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文革”遗案

编者按：年过八旬老人站上被告席，固然让人唏嘘不已；追究施害者责任，还受害者公道，国家对待“文革”那段特殊历史，法律正义却不应缺席。但此案实难以复制，绝大多数“文革”遗案，因超过追诉期等因素，已失去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的可能性。大量“文革”遗案不容忽视和遗忘，无论是给予法律正义还是政治和解，都是在以国家的名义和姿态抚慰受害者，也是对那段荒唐历史的最好反思。

1967年12月12日，黑夜。

一根用来捆棉被的麻绳，套住人的脖子，两人齐拉。死者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咕”的声音，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2013年2月18日，拉绳子的其中一人、81岁的浙江瑞安农民邱日仁，作为“文革”期间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站上被告席。

按照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案件，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察院核准。

时间已过了46年，但法律没有予其豁免权。1986年，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但二十多年间他一直未归案，属于刑法规定的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情形，可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当日，法庭设于瑞安市马屿镇篁社村村委会大楼。据旁听者转述，邱日仁不断摇动手臂，称自己耳聋、听不清。但当检察官讯问他是否杀人时，他答：“是”。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邱日仁不愿谈及案件。

辩护律师为邱日仁做了罪轻辩护，认为不能忽略其作案的时代背景。受害者家属感到愤怒，他们认为邱日仁在法庭上并未悔罪，“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这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与‘文革’无关”，瑞安市法院人士反复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法院将于近期对该案宣判。

某某某回来了

“他哪怕说一句，把你家害惨了，我们心里也好过一点”。

烈日当空。他回来了。

2012年7月18日，在浙江瑞安塘下的高速公路口，邱日仁带着两麻袋行李和一床被子，孤立无援地站在路边。

老人迷路了。自1984年离家，他已有近30年未曾返回。派出所民警把他送回了他曾经居住过的村子——瑞安市马屿镇篁社村。

当地媒体据此报道了一个温情故事：抛子离乡三十载，在好心民警的帮助下，八旬老翁找到了家，子女尽弃前嫌为其赡养天年。

这则刊发于《瑞安日报》的新闻，瑞安市马屿镇马上村村民洪作胜并未读到。对于邱日仁的返乡，他一无所知。

邱日仁是杀父仇人。这一点，洪作胜早已知道。1967年12月12日，赤脚医生洪云科上山行医，被武斗组织的人活活勒死。洪作胜时年12岁。16岁时，他获知凶手中包括了同村人邱日仁。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直选择默默忍受，从未想过上告。

日后，面对警方讯问，邱日仁说：我在外替人造路，做了几十年，现在做不动了，就回家了。

邱日仁似乎忘了，他身上还有命案案底。但好心的警察没有忘。二十多年来，警方一直在找他。

据篁社村支部书记陈桂碧回忆，每年，派出所民警都要带着一份名单来村里问，“某某某回来了吗？”名单中，就有邱日仁。陈桂碧对警察说：几十年了，人肯定死了。近两年警察来问时，也不怎么提及邱日仁了。

谁也没想到，邱日仁自己回来了，也自动归案了。名字对上了号。

邱日仁涉嫌故意杀人的逮捕证，于1986年8月由时任瑞安县公安局局长陈岩松签发。此后，这张法律文书便一直静卧在档案柜里。

2012年7月24日，邱日仁在这份尘封26年的文书上，歪歪斜斜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考虑到老人已八十高龄，警方当日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此后，邱日仁一直居住在村中，亲友为其盖起了两间平房。

警方试图就当年的故意杀人案给邱日仁重新做笔录，但笔录上，邱日仁的回答均显示：“……（听不清楚）”。并无有用信息。

检方仍然于2013年初将该案起诉至瑞安市法院。2013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瑞安市法院的法官来到篁社村，借用了村委会的会议室，审理了这起发生在46年前的杀人案。

当天，洪作胜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杀父仇人：一个须发浓密、精神矍铄、右手食指被香烟熏黄的老者。洪作胜坐在旁听席上，沉默无语。少年丧父让他自幼沉默寡言，这一天，他的话比往日更少。

长达1个多小时的审判，对于邱日仁来说显得过于漫长。当天，他频频表示肚子疼要上厕所，对法庭的讯问，他大多表示听不清楚。

于受害者家属，这是一段让他们失望至极的经历。他们认为，邱日仁在法庭上装聋作哑，根本没有悔罪，“他哪怕说一句，把你家害惨了，我们心里也好过一点”。

法庭未当庭宣判。受害者家属主张对邱日仁处以死刑，并赔偿丧葬费及精神抚慰金50.5万元。

死刑的判决几乎不可能出现。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同案的第一被告，当年获刑7年。

