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江湖归去来

对陈浩武来说，资本江湖的刀光剑影已经是个旧梦了。

但他内心的江湖情愫似乎依旧复杂。

虽已经全然归隐，却在以另一种形式切近；声称不再过问，也依然为之建言。

他说资本市场“根本不值得我去发表评论”，又未能忍住建议一番：“想要把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出来，就必须去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

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悲愤：“有一种很强烈的悲剧色彩”，又带着点甘愿：“在整个现代化的道路上铺石子，我们就做石子。”

2000年底至今，陈浩武离开资本江湖十有二年。这时日虽似长，却忽而鬓白，这时日虽似短，却几乎容纳了陈浩武前半生的所有关键词：辉煌、负罪、归隐、跨界。

陈浩武的十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十年：桃李春风有时，江湖夜雨亦有时。中国资本市场云卷云舒，但先行者陈浩武不打算再回来。

陈浩武自己也没有想到，他2月6日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里的演说视频——《陈浩武：刀尖上的资本江湖》，会在短短的几天里点击量突破600多万。

在陈浩武之前，“江湖系列”讲座一共举办了两场，分别是知名作家土家野夫开场，地产大亨任志强其次，这两位当下京城人气非常旺的大腕，让“江湖系列”蜚声网络。

陈浩武是谁？为何会把陈浩武放在和土家野夫、任志强一样的位置？现在也许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十几年前，只要关注证券市场的人，怕是没有不知道他。

“中国证券业早期开拓者的结局多数是悲剧。”作为长江证券（原湖北证券）的创始人，与管金生、张国庆一样，陈浩武也是证券市场的第一批弄潮者。他曾用10年的时间，带领长江证券白手起家，跻身全国八大证券公司之列，就在长江证券即将进入新轨道发展的时候，他因为个人问题被“双规”，这之后他开始退出资本江湖。

从2000年底至今，陈浩武离开资本市场已有12年，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书写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人，却不愿意多谈有关证券市场的任何事。特别是在近几年一些经济论坛上，经常会看到陈浩武的身影，而他都是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出席，他谈经济改革，谈社会转型，但是唯独拒谈证券市场。

“你们看到我在很多场合演讲，讲教育、讲公益、讲税收，讲管理，但12年当中，我从来不讲资本市场”。3月23日，在合肥出差的陈浩武在接受《新楚商》记者采访时说。本次接受采访，也是陈浩武12年来首次正式对媒体回顾过去。

“要看银山拍天浪  开窗放入大江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受改革开放大环境所吸引，一大批有志青年，开始积极投身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为中国资本界的大佬大多起步在这个时期

时间回到23年前，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次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营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崭新的一页真正拉开序幕。

1990年，管金生创立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及其短时间内迅速积累巨额财富的辉煌。这年，阚治东开始担任申银证券公司总裁，他治下的申银证券利润连续翻番，长期处于全国同行第一。

与前两位并称为“中国证券界三大教父”的张国庆，此时还是深圳人民银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2年后，他下海创立的君安证券，并在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频频得手，被业界称为“君安时代”。

在调任深圳之前，张国庆曾任湖北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以笔杆子安身立命。据后来接近张国庆的人士表示，君安能够在其后短短几年成为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并成就君安时代，应与早前张国庆浸淫武汉文化有关。

也是1990年，在武汉，张国庆的前同事——陈浩武，被湖北人行委派筹建湖北证券，次年，陈浩武出任湖北证券董事长，时年39岁。

与上海、深圳这些改革试点的前沿城市一样，地处内地的武汉也有过辉煌。当时以湖北人行时任行长汪伟和武汉人行原行长李麦秋为主帅，张国庆、陈浩武和梁全坤则分别以君安证券、湖北证券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充当“吹鼓手”，由武汉而至全国，成就武汉的证券盛世。

