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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60s要点速度:
1、中国经济当前不存在通胀,也没有蓄积所谓未来高通胀风险,货币政策应做出调整,从偏重防范通胀转向重视增长回升。
2、疫情期间货币金融宏观调控不可以常规时期惯常方式应对,应防止将流通受阻供给冲击造成的价格上涨当作货币过松造成的通胀上升而施以货币紧缩,对消费品价格上涨可适当提高宽容度,调高货币量社融量增长速度,增大企业融资发展空间。
3、防疫苦战正在走向胜利,经济增长和相应的货币增长调控目标不应以未能舒展增长的5%较低水平确定,而是可以调整到以疫情前应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6%之上较高水平为基准,使宏观调控沿着有利于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路线前行。
正文:
11月采购经理指数下降到衰退线下48%,分项指数中最重要的新订单和在手订单指数降幅最大,下降到46.4%和43.4%,表明企业订单大量减少,市场需求大幅减弱,对企业生产开工造成冲击。PMI是企业调查概略估计数据,从先行公布的PMI数据可预估随后公布的月度数据变化情况。10月PMI从前几月恢复回升变为衰退下落,从50%以上下落到50%以下,随后公布的10月份零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工业增加值等月度数据也都同步由升转落。从刚公布的11月PMI继上月下降后再较大幅度下降变化,可以预估到随后即将公布的11月数据将较大幅度全面下落。PMI分项指数中对企业经营影响最大的订单指数变化最为关键。新订单指数从6月50.4%回升高点连连下落到10月48.1%的衰退线下又下降到11月46.4%更低点。11月已有在手订单指数下降到更低的43.4%,其中小型企业在手订单指数下降至39.5%,是11月PMI所有分项指数下降之最。接着将看到11月消费和投资市场需求较大幅度下落,及其对价格和生产的冲击,特别是对经济占比很高的民营小企业的更大冲击。
市场需求大幅减弱, 一是疫情反弹影响加重。居民消费活动受限及收入增速减缓,聚集性接触性消费需求和非必需消费品需求大幅下降,消费品零售额由低增长降低为负增长。10月PMI新订单指数比上月降低1.7个百分点至48.1%,10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比上月下降3个百分点为-0.5%,餐饮同比增速下降为-8.1%,服装、家电、通讯器材、装修建材等非必需消费品同比下降10%左右。11月PMI新订单指数同样比上月降低1.7个百分点,11月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很大可能以相似幅度更深下降。
二是宏观调控出现误差。疫情期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多种矛盾错综交织,调控权衡难度加大,顾此失彼。今年以来宏观调控部门为缓解上年货币偏紧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略有放松,货币量M2月同比增速从上年10%以下上升到今年4月份以后10%以上,从而9月份工业增加值回升至6.3%的年中高点,消费价格指数CPI也升高至接近3%的调控目标上线。然而有关部门将CPI合理区间上升视为高通胀威胁临近,货币转而由松变紧,10月份货币量M2、贷款、社会融资总量向下调整,CPI立时下落到政策部门期望的2.1%。消费价格CPI下落到更感安全的位置,但包括消费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工业出厂品价格却PPI快速下落到调控部门没有预料到的-1.3%。央行11月25日宣布12月5日降准0.25个百分点,但已滞慢半拍且降准力度不足,没能将已发生的货币偏紧造成的PPI快速下降局势调整过来。其实,7月份PPI就已大幅下落,PMI、工业增加值等多项数据下落,货币调控偏紧局面清晰形成,随后货币有所放松,货币量M2增速略有升高,但PPI急下之势已阻止不及。10月PMI大幅下降数据公布后,PPI、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等数据随后全面下落。而央行11月16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仍强调要高度重视未来通胀升温的潜在可能性。央行在严防通胀方向下,担心货币降准放松将乍落未稳的CPI再推涨上去,以致不敢大胆降准未能及时有力应对PPI大幅下降的凶猛变化。10月货币未松反紧,货币量M2、社融总量增速减缓,社融总量增速减缓幅度较大,社融总量中民营小微企业较多使用的信托贷款、汇票等融资下降幅度很大,达-20%多,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紧缩影响。调控部门为压低消费品价格上涨而收缩货币总量,未能敏锐体察对企业融资的不利影响。企业经营投资需求减弱,PPI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下降,企业效益下降。7月PPI大幅下落之时工业企业利润由正增长转为下降,10月PPI变为-1.3%,企业利润下降到-3%。
疫情期间宏观调控面对经济外生和内生冲击变化,要做出适时适度准确有力的调控。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下滑波动不完全是疫情外生冲击所致,也出现了宏观调控不当失误影响。如2021年货币金融调控为对付可能发生的CPI上涨,货币持续收紧,是造成经济下行加重的重要原因。当前经济下行局势严峻,从PMI看,11月多项经济数据将继续下落,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很难实现。宏观调控应明察变局应对有力,对调控偏差做出调整。中国经济当前不存在通胀,也没有蓄积所谓未来高通胀风险,货币政策应做出调整,从偏重防范通胀转向重视增长回升。疫情期间货币金融宏观调控不可以常规时期惯常方式应对,应防止将流通受阻供给冲击造成的价格上涨当作货币过松造成的通胀上升而施以货币紧缩,对消费品价格上涨可适当提高宽容度,调高货币量社融量增长速度,增大企业融资发展空间。
防疫苦战正在走向胜利,经济增长和相应的货币增长调控目标不应以未能舒展增长的5%较低水平确定,而是可以调整到以疫情前应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6%之上较高水平为基准,使宏观调控沿着有利于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路线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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