致命邂逅

一句话，惹来杀身之祸。

洪云科的死，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悲剧。

1967年12月12日，早晨，时年33岁的赤脚医生洪云科穿一身青色衣裤，戴上眼镜，背着药箱出门。行前，他对9岁的女儿洪作美说：阿美，阿爹要去山上治病，顺便拿药钱回来。

她的父亲一去不归。当晚，洪云科被一群武斗组织的人员活活勒死，草草掩埋于山上。

后来被指控的凶手中，包括同住马上村的邱日仁。洪云科与邱日仁年龄相差2岁，两家相距仅10分钟步行路程。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身世。

洪云科被认为是地主的后代，他的父亲洪世孝是位医生，曾在1949年之前担任过3年保长，家中有几进院子的大房子，被划为富农，饱受政治运动之苦。洪云科子承父业，也当了医生。

邱日仁是贫农，1961年，他入赘到洪云科所在的马上村，与村里一女子育有后代。平日，他主要从事手工业，上门给人弹棉花或做面条。

一切毫无征兆。当1966年红色大潮涌来之时，两人成了杀戮者与被杀者。

1967年夏，温州大旱百余日，河床可以当路走。烈日炙烤下的瑞安县，武斗正在升级。瑞安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下称瑞联站），和瑞安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下称瑞联总），在瑞安城激烈交战。

邱日仁在这年丢下妻儿，加入了瑞联站的队伍，隶属瑞联站南线马屿区武装连。据《瑞安市志》记载，邱日仁所在的瑞联站，于1967年7月，冲入驻瑞安凤岙的解放军炮营，夺走数门火炮及一批无引信炮弹，随后向占据瑞安城的瑞联总开炮。

起初，邱日仁所在的瑞联站节节胜利，一度包围瑞联总在瑞安县城的总部，长达一百多天。

《瑞安市志》显示，转折发生在1967年10月初，参与支左的解放军6515、6517部队，先后进驻瑞安，给瑞联总解了围。瑞联站不是正规部队的对手，至此兵败如山倒，一路败退到了瑞安城以西的群山中。

司法材料显示，就在赤脚医生洪云科最后一次上山看病前5天，邱日仁所在的瑞联站南线马屿区武装连，在瑞安的交背山遭遇瑞联总的袭击，当场被打死10人、被俘26人。瑞联站方面得到消息称，部分死者甚至被割去口舌。

为挽回败局，联站总部在某供销社内召开决策会议，决定向洪云科家一带的五云山撤退。对于败军来说，五云山的确是好地方——早在解放前，这一带就是浙南游击队活跃的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直至1990年代，这里还曾种植着满坑满谷的罂粟苗，现代文明难以抵达。

赤脚医生洪云科并未参与任何一派，依旧四处行医，养育一双儿女。1967年12月12日上午，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步行，洪云科抵达了五云山麓的桐桥村。他先去村民陈志明家里行医。陈家住着一群刚败退而来的联站武装人员。

离开陈家，走出约十多步，洪云科回过头来问瑞联站的武装人员：“同志，你们联站那时到这里，有多少人？”

一句话，惹来杀身之祸。

“地主儿，杀”

意见非常一致：“干掉，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

在一个强调“阶级敌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年代，洪云科的问话，没法不引起一群败军之将的怀疑。

司法材料显示，和洪云科同属一个生产大队的村民黄贤富正好在现场，联站人员便问黄：“这人你知道吗？”黄说：“这人跟我是一个大队的，是地主儿，作风很坏，没有参加一派组织，他父亲是医伤的，他自己是新学的。”

听说是地主后代，人群有些躁动。瑞联站武装人员的逻辑是：“地主儿，到这里来问七问八的，一定是探子”。

洪云科被抓起来，押解到瑞联站的南线指挥部，交给了瑞联站南线指挥部负责人王光文。

抓到一个疑似“探子”，王光文并不感到高兴。他的队伍刚刚撤退到这山里，吃饭住宿都是问题，兵荒马乱，根本无心思审讯“探子”。当天下午3点，他等来了前来领口令的瑞联站马屿区的头目林良君。