在那个年代，在券商老掌门人中，陈浩武与广发证券陈云贤、湘财证券陈学荣等，并称证券业“三陈”，也都是业内有名的“儒将”。

也正是被这样的大环境所吸引，一大批有志青年，开始积极投身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中国资本界的大佬大多起步在这个时期。

“那个年代，人们能够清晰的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市场化，首先必须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凡是有利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都是应该去探索的”。陈浩武回忆说。

直到现在陈浩武还认为，那个年代金融市场之所让很多知识青年趋之若鹜，是因为那代人心中有抱负。

“当时的构想是希望中国的证券市场具备两个功能，一是通过资产定价促进产业升级，决定中国科技和产业升级的方向；二是通过产权的模式，来实现企业的良性治理结构，从而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创办证券公司之前，陈浩武是湖北人行调统处处长和金融研究所所长，“我去了证券公司后，做得最多的就是去宣讲这些。既是对别人宣传也是对自己宣传，我为什么要去做，我是在自己给自己回答”。

不停的宣讲另一个因素在于，当时市场意识很淡薄，早期的武汉连股票交易都没有开通。直到后来开通了股票交易，上市公司多起来了，有了财富效应，资本神话不断传播的时候，股民一批一批涌过来，证券公司才逐步走上正轨。

从湖北人民银行的几间旧仓库起步，到陈浩武2000年离开，10年里，湖北证券无论是员工数量、营业面积还是盈利能力、资产总量都以几十倍、几百倍的数量在增长，其中资产总额在10年里增长了600倍，并成为当时湖北省最大的纳税企业之一。

对于当年取得的成绩，陈浩武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我们做到第7年、第8年的时候，就是湖北第三大企业，我们的利润超过了武钢。第一是烟草，第二是二汽，第三就是湖北证券。当时武钢有10万工人，我们只有1000多人呢，但是武钢没有我们的利润高”。

值得一提的是，陈浩武时期的湖北证券还经历了几次股本扩张的“大跳跃”：从成立之初的1700万到1.6亿、3亿，又从3亿增至10亿。同时数据显示，湖北证券的净资产收益率并没有随之下降，反而一直保持在前列。

在事业鼎盛时期，陈浩武曾经十分高调。特别是1998年下半年君安领导层集体触礁后，陈浩武在电视、报纸频频亮相，有关湖北证券的正面宣传报道层出不穷，而署名“陈浩武博士”的长篇论文则不断见诸报纸、杂志。

不过，从后来这些券商大佬的结局来看，当时的“投身”，似乎从一开始起，就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

“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到98年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叫‘熊猫’，陈浩武是属于这个社会上硕果仅存的人，是一个‘熊猫’，没想到过几天‘熊猫’也倒了”

2006年，上海看守所502号监舍。

一只手伸过来跟阚治东打招呼，竟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两人正说着，南方证券原总裁刘波也挤过来。置身这样的情景，阚治东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等人也关在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了。”

这是阚治东最新出版的回忆录《荣辱20年：我的股市人生》里的一段描述。

走过激情燃烧的20几年，迎来送往一个又一个“杰出”的背影，中国证券业界大佬们相继落马。因此当时有人戏言，中国的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1995年“327国债”事件葬送了万国证券的辉煌，管金生辞职，两年后管金生被判处17年徒刑。1998年，张国庆也锒铛入狱，其获罪缘由是挪用公款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股权。这是典型的自买自卖的MBO行为，在今天已为多家企业熟知，但在当时，却是首吃螃蟹。

“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在96年的时候，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倒下了，到98年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叫‘熊猫’，陈浩武是属于这个社会上硕果仅存的人，是一个‘熊猫’，没想到过几天‘熊猫’也倒了”，陈浩武感概。

当管金生、张国庆在狱中高唱归去来兮时，陈浩武却代表了一种另类。陈浩武主政湖北证券近８年间，带领湖北证券从地区券商迅速成为全国性券商，但他本人却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

