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梅：国外新媒体研究溯源

关键词：新媒体 新媒体研究 历史

在当下传播学界，“新媒体”已变成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然而此概念的科学性，以及新媒体研究是否形成独立领域，似乎并非自明；与此同时，热情的新媒体研究者忙于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现象，少有人关注此类问题。本文不是试图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追溯和梳理国外新媒体研究的源流，理清国外新媒体概念及其研究的来龙去脉，以便于跳出当下纷繁复杂的新媒体现象，为对国内新媒体研究本身的思考提供比较、反思和预见的空间。

一、如何理解新媒体

New media & society发刊一周年后的卷首词（2000）中写道：“我们承认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易受攻击的概念，但是它点出了关注技术、媒体、社会生活互相交织影响所带来的变革的重要性。”虽然“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但是它有其约定俗成的内涵。正如非政府组织（NGO）的概念，从字面上看是一个否定性的没有明确所指的概念，最初由媒体使用，但是当大家都来使用这个概念时，它便有了特定的内涵。目前，对新媒体的理解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

（1）纵向历史视角

2008年5月国际传播协会年会前会在蒙特利尔举行，以“新媒体的漫长历史：置于情境中的当代和未来发展”为题进行了五个议题的讨论：一为“新旧媒体历史（Media History Old & New）”，比较新媒体与有悠久历史的媒体；二为“历史书写与新媒体（Historiography & the New）”，反思新媒体历史研究——我们如何理解用于新媒体的术语，我们要在已有思想体系中做哪些改变；三为“文化，意义与符码（Cultures, Meanings & Codes）”，从新媒体与文化意涵和观念间的关系发掘大量未被讲述的新媒体历史；四为“制度、组织与网络（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 Networks）”，关注新媒体历史发展中潜隐于媒体发明与使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五为“书写新媒体历史（Doing New Media History）”，思考应该如何书写新媒体历史（Jankowski & Jones，2008 ）。

“新媒体”与历史书写看似一对自相矛盾的概念，实则不然。之所以强调纵向历史的视角，原因大致有三：1．“新媒体”本身是时间性的概念，唯有与历史媒体相参照才有所谓“新媒体”。2．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新媒体”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尤其是在媒介发展史的特定阶段，获得其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从国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概念被用来指称无法纳入传统大众传播范畴的新媒体现象。在此之前，新媒体并无明确的所指。3．新媒体研究涉及媒体的演进与革命，渐变与突变。唯有以纵向历史视角，才能把握住新的媒体现象及其意涵。

（2）横向视角

从纵向的媒介发展史来看，新媒体是相对的，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新媒体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内，新媒体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涵”（熊澄宇，2006）。宫承波等人（2007）从技术上对新媒体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将新媒体界定为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新型媒体形式、软硬件或信息服务方式，例如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虚拟社区、博客、播客、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等 。

国外的定义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定义聚焦于新媒体的媒体形态和技术特性。例如：Ithiel de Sola Pool将新传播技术定义为当时的“大约25种传播设备的简称”（Pool，1990：19，转引自Leah A.Lievrouw & Sonia Livingstone,2002.）。Ron Rice 强调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双向传播能力，将新媒体定义为这样的一些传播技术——“包含计算能力（微处理器或主机），能够允许或促进用户之间或用户和信息之间的互动”（Rice及其同事，1984：35，转引自Leah A.Lievrouw & Sonia Livingstone,2002.）。另一类定义则受技术研究中的“社会形成观”的影响，认为对新媒体的理解要超越对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研究媒体技术与人类行为及社会结构的交互影响。斯蒂夫-琼斯在《新媒体百科全书》导言中写道：“对于新媒体的唯一完美的定义无疑来自于对历史、技术和社会的综合理解”。在Handbook of new media 一版序言中，编者提出一个理解新媒体的框架，认为新媒体意味着传播技术及其相关的社会情景，即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延伸我们传播能力的设备装置；使用这些设备进行的传播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与实践形成的社会组织与惯例。”（Leah A.Lievrouw & Sonia Livingstone,2002.）今天新媒体的文化意涵也渐渐被研究者们所重视，此框架逐渐丰满完善。