考虑到抓到的“探子”是马屿人，王光文指示林良君，将洪云科带走，“了解一下，看看是否是探子”。

林良君带领的瑞联站马屿区武装连，驻扎在一座海拔近600米的山峰上，一个叫“大田坪”的村落。洪云科被带到这里，关在村民家的牛栏里。

吃过晚饭，林良君召集了另外两个头目——夏成道、陈朝楷，商量如何处理牛栏里的“探子”，后3人议定，再找几个与洪云科同村的人问问，听听群众的意见。

群众一片喊杀之声。

驻地居民指责头头们“右倾”，甚至搬出历史：“过去我叔叔在五云打游击，抓住探水都是活埋的。”与洪云科一个村或者邻近村的联站武装人员，被逐一征求意见，包括邱日仁在内，意见非常一致：“干掉，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

最终，晚上8点，3名“常委”——林良君、夏成道、陈朝楷敲定了洪云科的命运：死刑，立即执行。时间：晚上9点。地点：大田坪村西面后半山。方式：用绳子勒死（“不浪费子弹，不暴露目标”）。

杀死洪云科的人员布置包括：陈朝楷亲自去牛栏内将洪云科捆好带出，洪万青和邱日仁拉绳子，由孙永却、黄方左挖坑埋尸体。

一切井然有序。出发前，行刑队发现没有绳子，邱日仁主动跑去，取来了自己捆被子的麻绳。

被押出牛栏、带上山路后，洪云科似乎感到了死亡在逼近。他一路上呼喊着“日仁”，希望邱日仁能够帮忙求情。司法材料显示，邱日仁的回答是：“我没有办法，走快！走快！”

临刑前，邱日仁和洪万青把洪云科的衣裤脱下检查。由邱日仁对洪云科做最后的“讯问”：你是探水吗？讲清没有关系，不讲你会死。洪云科即呼喊起来：“日仁救命啊，日仁救命啊”。

在场的洪万青日后曾回忆称，邱日仁回应：“你们也要我们的命，交背山被你们打死这么多人，我还不要你的命！”

绳子套上了洪云科的脖子。

深山杀戮

“父亲死的那晚，整个上平坑（遇害地所在村），都听到了叫‘救命’”。

9点，夜已深。

“刑场”在一片长满茅草和落叶松的山坡上，邱日仁站在外手（东边），洪云科在底手（西边），二人同时拉绳。由于用力过猛，绳子断了。邱日仁将绳子在洪云科的脖子上再绕了一圈，继续拉。

洪万青说，他听到洪云科发出“咕咕”声，就放开了绳头。“被我和万青拉得差不多，将快死时，我去看潭（坑）”，邱日仁供述称，待发现洪云科确实死了，他便把洪云科从原地拖到了坑边。

其他两名联站战友已挖好了埋尸的坑。时间仓促，坑挖得既短又浅，洪云科的脚露在坑外。邱日仁从挖坑者手中拿过锄头，猛击尸体下肢，将脚捣下，埋入坑内。

动手之前，从洪云科身上，邱日仁搜走了一支原子笔和2.4元现金。2.4元后来买了香烟，邱日仁抽了10支，其余被众人分食一空。

死讯于两天之后才由山上的打柴人，传到山下的洪云科家。洪云科的父亲洪世孝闻此噩耗，卧床多日不起。在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的洪世孝，无力为儿子讨回公道。他一手带大了孙子和孙女，偶尔在家中感叹自己“没有能力”。

33岁的洪云科留下两个孩子，12岁的洪作胜和9岁的洪作美。洪作胜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也做了一名赤脚医生。

“父亲死的那晚，整个上平坑（遇害地所在村），都听到了叫‘救命’。”洪作胜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十六七岁时，他行医到了山上，遍访山民，找到了父亲的埋骨之处。

直到1988年12月，洪作胜才上山迁坟。他移去一块大石，刨开茅草密布的黄土，从坑内找到了一具白骨，还有一只尚未烂透的鞋底。

据《瑞安市志》记载，1972年瑞安县统计：在1967年到1972年中，全县参加武斗人员共死亡318人。

“文革”前任温州地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包括瑞安在内的整个温州地区的“文革”武斗情况。《王芳回忆录》显示，“文革”期间，整个温州地区因武斗而死亡的人数高达1018人。

死难者众，洪云科仅为其中之一。

“卒共和丁未年……坟在冯渡山牛栏背朝南”，据媒体报道，洪云科的死，在《洪氏宗谱》里如是记载。

每年清明，洪作胜会独自步行上山，在当年的杀戮之处，给父亲烧上3炷香。乡邻劝他上告，他说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选择了默默忍受。