2000年1月27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正式向外界通报：1992年至1997年间，陈浩武先后收受了5家企业负责人贿赂计人民币39.6万元、港币6万元以及一条价值5800元的金项链。1997年6月至1999年5月，非法占用公款计人民币63.17万元，美元6万元。1999年春节，收取公司总经理助理洪某以给其子压岁钱的名义送的礼金1万美元。1998年1月至1999年11月陈浩武违反规定，委托湖北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帮其炒股，非法所得人民币139.53万元。

2001年7月，陈浩武案在武汉中院开庭。2002年初，法院判决，认定陈浩武犯有受贿罪，但鉴于其“有立功表现”，决定“免于刑事处罚”。

2003年9月，陈浩武由于“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再被羁押。据说，这次陈浩武的“二进宫”与一份举报材料有关。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在材料上批示，要求对陈浩武案的一些问题重新审查，做到“严格、严肃依法办案”。

此后，曾经好学、高调的陈浩武基本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中。

不过，陈浩武与管金生、张国庆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经济问题仅限于其个人，并未波及长江证券。管金生下台后，万国证券已经伤痕累累，后来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合并，张国庆出事后，在监管部门主持下君安证券与国泰证券完成合并。

“我离开湖北证券的时候，无论是财务状况，还是盈利能力和模式，风险控制以及团队都很好，所以我个人的离开对公司影响不大，再加上我既没有贪公司的钱，也没有把公司的资产转移，更没有投资失误，决策失误而造成财务危机”。陈浩武说。

纵观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每一轮熊市的洗礼都会击倒一批证券界的大佬。他们中的有些人，卸甲归田，就此淡出历史的舞台；有些人，告别证券行业，在其他领域开辟一番新的事业；有些人，锒铛入狱，至今仍未能走出铁窗。

“当时有个四通公司，四通的英文名字stone，石头。我们这代人的概念就是去做个石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铺路石。stone非常好的表达我们这代的抱负和悲壮的心理。”陈浩武进一步阐述：“在整个现代化的道路上铺石子，我们就做石子，路铺好后，会有车从上面辗过去的，这就是代价。所以这代人既有热血抱负，同时又很悲壮。我们当时都很清楚两个事实，一是要去做，二是可能会成为牺牲者”。

曾经的叱咤江湖，如今的平静淡然。或许，对于其中的个体来说，这样的故事充满了悲情的色彩。但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些证券公司掌门人的沉浮却是中国这样一个从初创逐步走向成熟的证券市场最真实的写照。

“悉数江湖风云事  拈花一笑万山横”

我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年，证券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信息量不充分，轮不上我来讲；而且现在这个市场已经不是多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在创立之初去为之奋斗，为之“折腰”的那个市场

“如今我身陷囹圄，这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是非、功过、善恶竟然会如此颠倒；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我一生奋斗的报答竟然是监牢！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一直仿佛生活在梦境之中，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和‘罪犯’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这是2000年长江证券10周年时，已失去自由的陈浩武写的一封《致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董事、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但在当时这封信并没有发出去，直到10年后长江证券20周年时，陈浩武才将信的内容公开。

在信中，陈浩武反省了在湖北证券工作10年所犯的错误：公司发展以后，其安全问题缺乏总体设计，重视业务与资金风险而轻视了整体的安全风险；比如在用人、识人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比如实践人格修养上，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因为走得匆忙，还有诸多未尽事宜成为遗憾，公司在实践‘增资’、‘更名’之后，最重要的步骤是‘凤凰展翅’，湖证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还有时间公司将严格按《公司法》进行改造，使之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陈浩武遗憾的说，只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如果”。

和意料的一样，陈浩武离开后，他的同事登陆公司的网站，感觉是“好像这个人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照片，题字将从墙上摘下，名字将从年报、年鉴、网站中消失，书籍、报告将丢入尘封的仓库”。但他并没有抱怨，而是把问题归结为“中国人普遍缺乏历史感”。

