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保守的中国士大夫 被迫做出改变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失败，士大夫/知识分子愤而走向革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分化，最后是中国社会的分化，整个中国20世纪前50年，都是理想的冲突。自我形象破碎，才可能有五四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

杨国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7月20日，他在第51期海上博雅讲坛做了题为“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 ”的演讲。杨国强说，他从士大夫阶层切入甲午战争，是因为“19世纪的中国，中国的反应，中国社会的反应，中国人的反应，都是通过士大夫来表现的”。

割地赔款

最震惊的是士大夫阶层

杨国强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其实就是扩张的近代化。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化的同时走上扩张之路有自卫的因素，当时俄国向南延伸，“日本从自卫开始，就一定要在自身疆域之外扩张。”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就已经划了两个界线，一个是主权线，就是国土所在地；一个是利益线，就是要扩张到外面去，包括大陆上的朝鲜，海洋上的中国台湾琉球。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首先吞并了琉球，接下来，“中国因为与朝鲜的朝贡关系被拖进了战争。”杨国强教授说，中国当时其实毫无准备，指望西方列强来调解，准备之师与毫无准备之师就此相遇”，最后中国当然战败。杨国强认为，“中国受到重创，日本也受到重创，你很难说中国海军完全失败。但最吃亏的是，中国海军就这么些船，拖回去只能修，也没办法修好。所以黄海海战后，海洋基本由日本控制，日本可以不断运兵来辽东。

杨国强说，清政府的赋税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轻的，即便打仗灾荒也是宁可卖官不加税，国家收入不高。但马关条约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再加上之后辛丑条约四亿两白银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一败涂地。经过这两个条约赔款之后，清政府最后的十年新政，居然出现了六七十种赋税，民变丛生。赔款之后， 不仅割了台湾，又允许外商在中国设厂，这严重威胁了小民的生计。

割地赔款，感到最震惊的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杨国强着重要讲的内容。首先是官僚阶层对李鸿章的愤怒，“议论滔滔”，杨国强说，他们最初要追究李鸿章，战争失败，议和又丧权辱国，“天下共指李鸿章，说他不喜欢打仗，骗朝廷，甘心叛逆，暗地里跟日本勾结。”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就曾给张之洞写信表示该杀李鸿章，认为李鸿章明明知道不该打，还要打。

“对李鸿章来说，中日战争既是历史的漩涡，也是个人的困境。”杨国强这样评价李鸿章，“作为四朝元老，最后打成这个样子，肯定要承担责任。但是李鸿章个人非常委屈。国人要战的时候，他不想打，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中日之间差距。10年间，日本不断买枪买炮买船，中国没有买。交战以后，却要他一个人主持战局。”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和淮军都走到头了，“另一个历史时代开始了。”杨国强说。

清流的转变

影响了中国社会

甲午战争之后，清流的变化真正影响了中国社会。

这些后来被称为清流的士大夫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在短短几年内，他们连续弹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使慈禧太后更改主张，至此满朝注目，人们称之为清流党。

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为“前清流”。之后，户部尚书、光绪的师傅翁同龢进入军机处，被奉为清流领袖，称为“后清流”。前清流抨击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贪赃枉法、昏庸无能的官员，对外强硬反对议和。

杨国强认为，清流是士大夫中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主旨是尊王攘夷。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权力很大，所以他们经常站在朝廷立场上，维护朝廷尊严。”杨国强说，这些人其实是跟洋务运动对立的，“洋务讲事功，清流讲义理，认为做洋务都是小人在做。”两派之间的区别还在于夷夏之辨、民本富强之辨，“清流既代表了儒学的刚性，也代表其固性，顽固保守的一面。”

关于清流与洋务派之间的关系，历史学者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曾有论述：“清流的出现，一方面是19世纪80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慈禧太后在一个时期内故意纵容的结果，她要利用这股力量平衡其他政治派别。”

