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65年印巴战争是冷战国际史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战争的起因以及对战争进程的考察。随着相关档案文献的解密，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在1965年印巴战争进程中的政策及反应、大国关系在战争中的体现、战争对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战争在冷战国际史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都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而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较为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和反应。国外研究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基本认为，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向印巴两国提供军援和经援，同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使之成为“忠实的冷战伙伴”；但1965年印巴战争彻底击碎了这一幻想，约翰逊政府既没有防止印度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关系，也没有防止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南亚政策重点的转变、美国政策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对外援助在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中所具有的有效性等问题或评价不一，或缺少系统论述和分析。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来新近解密的外交文献和相关资料，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对1965年印巴战争研究中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和反应以及战争对美国南亚政策的影响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和考察。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美国南亚政策的转变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及其后，美国采取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持印度的政策，美印关系在肯尼迪(JohnF.Kennedy)时期得以较快地发展。约翰逊(LyndonB.Johnson)继任总统后，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由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而形成的新的特点更为明显。这首先体现在，印巴在通过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双方都着手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取得优势地位，而美国的军事援助成为印巴双方特别是印度军力建设的重要来源。印度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急剧增加军费开支，1961年至1962年，印度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毛额的2.1%，1962年至1963年为3%，1964年至1965年则达到4.5%。到1965年，印军从50万人增加到82.5万人，其中山地师9个，而空军则拥有45个作战中队。巴基斯坦对印度军力的发展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潜在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时任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的阿斯加尔•汗元帅(AsgharKhan)说，在准备对付中国的伪装下，他们成功地从美国那里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正在建设规模庞大的军队，他们几乎将空军扩大了一倍，增强了海军力量，进一步提高了飞机和坦克的生产能力……巴基斯坦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我们不勇敢地面对这一局面并立即加以准备，那么当其武装力量得以充分增长之时，那么印度不发动战争即能取得其政治目标的时刻就到来了”。

因此，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使得印度军力急剧提升，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是巴基斯坦决定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巴基斯坦国内开始出现要求重新评价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呼声，布托(ZulfiquarAliBhutto)是主张重新定位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在1963年1月出任外交部长后，更为积极地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声称同中国的友谊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AyubKhan)也开始考虑重新评价和认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对巴基斯坦的作用。他在1963年初表示，巴基斯坦如果发现这些条约不仅是无用的，相反还对国家利益产生危害，巴基斯坦就会退出这些条约。中央情报局后来分析指出，“当巴基斯坦怀着恐惧的心理看着美国开始对印度执行军事援助计划时……坚信美国给予新德里的任何援助最终将被用来对付他们”。而美国则一再向巴基斯坦强调，“维护巴基斯坦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尽一切所能加强同自由世界的联系，而不是削弱这种联系。”因此，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导致美国决策者考虑改变美国南亚政策的重点，决定“同印度建立新的关系，就是使其工业和军事潜力得以发展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

对于美国南亚政策战略重点开始出现的转变，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McGeorgeBundy)明确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转变，即摆脱1950年代完全亲巴基斯坦的政策，转变为更加符合我们真正的战略利益的政策”。邦迪表示，美国充分意识到巴基斯坦对印度政策的不满，但巴基斯坦必须意识到，“由于全球反共战略的原因，我们决心要帮助印度”。至于克什米尔问题，美国认为“巴基斯坦的压力政策是在印度虚弱的时候迫使印度屈膝投降”。科默也向约翰逊建议，美国不能允许由于同巴基斯坦的结盟而“妨碍推行一项理性的对印度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担心巴基斯坦和中共可能达成的秘密谅解，因此，“在我们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以及能够评价此种秘密谅解对我们在南亚地区整个地位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将改变在长期军援上的立场”。美国虽然决定在1965年财年向巴基斯坦提供两个中队的F-104超音速战斗机，但前提条件是届时“政治气候”必须是“令人满意的”。1964年4月底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要求美国提供为期5年的军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MaxwellD.Taylor)明确表示，巴基斯坦的政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国会对军事援助计划的态度”。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以军援影响对印度的政策，特别是对印度引进苏联的米格-21战斗机反应强烈；美国方面声称，如果印度停止米格-21生产线的建设，美国将愿意满足印度方面建设更为现代化的空军的需要。因此，在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B.Chavan)1964年5月底访问美国时，美国同意在1965年财年向印度提供5000万美元的军援，以后如何援助逐年再议。6月6日，美国正式宣布了对印军援计划。美国的决定使阿尤布•汗异常愤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责美国的做法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朋友”，是“机会主义”、“毫无道德水准”。巴基斯坦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集会。阿尤布•汗在7月1日给约翰逊的信中写道：美国对印度的军援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利益，导致印巴之间的军备竞赛，增加了它们的经济负担，为共产主义扩展到南亚次大陆打开了方便的通道。阿尤布•汗甚至声称，巴基斯坦将被迫重新考虑作为盟国的义务。约翰逊毫不理会巴方的抱怨，他坚持认为，对印度的军援可以遏制共产主义对南亚次大陆的威胁，这符合印巴两国的利益。他警告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要重新考虑同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除重新评估同巴方的关系外别无选择。

1965年3月阿尤布•汗访华，对美国的南亚政策再次造成了冲击。本来约翰逊在1965年初已同意国务院有关邀请阿尤布•汗访问美国的建议，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此时强调：事实上，巴基斯坦正在变得对北平友好，而不是对华盛顿。如果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国会将可能不会同意每年再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样美国就会失去可以利用的在白沙瓦(Peshawar)的至关重要的情报设施。重要的是，美国应该让巴基斯坦明白，它不能一方面接受美国巨大的援助，而另一方面又“奉承中共并在几乎一切重要问题上奉行反美路线”。邦迪在科默的这份备忘录上写道，“我们应该惩罚”阿尤布•汗。[12]约翰逊在给阿尤布•汗的信中说，你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将导致公众关注巴基斯坦和美国在对待共产党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因此这将严重影响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防务的援助，不利于美巴两国的“共同利益”。约翰逊在信中表示决定推迟阿尤布•汗对美国的访问。4月14日，约翰逊宣布取消阿尤布•汗访问美国，与此同时也推迟印度总理的来访。

因此在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南亚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国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继续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其目的不仅要使印度成为一个“具有足够军事防御能力的盾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可以完全抵御中共秘密渗透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严重分歧不仅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而且体现在被巴基斯坦视为生死攸关的克什米尔问题上。美国决策者认为，巴基斯坦推行日益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同共产党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第三世界发展密切的关系，以寻求它们支持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处理克什米尔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巴基斯坦看来已无情地利用了印度政治上的不稳定”，试图向印度施加过多压力的政策正在增加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这将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而巴基斯坦相信，印度无意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美国对印度的军援是印度立场日渐强硬的原因，由于印度依赖美国的援助，美国是可以施加关键性的压力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不仅认为在军援与印度在克什米尔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指责巴基斯坦对美国给予印度的军援太过感情用事。不过，美国决策者显然相信，美国给予巴基斯坦的援助是影响巴基斯坦政策重要手段，因为巴方不会从中国或苏联那里得到这么多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