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在义乌时代广场8层喜成贸易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采访还没开始，66岁的印度商人Ramesh Daswani先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对我们如此感兴趣？”在义乌长期居留的印度人在三四百左右，数量远小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甚至还没有在绍兴的印度人多。而在义乌当地，印度人也不算是最大的外商群体，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族群声势更为浩大，数量将近是印度商人的十倍，另外还有少部分来自韩国、非洲等国家地区的长驻外商。
但从去年开始，Ramesh接受了不少中外媒体的采访，话题也大都类似—在义乌的印度商人。我告诉Ramesh，因为去年初有件事闹大了。2012年1月5日，印度第二大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刊发了一篇以“被虐印度商人最终逃离义乌地狱”（At last, 'tortured' Indian traders escape Yiwu hell）为题的报道。
报道称，由于拖欠货款，两名印度商人在义乌被中国商人非法拘禁，印度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官员在义乌出席法庭聆讯、为印度商人提供领事协助时受到“不良对待”，并庭外“昏厥”。一时间，在义乌的印度商人群体成为了中印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来普通的商业事件也迅速升级至外交层面。
2012年1月，印度驻华使馆警告印度商人不要与浙江人发生生意往来；2012年2月，印度新德里中央政府要求印度古吉拉特邦“立即取消”邀请中国浙江代表团来访，原因是“浙江是不久前两名印度商人被扣的义乌所在的省份”，“在危急时刻，浙江省政府提供的最初帮助远不能令人满意”。
Ramesh听了这些笑笑说，其实经济纠纷哪里都有，每天都在发生，也不仅限于印度商人，但是生意该做还得做，每年有超过42万人次的外商到访义乌，只为了一个目的—赚钱。然后他就像在其他文章报道中充当的角色一样，给我吃了很多宽心丸—他在义乌11年，从来没有和当地商人发生过经济纠纷或重大损失，一切都很好，他爱义乌爱中国。
看我半信半疑，Ramesh决定给我介绍更多的印度朋友。
开饭馆的和做生意的印度人
义乌城市不大，从地图上看是个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义乌江从城中穿过，主城区建成面积和北京的石景山区基本相当，人口有200万。但就在这个小小的县级市，聚集了三大小商品市场——位于城区东北部稠州北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的国际商贸城（福田市场）、位于城中心老火车站附近的宾王市场，以及在东南部的篁园市场。
这三大市场构成了义乌小商品的海洋。篁园市场1992年开业，因为建成最早，也被称为“义乌老市场”，当时知道义乌小商品的中国人都为数不多；宾王市场1995年开业，主营服装和床上用品等纺织品；国际商贸城2002年才开业，也是从那一年，来自印度的商人开始明显多了起来。
但现在篁园市场商户基本已经搬入国际商贸城三区，原址改为新建的篁园服装市场；宾王市场也已经不复存在，商户基本分流进入国际商贸城五区和篁园服装市场。虽然城市变迁，但市场周边的餐厅和生活设施却记录了外商入驻义乌的足迹。
宾王市场附近是穆斯林聚集区，因为相传20世纪90年代最早来到义乌掘金的外商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在宾王市场附近的红楼宾馆长期包房，白天在市场选商品，晚上回宾馆给自己的客户打电话，那时甚至都没有互联网和电脑。紧接着中东商人也来了，就有巴基斯坦人在宾王市场附近开了第一家穆斯林餐厅。
白天，从宾王商贸区一街到八街都冷清至极，因为商人都在市场里或是办公室忙碌，路上鲜有行人经过。但到了晚上，穆斯林饭馆家家生意火爆，就如同走在外国街头。
“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是真理。在城北路上开了第一家印度餐馆的Ghansham总结得好，“来义乌的印度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开饭馆的，还有一种就是做生意的。”
