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背后的中国远征军（二）

 儿子给父亲平反了

《大国之魂》的作者是四川作家邓贤，他的父亲邓述义就是一名远征军老兵。“文革”期间，他父亲被称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说是犯下过“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他从小就因此背上了“黑五类”、“狗崽子”这类沉重的十字架，因为政审无法通过，这位少年乒乓球运动员未能进入省队，世界冠军之梦就此破碎。他带着对父亲的怨恨，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成了一名“知青”。

直到1987年11月，已经成为一名作家的邓贤，从昆明到滇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地采访，长途汽车在松山附近的大垭口停了下来，前方遇到山体塌方，要等公路修好才能继续开动。邓贤看到旁边有一位正在打石条的老人，就过去帮忙，边打石条边与老人攀谈。老人偶然提到，当年，中国远征军曾经在这里和日本人打过一场大仗，伤亡达3万人之多，血流成河，炮弹皮满地，十分惨烈。

邓贤顿时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立即联想到了自己曾经做过中国远征军的父亲。他难以置信，多年来自己一直怨恨的父亲居然在这片土地上和日本人浴血奋战过。他在周围发现了一个已经被炸成几段的墓碑，上书“国民革命军第8军松山阵亡将士纪念碑”。两个半小时之后，公路修复，汽车开走了，他留了下来，开始了此后有关中国远征军的调查采访。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他穿行于怒江大峡谷，走过了腾冲、高黎贡山，找到了中国远征军中的工兵，还有远征军里的军医。这些人当年曾经共同浴血奋战，但和他的父亲一样，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回到昆明，他立即扎进了云南图书馆，拿着介绍信通读民国时期的报纸及各种史料。1949年之前的这类资料当时被归类于“敌伪档案馆”中尘封起来。邓贤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进行有关中国远征军的寻访。父亲回信担心地提醒他说：“你做这些事，不会犯错误吧？”

1988年5月29日，邓贤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他从云南回到了成都。那天晚上，他和父亲长谈了一次。他向父亲表达了歉疚，他对父亲说，你们这代人曾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但是被误解了，相信迟早会被人民和历史承认的。父亲热泪盈眶，什么也没说。

1943年，邓贤的父亲邓述义还是个17岁的高中生，在重庆一所高中读书。国难当头，年轻的邓述义瞒着家人，与一位同学成了重庆第一批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学生兵，受训期间，他被编在了训导一营一连一排。蒋介石对他们训话时，邓述义就坐在第一排。在飞往印度的飞机上，他们差点被冻死，下飞机之后，换上了全套的美式装备。他的英语很好，可以和美国军官流利交谈，经过紧张的训练之后，邓述义成为了一名坦克兵。当年，他开的是重达47吨的美军谢尔曼式坦克。而日军的小坦克只有七八吨，一炮轰下去，就彻底被打烂了。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邓贤一头扎进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之中，寻访了数百位幸存的中国远征军官兵。1990年底，《大国之魂》出版，这是内地第一本有关中国远征军的纪实文学。此后，这本书一直不断再版。邓贤的父亲，邓述义老人，这位出生于1926年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于2009年1月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康洪雷镇压了都值

与邓贤同样是远征军后代的刘伟民现居美国洛杉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次他在英国一个高尚社区里看到一座铜像，一打听，这个人就是参加过仁安羌战役的英国指挥官，他希望拍一张照片，刚把相机拿出来，就有人过来阻拦。刘伟民告诉大家这个人是他父亲当年从战火里救出来的——

他的父亲刘放吾曾在仁安羌大捷中解救英军，蜚声英伦三岛。那时，刘放吾在远征军中担任团长，他带领的这个团让日军闻风丧胆。1992年，仁安羌大捷50周年时，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芝加哥向刘放吾当面致谢，前美国总统布什也致函对他立下的战功表示表示敬意。

那个社区的居民知道后全部跑出来跟他照相。

但这位老将军在战后赴台后却同样经历了坎坷，为了糊口，不得不做起了煤球生意。

刘伟民听说崔永元在做远征军老兵口述历史的抢救工作，几次从美国飞到北京，他告诉崔永元，他家里珍藏着一面日本军旗，是当年父亲缴获的。刘伟民希望崔永元把他父亲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

“那天刘伟民流着眼泪讲述了这些经历，我说还写什么电影啊，你这就是电影，你比兰晓龙写得好多了。”崔永元说。“《我的团长我的团》最正面的意义就是引起了争议，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只有引起争议了，才会引起关注。你以为康洪雷不想好好拍一拍远征军？——如果孙立人、戴安澜、蒋介石、史迪威也出来，而且全是正面形象，这电视剧能不能播就很难说。”崔永元的希望是，这场争议能引起公众关注，会有人像他一样去看书，去腾冲、松山、龙陵做田野考察，“如果能引起大家对远征军的关注，把康洪雷镇压了都值了。如果只是一场闹剧，大家攻击来攻击去，互相骂骂，最后挣几个收视率，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