这之后，陈浩武仿佛消失在媒体的视野里。几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的身份变为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参加各种与经济有关的论坛活动，其诸多也观点常被媒体引用。如果主办方不是刻意绍他是长江证券前董事长，也许很多人都会单纯地把他看成是一名经济学者。

从2000年底身负罪名至今，陈浩武离开资本市场已有12年，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书写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人，却不愿意多谈有关证券市场的任何事。

“我之所以回避这个题目，一是我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年，证券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信息量不充分，轮不上我来讲；二是这个市场已经不是多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在创立之初去为之奋斗，为之‘折腰’的那个市场。”陈浩武说。

在接受《新楚商》采访时，陈浩武表示，“这个市场没按照当初所设想的金融改革去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必须有很多与改革配套的东西。想要把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出来，就是必须去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去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政体系，因为市场经济最大的伙伴，就是法制，没有法制就没有市场经济”。

在看守所时，陈浩武读了很多书，从释迦牟尼到康德、洛克的哲学思维；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而这段经历让陈浩武重新建立了价值观和世界观。

“读这些东西，我就发现人存在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的，证劵公司的董事长不是你存在的唯一方式，你还有很多存在的方式”，陈浩武说。

而现在陈浩武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公益，“做公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方式，他让我找到另外一个维度，过去做董事长的时候我给社会的维度是这样的，现在不做董事长，去当老师，去做公益的，你给社会的维度是多种多样的，这个维度也会给你带来成就感，生活就是多姿多彩的。”

“云淡风轻近午天   将谓偷闲学少年”

从经济研究转向公益领域，陈浩武有自己的转变逻辑，也是对过往经历的释怀，在他看来，放下，并且安之若素，就是人生最高的状态

前几十年一直从事于经济相关的工作，让陈浩武能够准备把握住经济发展的动向。他认为，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走过了西方社会300年的历程，但是这样的发展是建立在没有伦理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丧失了伦理”，这种发展方式是没有前途没和希望的。

在他最近发表的文章里，也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只强调了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强调了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却忽略了发展的伦理性。在我们欢庆经济迅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不无悲哀地看到，由于发展伦理的丧失，中国正面临极大的危机”。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有力量来遏制资本的冲动与疯狂，那就是基督教。西方的发展模式就是市场经济加上基督教——有教堂的经济，两种对比形成的反差让陈浩武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当下最缺失的就是信仰。

现在陈浩武新名片上印着的是“信仰与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主任。“从宗教和信仰的这两个维度来研究社会转型的，我现在的主要精力都转向这个了，怎么会去关注证券市场呢？它根本不值得我去发表评论。”

研究中心的成员分为学者和志愿者，前者负责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后者负责实践，而石门坎就是他们研究的样本和实践的根据地。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100多年前，这里曾是茅塞未开的地方，当地人受官府的盘剥，过着农奴式的贫困生活。而在20纪初，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短短的几十年里，这里名声鹊起，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但文革时期，这里被扣上两顶帽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基地”和“西方文明渗透的摇篮”，历史的悲剧让这个地方又重新回到“荒蛮”状态。

“伯格理就是一位具有浓厚‘calling’气质的牧师。所谓‘calling’就是‘神召’或者‘天职’之意。他们认为，传教士在这种传播福音的活动中能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百年之后，他的这种精神气质仍然具有感召力。今天的石门坎，依然是这种精神在吸引我们”。陈浩武说。

在石门坎的调查中，陈浩武“深深感到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乌蒙大山里教育资源极为匮乏，因此动念为他们培训小学教师”。这是他们实践的第一步。

3年多来，研究中心在公益实践方面，已在石门坎形成了包括“小学生免费午餐”，“支教志愿者生活补贴”，“夏季石门坎地区小学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等相对固定的公益项目。之所以选择石门坎，正因为这个地方是信仰改变社会的典型。

“石门坎百年文化变迁刚好证明了信仰的力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怎么样避免流血、避免暴力，那就是信仰，用信仰和宗教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转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谈到这里，陈浩武似乎又和当年投身证券行业一样，像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企业家需要心理减负