4月9日晚上，Ramesh就在义乌城北路上的一家印度餐厅为我张罗了一次聚会。连接稠州北路和工人北路两条主干道的城北路是印度商人的聚集区，因为这里距离国际商贸城仅两三公里，这也是聚集区的一大特色—离市场近，填饱肚子之后能迅速开始工作。
在城北路东段二三百米的区域内，密密麻麻地散布着七八家印度餐厅，其中还穿插有卖印度食品的小超市和杂货铺，这些都是从2004年第一家印度餐厅出现后而接连兴起的。
街头穿梭往来的都是印度人，Ramesh说，在饭点的时候走在城北路上很麻烦，因为迎面走来的都是熟人，多少得打个招呼聊两句。在餐厅里也是一样，有时候仅仅是两个人吃饭，结果吃着吃着就变成了一帮人。
当天的聚会也出现了这种场面，本来是12人的晚餐，结果一度围着聊天的人加起来快20个。Ramesh告诉我这种聚会他每月组织一次，来的都是生意做得还不错，已经在义乌买车买房的商人，年龄从30多到60多不等，基本就是老中青三代人，如果我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尽管问。
其实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要来义乌。
“市场！”61岁的Manu坐在我的正对面，他下意识地说了这个词。2004年他从韩国来到义乌，就是因为听客户说在这里，有一个即使每天花8个小时，每个摊位只停留3分钟，花一年时间也转不完的小商品大市场。在义乌，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他们说到“市场”的时候，其实指的都是那座有形的、绵延数公里的国际商贸城。在这里，Manu可以找到客户所需要的一切。
而“市场”只不过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和窗口。义乌的小商品覆盖34个行业、1502个大类、32万种商品，这一统计数据还在不停增加。这些小商品不光来自义乌本地的加工工厂，还来自广东、深圳等全国各地。义乌是全国经销商和厂家集中展示产品的平台，也是中国制造能力的体现。
“来这儿当然是为赚钱！”属于年轻一代的Raj当晚什么都没吃，只喝矿泉水，因为他在斋戒。Raj介绍说，在座的都是从事外贸生意的中间商，他们一方面帮助自己的海外客户找到满意的商品和供应商，一方面保证货品按时按量生产，然后通过货运代理公司为货品完成报关等一系列出运手续，直到客户收货完成，中间商抽取订单额的3％～5％作为佣金。这是大部分在义乌常驻的印度商人从事的生意。还有一小部分印度人在外贸公司或是印度餐馆里打工。
义乌商品的“小”决定了它所吸引的外商客群—发展中国家对价格极为敏感、对质量并不严苛的中小商人。很多海外客户在义乌采购的都是本国基本不生产或生产成本过高的日用小百货，这些商品的特点是价格不高但也容易耗损。采购的过程其实和丝绸之路时代并无二异，商人们在市场里寻找中意的产品，奋力砍价，只是运输的骆驼变成了集装箱。这些小商品漂洋过海之后，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沃尔玛超市里，可能出现在印度孟买的集市中，也有可能是在也门的杂货铺内。可以说，在义乌这个“超市的超市”里，大家从事的都是古老的生意，而这对于自古就有经商传统的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来说，几乎就是轻车熟路。
“除了毒品、军火和女人，客户需要什么我都能帮他找到。”爱开玩笑的Anup说这话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像电影《教父》里的黑帮分子，他认为这很酷，“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意了，没有工厂负担，不必担心销路，就是跑跑腿为客户找到合适的报价。”当然，前提是客户资源丰富。
能够在义乌留下的印度商人很少是白手起家，莫不是带着之前在印度或海外积攒的客户资源来到此地。Ramesh从1965年加入从事国际贸易的家族企业，随后分别在香港、泰国、印尼设立的代表处工作，2002年他来到义乌的时候，手上已经有大量来自澳大利亚、南美、非洲、美国等地的客户，但几乎没有印度的客户。
相关图集：
本文来源：全球商业经典
作者：赵杏儿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