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去世425周年（二）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