这两类定义是新媒体研究不同时期的产物，二者互为补充。第一类定义力图描述新媒体的技术特性，是理解新媒体的丰富内涵的基础，同时也明确了某一时期新媒体研究的媒体对象；第二类定义在此基础上，给出理解此媒体的框架和大致方向。同时，对于“新媒体”理解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新媒体“新”在哪里？这也是国外新媒体研究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例如：Roger Sliverstone，1999 ；Mark Poster，1999 .）。巴尔与埃梅里的《新媒体》中提出：“新”是指媒体形态本身的首次出现，还是媒体形态所引起的社会法律、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方式的新变化？这种“新”是指工程技术人员所认为的“新”还是普通人所理解的“新”？“新”是指对原有媒体的传播能力的新的延伸还是根本性的变革甚至完全取代？“新媒体”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聚合概念，其所指的多样性和研究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以上问题，但在具体研究中不可避免要面对它。

二 新媒体衍生的历史

如上所述，新媒体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逐渐有其相对确定的所指。本文将新媒体放在媒介发展史的源流中来考察其特定的历史内涵。漫长的人类媒介发展史充满了演进与革命的交替，如同一条长河有缓流也有急湍。我们的时代便是一个猛浪若奔的媒介变革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媒介变革确定一个起点的尝试未免武断，但是要理清对今日媒体大汇流影响深远的涓涓细水，唯有抽刀断水。以19世纪下半叶作为起点来梳理这场媒介变革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传播史上应该占据重要位置，电报、电话、留声机、电影等重要的传播技术纷纷涌现。1836年，莫尔斯研究出著名的莫尔斯电码，并于次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传送“点”“划”符号的机器，取名为“电报机”。电报的发明是电力首次应用于远程通信，构成现代通讯的基石，自此之后，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通讯网络。从那时起，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每25年是一个重要阶段”，1850年前后的电报，1850至1880年的电话，1900年前后的电磁波传输，1920年至1930年的无线电广播，1950至1960年的电视，最后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媒体（Balle and Eymery，1990.）。如下图所示：

（来源：转引自Balle and Eymery，1990）

70、80年代，最初被称为新媒体的是有线电视、通信卫星、电视录像机、选择性接收设备，以及暂露头角的计算机中介传播等。传播学者们注意到这些无法纳入到大众传播研究框架内的媒体现象。这些传播设备及其传播现象显示出其不同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性，如异于线性单向传播的分众化、互动性等特点。

本文以计算机中介传播为例，计算机中介传播较当时的其他新媒体互动性更强，且与今天的新媒体形式密切相关。早期引起关注的主要是研究机构（如大学等组织机构）中存在的计算机系统如阿帕网（ARPANET）。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高级计划研究署在全美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建立通讯网络系统，1971年底，最原始的阿帕网开始投入运行。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网络上节点进行资源共享，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局域网能够使多个用户间进行互动，如收发电子邮件、进行群体协作与群体决策、召开电信会议、玩多用户在线游戏等。“通过民间的创新和大量的个人选择，网络作为把人们聚集到一起的观念逐渐取代曾推动阿帕网计划发展的资源共享这一老观念。”（Abbate，1999 ）以学术研究为例，这种先进的电信网络促使协作成为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模式（Stephen R. Acker，1995 ）。在20世纪80年代，多作者的学术文章开使主导期刊目录，并且越来越大多的联邦调查基金提供给研究者团体而非个人(Chubin, Porter, and Rossini, 1985，转引自Stephen R. Acker，1995 )。到90年代，计算机网络开始其商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到90年代后半期，随着网络浏览器的发明、改进，以及个人电脑和小型终端如PDA的逐渐普及，彼时天马行空的新媒体逐渐过渡为日常技术，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互联网的发展转向对商业和日常需求的调和适应。尤其是经历了21世纪初的网络泡沫之后，早期互联网技术上的狂飙突进逐渐减缓，开始渐趋稳健，并进一步向社会深层结构渗透。虽然新媒体研究涵盖并超过互联网研究（如电信政策、计算机游戏等），但是互联网及基于互联网的各种创新型应用（如：视频点播、在线新闻、在线游戏、数字广播等）无疑成为新媒体研究的主角。大量的新媒体技术、形式和内容聚集在互联网的大旗之下，成为人们工作、教育、娱乐以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

今天，在许多发达国家，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在内的新媒体已经融入日常生活，被人们所习以为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经历快速的扩散过程。