烟雾缭绕之时，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不了了之的政治审判

革委会人保组、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决定一律免予刑罚，党纪处分，“批判教育”。

对洪云科之死的追问，来得很快，但不在法庭上。

在支左部队的猛烈进攻下，退入深山的瑞联站节节败退，逐渐作鸟兽散。1969年1月，瑞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战事渐告一段落。围剿之下，瑞联站成员相继被捕，投入了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隔离审查。

司法材料显示，对滥杀无辜者的审查，至少在洪云科死后两年，已经开始。

瑞联站头目之一王光文的回忆显示：在其进入学习班的1969年，洪云科之死的情况，已经被写入了学习班的大字报中。参与杀害洪云科的邱日仁、洪万青、林良君等人，也相继被关押，并有多份作于1969年、1970年的认罪笔录。

“你为什么要杀洪云科？”一份1970年6月的笔录显示，曾有人讯问邱日仁这个问题。

“因那时听说他是探水，再说交背山死了那么多人，头头又做了决定，我那时跳得那么高，听说要杀，我就主动去了。”邱日仁说。

而1970年，马上村出具的一份文书则称：“（邱日仁）为着自己的姘头问题，给洪云科……（字迹不清晰），故此牢记在心，借此机会，以公报私仇手法，谋杀了洪云科。”

正式出台处理意见，则是林彪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批林整风”，对于“文革”的局部反思，自此肇始。

1972年12月3日，瑞安县委作出了“关于洪云科被杀案件处理意见报告”，上报中共温州地委。该份报告认定，林良君等人，是在“资产阶级派性和复仇思想的支配下，在无政府思潮影响下，违法乱纪，将洪杀死”。

报告建议，对首犯林良君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洪万青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对其余包括邱日仁在内的3人，拟免予刑事处分。之所以对杀人者如此宽恕，报告说，这遵循了当时领导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

温州地委没有批准这一报告。原因不明。

最终，1973年1月，瑞安县革委会人保组、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发了一份“关于洪云科被杀一案的处理决定”，决定对林良君免予刑事处分，建议党内给予纪律处分，对于参与杀害洪的邱日仁等4人，一律免予刑罚，“批判教育”。

参与杀人的几名武装人员，就此安然度过了“文革”的剩余岁月，甚至像一群胜利者——邱日仁于1980年7月顺利入党，夏成道出任了其所在乡镇的民政助理员，陈朝楷进入粮管所的米厂工作。

迟到的法律正义

“本案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可酌情从轻处罚。”

上世纪80年代，伴随国家法制的重建，对于“文革”遗案，有过一轮迟到的清查。

《瑞安市志》显示：从1984年7月到1987年2月，瑞安县委根据中央要求，开展“清理三种人”（即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和派性严重的人）的核查工作。

1986年，瑞安县有关部门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查阅了洪云科案的原始案卷，并对嫌犯重新审讯，于9月份形成了“关于洪云科被杀害一案的审结报告”，认为林良君、洪万青、邱日仁、夏成道、陈朝楷等5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需追究刑责。

来自瑞安市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同年，瑞安县“文革”遗案办案组还审结了“王胜焕等人杀害叶光良一案”、“阮成梅被杀案”等多起“文革”遗留案件。

1986年11月，瑞安抽调15人组成“文革”遗案办案组，开展对“文革”遗案的复查工作，至年底，共受理“文革”遗案23起，办结16起。

在清查“文革”施害者的浪潮中，受害者家属几乎置身其外。1986年前后，被害人洪云科的家属，曾收到了“政府送来的两张纸”，但写的内容，家人至今仍不清楚。

1986年的审判，法庭采用的还是“纠问制”，被告人没有辩护律师，审讯笔录更像是一次谈话记录。

这是一次虽迟来却弥足珍贵的审判。在洪云科死去19周年忌日的前一天，1986年12月11日，瑞安县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法院判词认为：林、洪二人因“派性恶性膨胀，目无国法”，故意杀害他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鉴于“本案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林良君被判刑7年，洪万青被判1年半。据《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处理这一类案件，秉持的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

原拟列第三被告的邱日仁，则未出现在审判席上——1984年4月，他已离开了篁社村，从此下落不明。上述判决书注明：“另案处理”。

2013年春天，邱日仁故意杀人案开庭。

历史默认了他的迟到，但没有同意他的缺席。

本文历史资料参考自：《瑞安市志》（中华书局）、《瑞安年鉴》（1987年试编版）、《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革纪事》（浙江方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