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褚时健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原标题：张维迎：褚时健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来源：经济学原理

题记

他，25岁当区长，31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改造，35岁重新崛起当上农场副厂长，51岁做玉溪卷烟厂厂长，18年来为国家累计缴税2000亿元，个人工资收入累计仅80多万元。71岁时，因为一笔174万美元款项的分配，他以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74岁保外就医，他开始种橙子。84岁，他的橙子卖遍全中国……

也许你已经知道这个人，褚时健。他的经历称得上传奇，几十年来被无数人争相解读。2015年12月11日，《褚时健传》新书首发仪式在北大朗润园举行，这是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的第18期暨“朗润.中信书院”第20期活动。同时，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该书作者周桦、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家张维迎、管理学家宫玉振等多位重量级嘉宾云集北大朗润园，以“前行的力量”为主题，试图从褚时健身上窥斑见豹，探知中国企业家精神。

2019年3月5日，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九十岁。

本平台特发此文，以此纪念褚时健先生。

文 | 张维迎

本文共计2982字数，阅读约需要7分钟。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公平的社会

这一个月，我读了两本企业家传记，一本是清秋子写的《卢作孚传》，另一本是周桦写的《褚时健传》。卢作孚曾经是中国的船运大王，褚时健曾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烟草大王。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命运引起我同样的思考。卢作孚生于1893年，42岁的时候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二战期间曾经帮助过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工商业改造中，难以忍受人格的侮辱，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吃安眠药自杀了，死的时候只有59岁。褚时健比卢作孚晚生了34年，是下一代人了，曾经当过右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但在69岁的时候，成为阶下囚。大难未死，他现在又创造了新的辉煌。

这两个人使我想到，我们怎么衡量一个社会体制、文化是好还是不好？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那些为社会做重要贡献的人，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一类叫企业家。

如果说像卢作孚、褚时健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说明这个社会真的有大问题，他们的命运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遗憾的是，卢作孚的死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思考。他死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雷厉风行，中国很快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与此不同，褚时健的牢狱之灾确实给了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个思考体制的机会，当时人们就问：为什么像褚时健这样的人走到这一步？

玉溪卷烟厂原来是一个县级小厂，不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企业靠国家投资做大。经过褚时健十七年的苦心经营，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累计给国家上缴利税两千亿。如果说这个贡献里有他1%功劳的话，他个人的贡献就有二十亿。但是当时褚时健为什么出事呢？因为他和另外两人私分了三百万美元的国有资产，其中褚时健自己分得174万美元。

在玉溪卷烟厂厂长的位子上，褚时健本来有很多机会为自己捞钱，但他没有，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什么最后要拿这个174万美元资产？从心理学角度讲，可能是他知道自己快要退休了，退休之后的生活没有着落。如果按照万分之一计算褚时健的贡献的话，他应该得到2000万报酬。但他在玉溪卷烟厂17年总共得到的工资奖金收入是不够80万元。可以设想，如果他任职期间能得到合理的报酬，退休之后应该没有后顾之忧，他大概不会为了174万美元冒险。

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一定是公平的社会。所谓公平，就是你给社会做了贡献，你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你给社会带来了伤害，你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褚时健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褚时健的牢狱之灾，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待遇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待遇大幅提升。这也可以说是褚时健对中国的一个贡献。

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人。一个社会的发达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可惜传统上，我们这个社会崇拜的是掠夺财富的人，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当兵打仗，当了将军，靠杀人来取得很高的地位，我们很崇拜他。但是我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一直颇有微词。比如现在社会仍然认为企业家都有“原罪”。所以很多观念应该改变。

当然，我们需要区分真正的企业家和掠夺性的企业家。掠夺性的企业家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为什么现在掠夺性的企业家和创造价值的企业家能够同时存在呢？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权力太大。政府控制资源太多，权力太大，一些人靠权力就可以发财，一定会滋生大量掠夺性的企业家。如果政府把这些资源真正释放出来，让市场自由配置，那么只有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才能发达起来。

褚时健具备最优秀的企业家的素质，他做了最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他不仅创造“红塔山”这个知名品牌，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但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在玉溪厂并没有真正获得企业家的名分。如何获得企业家的名分？就是办自己的企业！凡是靠政府官员任命的人，我认为都不能叫企业家。企业家一定是靠自己任命自己，自己什么时候退休也是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并且，他必须承担经营风险。创造了价值，他就能获得利润回报；亏损了，同样要承担亏损的责任。

但是，我非常愿意叫褚时健为企业家。他74岁重新创业，这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一次他完全是自己创业，而不是受政府委派。他几乎是从零开始，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社会要进步，须容许“变异”存在

从《褚时健传》一书我也学到了一点有关烟草的知识。烟草1575年才引入中国，云南的烟草史也就100多年。云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烟草王国，除了气候条件，也与烟种的进化有关。当初，南洋烟草公司在云南引进了一种叫“金元”的美国优质烟种。1962年，云南路南县的一位烟农在烟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大金元”，硕大瑰丽的花朵让她十分惊喜，于是他把这朵烟花送到了云南省农科院去研究，专家发现这是变异的“大金元”。由此，“大金元”得到培植和扩散，云南烟的品种就此改变。

所谓“变异”，就是基因在复制过程中犯的一个错误。如果这个错误是一件好事，大自然或者人类就会亲睐它，新的基因就会不断扩散，取代旧的基因。有了这样的变异，物种就有了演化。如果基因没有变异，物种就不会有演化。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

人类社会基因的变异，其实就是出现与众不同的想法、观念。如果这个新观念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它就会慢慢地主导社会。如果它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掐死的话，我们的观念就不会改变，社会就不会进步。

我们对烟草都有一种胸怀，我们对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当我们发现一个变异的观点时，我们不要轻易地掐死它。当我们发现一个像褚时健或王石这样与众不同的人时，我们应该给他平等的阳光、空气和土壤，使他能够生长得更好，而不是因为他太与众不同了，我们要把他消灭掉。

应该允许我们的体制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机会。如果我们把所有进步的机会都消灭了，那社会就停滞了。

活着，就是要做事

《褚时健传》中谈到，无论是做企业家还是做普通人，一定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只有这样，人活着才有意思。这就是褚时健的人生哲学。他在76岁的时候开始承包荒山，种他的橙子树，但这些树五年后才能结出果来，这说明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而且他相信这对后代会有一些好处。他其实并不在乎这些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否能结果。一个人有多伟大，就看他能看多远。包括像王石先生，这把年纪了还到处游学，从哈佛、剑桥又到牛津，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从褚时健的故事中我也看到一件事，该退休一定要退休。如果褚时健60岁就退休的话，也许后面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