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税和费这方面,行政费用比较重。
张洪涛:我们国家有一个《中小企业促进法》,这个法像一个宣导性的法,这个法律有点儿宣示性、宣导性的概念,我记得就是十几条,没有任何可执行的地方,没法儿执行,有这个中小企业法,我们国家法律中说的中小企业就是民营企业,还不是小微企业。
我跟人大一位财经的副主委聊过这个事情,他们说也在督促发改委和政府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我好象至今也没听到什么,这不是批评政府,只是可以查一下,我记得《中小企业促进法》有二十几条,全是很宣言式的说法。
傅小永:没有更具体的。
孟凡红:傅主编刚才说国企贷款,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我去山西采访一家企业,这家企业被央企收购了,被央企收购后我和他们企业的一个经理聊天,他告诉我,之前银行对他们的授信是多少多少,当被央企收购之后,银行对他们的授信一下子提高了两个亿,其实这个企业什么变化都没有,资产是那样的,人员是那样的,但银行的授信一下就上去了。
网易财经:就像傅主编说的,有国家为它背书。
傅小永:您说企业本身没变化,收购之后就授信就增加了。
孟凡红:收购之后它成了央企的子公司。
傅小永:这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网易财经:这也是前段时间网上说的央企在地方扩张。
张洪涛:很多江苏的企业戴“红帽子”我估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大原因是这个。
孟凡红:安全感会强一些。
网易财经:很多地方的民营企业会找一个国企做后盾。
傅小永:对,这种政策导向,您看一下,比方说“戴红帽子”,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经济向国有走的话,它的效率是偏低的。
张洪涛:傍大款嘛。冯仑说的(笑)。
孟凡红:我去采访(遇到的情况)很有意思,那个城市共有三个上市公司,有两个上市公司是这样被央企收购了,成为央企的子公司,然后我问他们,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员工其实是很愿意被收购,他说,被收购之后发现福利呀、待遇呀真的是会比以前好一些,企业高管也是说压力要比以前小很多,企业的运营压力。
张洪涛:企业资产的效率提高了?
孟凡红:这个好象……
张洪涛:我们说资产效率提高了,那是好事儿,那我们就可以坚持国进民退了(笑)。
网易财经:一方面国家说国有经济会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占主导地位,在其它一些领域可以放开,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央企去收购地方企业,这两种现象是不是矛盾的呢?
张洪涛:这个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傍大款”,很多民企……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现在,1956年时我们国家搞了第一次公私合营,现在可能是新一轮的公私合营时代,很多民企生存发展遇到一定瓶颈,没有办法了,只能去傍一个大款,这样的话它无论是获得资源、获得贷款还是获得政府的支持都非常有办法、有力度,所以它是一种求生存、谋发展的手段。
但是也有很多民企发展得好,去收购地方国企的,我们也遇到很多企业,也有这种现象。
孟凡红: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效率提高了吗?资源整合最后……
张洪涛:先是生存,然后再说效率,我估计是不是将来再去采用赎买的办法再把它买回来,有可能形成第二轮原罪,这是后面的事情了。
傅小永:对,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看到一些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国资委的一些负责人,他们在谈中国国有企业的时候安了很多新的名目,看国有企业利润的时候,不仅是要看国有企业帐面上的利润,另外还要看国有企业这样的垄断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和对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损耗,把对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损耗加进去的话,国有企业实际对国有经济的影响都是一个负字,我想是这样。
张洪涛:我们国家一直说在鼓励民企进入一些核心领域,比如能源啊、电信啊,包括化工啊这些比较核心的(领域),实际上……但金融领域其实是民营企业进入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但一些更核心的高科技领域其实一直没太大进展。
网易财经:像《非公36条》就规定一些领域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但具体部门的一些具体细则还是没有出来。
张洪涛:我现在说你可以进入,然后银行不给你贷款,银行不给你提供各种资金支持,我设定很多门槛,比如说,我要搞一个电信公司,假设啊,必须注册资本500亿,这个民企不可能进得去呀。
孟凡红:而2005年的时候说民企可以进入航空业了,有20多家民营航空成立,但是你现在看看,民营航空基本上没有太大动静了。你想,国航之类的能受到政府的补贴,他们运营亏损,政府是有高额财政补贴的,但是民营企业没有补贴,他们的运营损失自己承担,而且航空业本来就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行业,你会发现当初的20多家民营航空公司基本上现在活跃的比较少。
张洪涛:可能就是吉祥航空。
孟凡红:春秋航空。
张洪涛:均瑶集团的吉祥还可以,有25架飞机,但是东星航空消失了,当然也有它自己经营不善的地方,也不能完全(怪制度),但也是因为各方面原因,最后消失了。
傅小永:打个比方,有个公园,公园上写“所有人都可以到公园里散步”,但公务员门票五块,一般的民众门票十五块,这个就……
网易财经: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报告中指出,企业外部宏观环境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有一个问题,刚才张洪涛老师也提到了,执行力方面是有待提高的,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中国企业家生存的法律环境得分是72.35分,这个分数是这个指数中的最高分,最得益于法律对企业完善的保障性这个是83.89分,但企业经营、市场秩序等保证环境得分是60.12分,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各位觉得应该怎样增强法律的执行力度?
张洪涛:这就跟我们前几天和吴晓灵老师一块儿座谈时说到的问题一样,我们国家在十三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包括十四大的时候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描述得非常清楚,无非就是市场经济,前面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怎么搞市场经济,怎么操作,我们国家是没有具体执行的(条文),或者只是描述,没有执行。
就像说我们国家也是三权分立,但实际上你没有按照三权分立那么去做,我们最后上面有统筹的常委给统筹一下,所以关键是执行的问题,很多政策到了地方,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它的考核指标,他的GDP考核指标,他可能还是愿意多做一些大工业啊、大项目啊,忽略了很多民营企业踏踏实实的发展,扶持它没有用,因为它对他的政绩没有帮助,它的产值上不去。所以他对一些民企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政策不会去有效执行。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本身国家制定这个政策,这些法律制度是好的,但地方可能会有选择性地执行?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张洪涛: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以前打过一个比喻,我们现在无论是省长、市长还是县长,他们相当于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相当于这个区域的董事长,他们有他们非常强烈的追求目标,我们地方政府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地方可以出台很多地方政策,就像你说的“费”,它可以收很多行政费用,或出台行政制度,它不是法律,用这些东西,往往会从另一方面限制……不叫限制,它也不是刻意地非不让民营企业发展,它没有这么做,只不过它要追求这个区域的考核指标,比如GDP,GDP要高,自然它的关注程度会给一些(提高)GDP的企业,比如它会把很多企业整合到一起,这样GDP就大,要是零零散散的它反而觉得没什么。
比如引进……为什么富士康出事之后到处引进富士康?当然它也是民企了,但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解决就业,可以增加GDP,它就引进富士康,给了它无数优惠条件,比如地白给,但本来在它区域内已经有点眉目的民企了,它不会给他们更好的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