个伪命题。诊疗的信任根基，只能落在具备资质的“人”身上。走出信息迷幻，需要人们增强认知和判断。

这并非否定AI的正向价值。近日贵州一女子借助AI工具的提示，帮前夫识别出肺栓塞信号，及时送医挽回生命。借助AI完成线索初筛，帮助医生缩短排查链条，在这里，AI是辅助线索，医患形成良性配合，共同争取到了好的结果。

如何判责任

只依靠普通用户的自我辨别、自我约束，抵御高风险AI医疗建议，代价可能是沉重的。AI深度介入健康决策之后，责任如何划分、哪些情形需要担责、谁为诊疗后果兜底，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题，也无法一概而论。

当下，大众用AI进行健康咨询，已是多场景、高频率行为。而模糊之处在于，没有医疗资质的AI，回应用户需求的边界在哪？有没有风险前置管控的标准？

首先要划出一道红线，区分医疗科普和医疗决策的边界。AI用于医疗科普，进行初筛症状、文献检索、问诊建议，自有其价值。但AI没有医疗决策权，这是现行法律与监管划定的刚性边界。向用户给出具体的25日减药执行方案之类的行为，属明显越界。

诚然，用户主动索取、执行AI给出的减停药方案，要承担自主决策风险，但AI平台需要建立分级风控机制，面对停药、调药、重症处置等高危提问，不能无门槛地“一问就答、事后免责”。如果导致不良后果，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毕竟，一纸免责声明不是安全护栏，明确的边界才是。

再者，必须尊重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承担主体责任。这具有多重含义：医生必须坚守独立临床判断；患者不能视AI为医生的替代者；人机合作中，AI也当不了医疗责任的“背锅侠”。

在法律框架下，诊疗决策权属于执业医师。即使是专业的医疗AI，有落地场景区分限制、有医生诊断通道，存在人机共同参与，但医疗的决策人、责任人，始终是医生。专业如医疗AI，本质上仍是平台和工具，并非医疗活动的主体。

AI平台、医生、患者三方关系中，患者是健康第一责任人，医生承担诊疗决策权，AI平台也有坚守的红线和边界。明确责任，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才能让AI更好服务于人们的健康。

编辑 赵瑜 审核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