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大批学生离开学校赶赴考场的前一天晚上，我又到了毛坦厂。几十盏飘动的孔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它们发出空灵的橙色光芒，越升越高，犹如一个象征着希望的星座。我循迹找到了孔明灯升空的地方，那是学校侧门附近的一片空地，一些考生的家人点燃了浸过油的布团。热气把孔明灯带离地面，人们的祈求声也变得更响亮。“请让我的儿子上分数线！”一位母亲吟诵着。
明亮的孔明灯顺利地升上夜空，考生的家人们欢呼雀跃。但其中一盏被电线缠住，放飞这盏灯的母亲看起来深受打击—按照当地的说法，这是个恶兆，预示着她孩子的高考分数会“过不了线”。
尽管这座镇子将备考转变成了死记硬背和不断重复的机械程序，但是毛坦厂仍然充斥着走投无路之际产生的迷信和风俗。许多学生都有某种“护身符”，比如红色内衣（人们认为红衣服很吉利）、安踏牌的鞋子（对勾形的商标让人联想起正确答案），或者从学校大门外的商贩那里买到的“健脑”茶包。镇上最畅销的营养品是“脑清新”和“六个核桃”（核桃之所以被认为可以增进脑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状像大脑）。杨维的父母好像并没有特别迷信，但是他们愿意支付很高的租金，就为了住得离神树及树下大约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杨维复述了一句当地的说法，“不拜树，考不出。”
就在巷子里，距离杨维的房间不远处，我见到一位算命先生。他坐在凳子上，穿着并不合身的条纹西装，身旁是一面帆布的图。只需要花20块，他就可以帮你预测未来：婚姻、子嗣、生死，当然还有高考成绩。“这阵子生意不错，”他尴尬地笑着说。一名身穿花格毛衣、留着毛泽东式发型的年长男子观察着我们的对话，他就是退休的化学老师杨启明（音）。他告诉我，自己见证了毛坦厂中学从一所贫穷的学校，膨胀成今天这种巨大规模的全过程。在他1980年加入教师队伍时，这里还只有800名学生，而在这所中学壮大的同时，多数乡村学校都在萎缩，因而这种转变殊为惊人。尽管如此，他对死记硬背造成的压抑效果仍然颇有怨言。“总是这样学习，娃娃们的脑子都僵掉了，”他说。“他们知道怎么应付考试，可是不会独立思考。”
那天晚上，毛坦厂几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祈求。两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着爬上了长长的台阶，一直挪到毛泽东像前，每走一步都要叩首，仿佛是在求皇帝开恩。在神树前，有数十名家长和孩子祈福。他们点燃最后的几柱“状元香”，而那堆炽热的香灰还会继续烧一整夜。走过街角，停着几十辆大巴车，准备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厂的一万多名考生赶赴考场。它们的车牌尾号都是8—这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数字。
不过杨维并没有感觉多么幸运。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再讲关于篮球的笑话，也没有提希望能在上海碰头的堂兄。杨维的母亲也离开了。她的焦虑开始让杨维感到紧张而烦躁，所以他问能不能在考前的最后几周，让爷爷接替母亲。现在，只剩最后一天了，杨维除了学习没时间做任何事。经过许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疲倦地总结道：“我快要完蛋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杨维的父母就驾车从跃进村的家中赶来，准备接上儿子把他送到在六安市里考点附近租到的房间。前一晚我住在镇外的一家宾馆里，所以他们也邀请我一同前去毛坦厂。我们乘坐着平时用来运桃的面包车，一路颠簸。这辆面包车外满是泥浆，后排也没有座位。我坐在杨维的父亲摆在载货区的木制椅子上，椅子并没有固定。杨维的父亲飞快地开车摆来摆去，他的母亲焦虑地陷入沉寂，我连人带椅子也滑来滑去。他则一直在谈自己在田里种植的加州桃—他把这种桃子称作“大爱”。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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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