市场经济条件下，办企业必然有风险。而必须与体制交道周旋，更加剧了企业经营者的压力和风险。很多资源都是由权力掌握，甚至包括生杀予夺，这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加重了企业经营者的心理负担。

本期杂志即将付印时，正值清明节。这天武汉刮起了大风，细雨横飞，落英满地。

我坐在办公室看专访陈浩武先生的文章。说实在话，之前也只知道陈是武汉黄陂人，一手创办了长江证券、后来进过监狱，此外的了解并不多。

稿件信息量很大，将陈浩武的曾经和现在、思考与行动，一一展现。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财经人物报道。媒体往往更热衷于书写成功，或者评说失败者的路径，但对于陈浩武这类功过皆成旧事、当下不热衷露面发声的人并无兴趣；当然也更不关心他们曾经的压力、焦虑、孤独、委屈、困惑和未及成功的转型。

编辑完稿件之后，我又特意去翻看了他的博客。百余篇文章里，最有印象的是他在3年前清明节期间写下的第一篇博文——《父亲的清明祭》。

在陈浩武被拘押期间，其父因病逝世。至亲殁亡的消息半年后他才知晓。他在祭文里写道：父亲在世之时，我不能为其尽孝于前；父亲病重之时，我不能为其侍汤奉药；父亲弥留之际，我不能守在塌前，握一握父亲的手。

陈浩武追忆忘父的悼文，言辞情感真切，此时读完，我禁不住和同事一番慨叹。

入监两年有余，陈浩武身获自由之后，离开了此前从事的证券行业，去到北京大学授教学业，业余研究一下宗教信仰。他不愿回忆并且放下了诸多过去，不再多谈获罪背后的政治角力，唯独难以释怀的还是未能在病榻前为父奉老送终。他说：“千百年前的朝廷大臣，为国筹谋。但天威莫测，一旦触怒天颜，纵为大臣，亦不能幸免，身着朝衣就斩于东市，连回家一下都不准。我为‘朝衣东市’悲哀，也为自己悲哀！”

在与本刊记者对谈时，陈浩武所说“中国有最廉价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也让我记忆深刻。此话虽有怨气，但在现实环境中也确实因为有制度原因不无道理。

自称廉价，即是认为价值没有重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此前接受采访时也曾抱怨：“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民营企业仍然是一个偏房的位置。就像杜月笙过去说的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夜壶，别人内急的时候用我们一下，用完了嫌骚就踢到床底下。”

自称廉价的“不安全感”，来自政府主导经济方式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中国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和方式，这是最鲜明的中国经济特色。    曾有调研表明，国内高达7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工作太累，压力太大”。事实上，选择了带领队伍以经营企业为业，便意味着从此将与竞争、压力、劳累、焦虑结伴而行，再不得轻松。

市场经济条件下，办企业必然有风险。而必须与体制交道周旋，更加剧了企业经营者的压力和风险。当下，即使是一个小餐厅老板，也要和街道办、工商税务、卫生环保、片警城管搞好关系，才能正常经营不至关张。很多资源都是由权力掌握，甚至包括生杀予夺，这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加重了企业经营者的心理负担。

正因为企业经营者不得不比一般人承受更大的压力，当这个压力超过他能够承受的极限时，他们就会面临失败乃至更大的危险。勿庸讳言，如果“不安全感”持续弥漫，长此发展，必然会消解企业的创新动力，摧残企业家精神，破坏整个商业文明。

为企业减负，不应停留在减轻税赋、“公关”费用等显形隐形经营成本上，更应为企业经营者减轻心理负担，鼓励他们在不违背法律、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甩开膀子干”。往大了说，为企业经营者减负，消除不安全感，重塑商业安全边界，既是现实需要，更是时代命题。它牵涉到的不仅是个体境遇，更是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生死沉浮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