三．新媒体研究领域的形成

新媒体研究在过去的30多年中逐渐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与传统大众媒体相对立的领域出现，同时又与传统研究交叉、延承，并且与大众社会向分化的信息社会过渡进程相关。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出一些对新媒体研究影响巨大的著名学者：《后工业化社会》的作者丹尼尔•贝尔、首次提出“信息产业”的概念的文明形态史学者梅棹忠夫、《技术化社会》的作者雅克.艾吕尔，《控制革命》的作者贝尼格，以及提出“知识产业”概念的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等人。总的来说，早期这些的研究成果偏重宏观层面的阐发，缺少具体的实证研究，以1970年赫伯特-高德汉姆的报告《通讯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例，作者开篇即指出“关于未来社会影响的论述应被理解为猜想，以及向公共政策提出可能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延续至今并与今天的新媒体研究密切相关的计算机中介传播，由于不符合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区分，并没有首先在传播学领域得到重视，而是被其他学科领域所关注，如社会心理学(Short 等人,1976; Hiltz, 1984; Hiltz & Turoff, 1978; Kiesler, Siegel, & McGuire, 1984; Rheingold, 1993.)、政治学(Berman & Weitzer, 1997; Braman, 1994; Doctor, 1991, 1992.)、社会学（Smith, 1992.）、教育学、管理信息学、图书馆学等。他们的许多发现有助于传播学领域对计算机中介传播的理解。例如：Short 等人. ( 1976) 在《电讯传播的社会心理学》中，指出电信会议系统可以由其“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来评价，提出所谓社会临场理论。与此类似，Robert Johansen 及其同事（1979）提出了“遥感存在”（telepresence）的概念。早期的计算机中介传播关注的是个人、人际及组织内传播。在个人层面关注人的心理、态度、行为如何受到计算机中介的影响；在组织传播层面基本采取任务导向，如何在团体内有效决策、提高工作效率等（Kiesler等人，1984：1130；Hiemstra，1983；Steinfield，1986，转引自Brenda Danet ，1995 )。

1984年，Ronaid E. Rice等人编辑的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出版。在本书前言中，Rice开宗明义指出此书的意图在于，提醒传播学研究者微处理技术、有线电视、卫星通讯等新兴技术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书中所选论文大多是采用传统的媒介效果研究的路径，考察计算机、电信会议等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和人类关系（Caren Siehi，1986 ）。1986年，EM Rogers在其著作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in Society中介绍新传播技术的使用和历史，探究互动性的新媒体给个体、组织及社会生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1988年，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new media（Frederick Williams）出版，内容涉及新媒体研究的特殊性、问题及解决方法，以及新媒体研究对创新理论路径的需求和面临的新的研究伦理等。20世纪80年代，南加州安纳堡学院成为新媒体研究的中心之一，进行电信技术的社会心理学、组织传播和法律、政策研究。重要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及初具规模的研究机构的形成，标志着新媒体正逐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早期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新媒体是有线电视（Colle, Royal D.，1963 ； Park, Rolla Edward，1971. ）、电话（Brooks,John，1976 ；Marvin, 1988；Martin.Michele，1991；Rakow, Lana F，1992）、复印机（Frank Webster，1980）卫星电视、电视录像机、音视频电信会议（Svenning and Ruchinskas，1986；Stephen R. Acker and Steven R. Levitt, 1987. ）、可视图文（Madden John. C，1979；Case, Donald，1994.），以及计算机中介传播。互联网异军突起之后，这方面的研究迅猛增长。1996年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6, 46: 1)发表了一系列互联网研讨会论文，其中的论题体现了传播学者最初面对互联网这一正在崛起但面目尚不清晰的技术现象时的困惑，如：为什么传播学者应该研究互联网(Newhagen and Rafaeli, 1996: 4)；互联网是否可以作为大众媒介（Morris and Ogan，1996），以及如何研究互联网等。

四．启示

通过上文对新媒体衍生的历史语境及新媒体研究领域形成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大部分新媒体技术早期应用于政府或大型企业（电话、电视录像机等除外），早期传播学者所进行的新媒体研究，关注的是经济状况、职业状况、政策和法律分析、组织和管理研究等，多采用传统大众传播研究路径，带有应用、行政研究的性质（Liebrouw and Livingstone，2002） 。在国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者加入到新媒体研究的行列，这种情况已有所改观，但是国内的新媒体研究所呈现的正是国外新媒体研究的早期面貌。

国外新媒体研究与大众传播研究密切相关，与之相区别而出现的同时，也不免受到其研究范式、研究路径的影响。我国在引介美国传播学的过程中，有将大众传播学等同于传播学，传播实证研究等同于传播研究的倾向（刘海龙，2007 ）。今天，不少传播学者已经意识到大众传播研究的局限性，提倡寻回在传播学诞生之初曾萌发但是中途被关闭了的研究路径。对于国内正在兴起的新媒体研究来说，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如果能摸清其新媒体研究的历史脉络，将会有助于识别和避免其偏颇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