到了光绪，清流在朝中的领导者就是张之洞与翁同龢，他们与清流都有渊源，所以他们倚重、佑护清流。甲午战争之时，痛骂李鸿章，要追究他责任的都是清流。也因为翁同龢与张之洞及其代表的清流在政治权力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清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官员路径。杨国强教授举了康有为的例子，康有为不是清流，在甲午战争之前4年，他去上书，但没人理他。

李鸿章说，多年办事，办任何事，都被清流非议。但是到了中法战争之后，清流势力开始萎缩，声势不大。而且清流也并非是铁板一块。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学者吴汝伦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表面上两派水火不容，但在私下却有不少沟通的渠道。以清流代表张佩纶为例，1883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时，他很大程度上已经倾向于洋务派，以至于第二年李鸿章在筹划海军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流和光绪总体上是保守的，但经过甲午之变，清流也意识到了危机带来的时势逼迫，“最引人注目的是，清流作为一个群体，非常及时地转向变法主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翁同龢。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光绪是变法皇帝，但甲午战争前光绪比慈禧更保守，所以老臣更亲近光绪。”

翁同龢此前是厌恶西方的，经过甲午战争，翁同龢开始跟西方人接触，支持变法。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后的日记里记载着自己读普法战记、看变法著作，他还推荐给光绪看。他和美国人谈练兵、谈西法、造铁路，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谈安民养民，他每次谈完都有详细的记录，认为他们讲的都对。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群体的主要特点是变法与求新相表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杨国强说，士大夫组成的强学会，成员大都是清流，因为清流渊源一头连着翁同龢李鸿藻他们，一头连着西学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这样的组织不能不说奇怪。”

甲午战争最大的影响是

“自我形象破碎”

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曾对日方说：“这次战争证明，欧洲海战陆战的方法不仅白人能用，黄人也能用；贵国非常之进步，最使我惊醒，我们中国长夜迷梦，会因为贵国打击而破灭，然后大步进入醒悟阶段。”这也是梁启超所说的，甲午战争惊醒中国4000余年迷梦。在杨国强看来，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每次都是因为战争而深入：鸦片战争促成了最初一部分人开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促成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促成了北洋海军，中日战争促成了大变法。“从前的清流在战争刺激下的变化，印证了李鸿章的话。”

所以，清流在追究战争和议和的责任之后，开始开矿、造船、办银行、办学堂、办报馆、出洋等。他们的主张，都是李鸿章已经在做，或者非常想做的事情。杨国强认为，中国近代化变迁中，每个阶段都有相通一面，“就是要自强和富强”。洋务运动是借法自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它还守卫中国本位。“但是变法完全不一样，是除旧布新，以西方改变中国自身。到后来，凡是西方有中国没有的，是中国的毛病，凡是西方没有中国有的，也是中国的毛病。由此派生出康有为讲的，大变、全变、速变。”

士大夫开始整体自我否定。洋务运动带有明显的被迫心态，主持者心头一腔委屈。进入变法，改变中国本身产生的前提是，中国自我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开始破碎。变法派生了改良和革命，而此影响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三十年。

所以经过甲午战争危局，原本保守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时势逼迫之下，变成了变法群体。杨国强教授认为，这些清流变法知识分子是个体，在各时期，他们对变法的蓝图是不同的，还没有总体的变法理论和走向，所以变法群体强学会很快走向分裂，变法也没有结果。这个过程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几个月内发生的，这种仓促说明“中国人从借法走向变法的过程，是外患逼出来的，不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

戊戌变法失败，一部分知识分子愤而走向革命。20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基本稳定的，是靠着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戊戌变法后，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分化，最后结果是中国社会的分化。所以整个20世纪前50年中，都是理想的冲突，也都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杨国强总结说，“自我形象破碎，才可能到了五四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而今天谈甲午战争，不是谈战争本身，“是谈战争留下的历史影响，很多影响到今天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