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日记屡骂胡适说起

（原标题：从蒋介石日记屡骂胡适说起）

羽戈
蒋介石生于1887年，胡适生于1891年，相差四岁，属于同代人。他们的交谊，若从1932年11月28日汉口初见计起，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为终点，恰好三十年。三十年是非恩怨，随国运而浮沉。基于这二人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其载浮载沉的关系史，大抵便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相比胡适对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对胡适的态度，似乎更值得关注。这么说，有一重要理由：胡适对蒋介石的态度，尽管屡有转向，如起初以批判为主，中途一度携手，后来不无纠结：1949年4月21日，胡适乘船抵达旧金山，与美国记者谈起风雨飘摇的中国时局，郑重表态：“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构成了胡适晚年政治生活的基点和穹顶，此后他对蒋介石政权虽有批判，力度与锋芒却远远不及1937年前，以至其姿态看起来无比纠结，好似在镣铐之上跳舞。然而怎么转向，何时转向，皆一目了然，清朗而坦荡；蒋介石对胡适的态度，一来暧昧，二来分裂，表面一套，内心一套，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如果只注意其中一面，容易形成偏见，如果不能理会这两面之间的关系，容易流于表象。
具体说来，蒋介石对胡适，从语态到身姿，往往十分客气，如一口一个“胡先生”“适之先生”（有时称“兄”），请其参政，请其组党，请其做官，请其助选，就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而言，可谓给足了胡适面子。1960年11月18日，蒋介石与胡适争论一个多月前重判的雷震案，只说了一句“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却辩解了好一番，最后道：“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了，我受不了……”其实蒋介石此言，有前因，有缓冲（“好像”），并不为重，胡适连这都受不了，可以想见，此前蒋介石和他说话，何其平易而恭敬。
不过，倘若我们有机会翻检蒋介石日记和反省录（蒋介石谨遵“一日三省吾身”的儒家之理，日有日记，每周、每月、每年则有反省录，即《上星期反省录》《上月反省录》等），不难发现，究其本心，对胡适却是另外一副看法，与表面的客套完全相反，充满了鄙弃、哀怨、愤恨、仇视，甚至直接开骂，措辞相当恶毒，有时简直如泼妇骂街。粗略统计，蒋介石日记和反省录责备、辱骂胡适，不下二十处。这里且举三五例：
1937年9月，胡适受蒋介石之托，赴美宣传抗日，翌年出任驻美大使，成为“过河卒子”。他本非干才，更勿论外交之才，其最大资本，在于学者的声望，与在美国的交游，故而他做大使，工作性质必将异于同侪，只能以演说、宣传为主业——大使四年，胡适在美国共发表演讲400多次——所发挥的力量与作用，更多在精神方面，或者称之为造势，用《纽约时报》的话讲：“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得到支持。”就连与胡适不和的宋子文都承认，在胡适的努力之下，美国“援华空气逐渐浓厚”。然而，蒋介石却不满于此，准许胡适辞职之后，他撰《上星期反省录》（1942年10月13日），对其大使生涯盖棺论定：“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参加就职典礼，发表训辞：“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待胡适致辞，第一句话就是“总统你错了”，随后强调“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此后合影，二人依旧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好似老友聚会。当晚写日记，蒋介石才敞开心扉，痛骂胡适：“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事。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最后一句近乎诅咒。两天后蒋介石日记继续骂道：“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
后面四年，蒋介石日记和反省录中，胡适的名字，多半与骂声相随，诸如“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云云。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介石送上了一副挽联，评价极高：“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当天日记，他则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如你所知，中国人关于死的写法，非常讲究，使用“暴卒”二字，足见观感之恶。
余波未了。3月3日，蒋介石撰《上星期反省录》，不忘再骂一笔：“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抄录至此，只能苦笑。不妨说，蒋介石对胡适，表面有多客气，内心就有多鄙夷，表面有多尊敬，内心就有多痛恶。这显然是一种分裂的人格，不足取法。不过转念一想，蒋介石压抑心魔，礼敬胡适，只在私域（日记和反省录）发泄，不在公域撒野，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呢？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所体现的是君子的教养，从公共的角度来讲，所体现的是权力的谦抑：正如对于谦抑的原因，我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于谦抑的结果，我们需要以最大的诚意去认可。
我无意赞赏权力的谦抑，因其理当如此，可谓本分；更不愿赞赏蒋介石的教养，毕竟，他还可以更进一步，从里到外都尊重胡适，尊重知识人，尊重学术和批评，这般心口不一，内倨外恭，正呈现了他的思想缺陷与格局之狭隘，这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