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VS李大钊：“问题与主义论战”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和李大钊主编《每周评论》，直到周报被查封为止。这期间，发生了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自己也说，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政治朋友于去年底所创刊的。那时，胡适因奔母丧回安徽绩溪籍，不在北京。从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是尊重胡适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结果。胡适一向主张，目前所进行的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他的口号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政治兴趣很浓，在世界大战胜利的狂潮鼓舞下，热心地创办了《每周评论》，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并策动政治改革。与此同时，《新青年》仍然不谈政治，不违背胡适的建议，尊重了胡适的意见。

今年1月下旬，胡适料理母亲丧事后，返抵北京。对陈独秀、劳动者新出台的周报未置可否，既不反对，也不表现出热情。陈独秀、李大钊请胡适写稿，胡适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给他们，搪塞了过去。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逃避到老家，无意中，由胡适来代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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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胡适，1935年5月5日演讲：《纪念"五四"》。载《胡适全集》22卷，第27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②赵家壁(1908-1997)编辑出版家，三十年代开始主编《良友文学丛书》。1946年，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总编辑。1954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这是6月中旬的事。本来，胡适不主张谈政治，现在，却要主编这个已经有谈政治影响的刊物，这无形中给胡适出了一个难题。

和李大钊一起编辑周报后，胡适思考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法避免谈政治的情况下，谈点较基本的问题。为此，胡适7月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去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苏联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今年5月，李大钊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论文中，李大钊写道：" 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发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正宗的社会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有风靡世界之势，他编这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胡适认为，这是"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因为针对的是《新青年》内部的朋友，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的口气婉转，只是"稍加批评"：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虽然口气很友好，但内容是很严重的，而且，批评的目标也很明确，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等于是批评李大钊。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因为上了抓捕的黑名单，躲避到家乡。然后，偕长子李葆华到五峰山避署。

五峰山位于昌黎县城北12里，有东、西两个五峰，西五峰即"望海、挂月、锦绣、飞来、平斗"五个山峰。平斗峰南面山腰有韩文公祠。李大钊住在韩文公祠，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在解释过激主义时，李大钊提到了陈独秀的态度：

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

李大钊的话表明，他本人是少数派，因为陈独秀和胡适是站在一边的，是问题派，不是主义派。至于陶孟和，他始终是胡适一边的"问题"派。

胡适很清楚，李大钊对他的批评是从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信徒的观点出发的。他坦白地说，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这样一来，李大钊的这番话，就超出了胡适的问题，已经在考虑的社会革命这样重大的问题了。因为胡适考虑的问题，是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李大钊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依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群众运动，已经从一个革命家、一个社会革命的信徒的立场出发了。因此，李大钊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按照惯例，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发表了李大钊的这篇文章。

因为关系到自己的根本的观念，也因为李大钊的文章是因自己的文章而起，在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后，胡适立即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认为，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该都是研究的，但是，应当成一种假设，而不应当成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当成宗教信条，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该作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不能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培植创造性的智慧、训练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因为带着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明显的目的，胡适关于"主义和学理"的论述，包含着带有美国精神的阶级偏向。

胡适和李大钊的争论，没有分出胜负，最后，是北洋政府胜利了。他们于8月30日封闭了《每周评论》。胡适的这篇文章正在排印时，警察突然封了杂志，一切财物充公，包括胡适文章在内的《每周评论》的第三十七期，成了最后一期，始终没有和读者见面。

解放后，大陆领导了对胡适的批判，内容之一，是批判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问题上的观点。胡适本人在美国看到了大陆对他的批判，说：

虽然我们上项讨论终因警察查封而未能得出结论来，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一九五一年底开始；一九五二整整搞了一整年；稍稍冷淡一下之后，在一九五四、五五，以及五六年的上半年，又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其清算运动。共产党所收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和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加在一起，足足有几百万字之多。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一九一九所作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种[恶毒的]攻击。①

但胡适认为，"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因为陈独秀当时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在其早期著作里，甚至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如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他说，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

李大钊在五峰山答胡适，也是把胡适和陈独秀并列在一起，作为"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的代表。

陈独秀此时在狱中，对于两位朋友之间的论战，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北洋政府的监狱，正将一个"问题"派的陈独秀推向了"主义"派，这也是胡适和李大钊没有想到的。 （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