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文革的研究最早要从七八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实际上胡耀邦提出要早一些，他到中央党校以后，布置中央党校研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提出“十次路线斗争这个提法对吗”？这就触及到文革。比较集中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就是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年讲话，然后有一个《决议》。文革研究最早是官方开始推动的，但是民间的反思又比官方的更深，在一九七七年和七八年出现过一批反思的伤痕文学，什么《班主任》、《伤痕》。高潮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反思文章比较多，但都不是很系统的学术研究。八一年《决议》一方面起了一个好的作用，就是能够讲毛泽东的错误，问题是另一方面又只能按照《决议》去诠释，所以大概从八一年以后官方在文革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就停下了。民间的研究没有停止，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前期没有太大的进展。
到八十年代中期又有一个高潮，就是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民间学术界研究党史的，在这方面出了一些成绩，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还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这两本书是民间研究文革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部书，前者是国内第一部文革专著，但学术价值不如后者。六四以后才出版了金春明的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出的，很快被禁止发行了。不久，席宣和金春明出版了另一个版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这本书在《决议》的框架下有一点研究者的思考，基本上是诠释的。到目前为止官方批准的文革书只有两本，一个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央宣传部批准的），还有一个就是席宣、金春明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我认为，国内研究文化大革命水准最高的专家就是王年一，他在史料考证方面做的那些研究的工夫，目前研究文革的没有超过他的，通史性的研究著述就数王年一的这本书了。
国外研究的比较多，但是作为通史性的著作现在还没有出版。麦克法夸尔原来写的是文革前史（从四九年到六六年），正在写文化大革命史。他在哈佛开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课，是个选修课，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哈佛这门课是选修最多的，曾经达到四百多人，非常轰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进入一个低谷）。除了通史性的研究之外，国外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比较多，比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孙万国写了《古有窦娥，今有林彪》，他认为“九一三事件”林彪是最大的冤枉者。还有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校、教育等等的著作，这类东西非常多。而且西方学者的东西还更有影响一些，比如说最近国内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菲力普?肖特写的，从学术上说，在国内的学者眼里，水准一般，但是非常有影响。九九年出版，今年在北京出了中译本，不到三个月印了三万册。北大、民族大学等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到处请他去讲座。就是像老雷打的比方，英语就是一个强势语言，再加上是一个西方学者或者是记者写的。（雷：这个作品翻译过来比原本更糟，错误很多。“鄂豫皖根据地”翻译成“鳄鱼湾根据地”，“包产到户”翻译成“个人耕作”。）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民间化本身有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的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包括人物、事件、专题的。当然，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出现的。比如关于林彪的书，按照官方的意愿，是根本不能出版的，但是现在关于林彪的书包括传记还真不少，西藏出版社、远方出版社、湖北出版社的。在境外也出版了不少内地研究者的民间著作，比方说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专门研究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的。类似这样的研究的著作，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控制，但是它不可能控制得像一块铁板。还有一本写“内人党”冤案的书，被禁了，但是已经出版了，虽然不是直接讲文革，但是它是文革的个案。
在内地，研究文革的档案最具影响的是国防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资料选编》三卷本（不是公开出版的），是目前国内研究文革资料最完整的。官方内部有一个三卷本的文革资料，是为了起草《决议》编的，那更是不可能公开的，但是国防大学的三卷本收集了一些官方的资料。海外去年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三千万字，目前为止是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最完整的文献。八十年代后期，李郁他们搞了一件很大的工程——《文化大革命词典》，可惜现在出不来，如果出版，也是了不得的事。
另外要搞口述史。现在搞口述史的，国内也有好多家，但是我觉得并不冲突，人越多越好。历史就这样，大家都来做更清楚。做口述史最好有点计划，如果完全盲目，可能会事倍功半。最好是分两层来做，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底层的。蒯大富据说最近在写回忆录，不知道其他的红卫兵“领袖”怎么样，聂元梓回忆录已经出版了。这是一个层面，再有就是高层的，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最近出版了吴德的自述，谈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有史料价值。
对已经出版的口述著作需要考辨。《王力反思录》只能是做一个参考，要是完全以他的书做历史依据，那就上当了。（雷：比如因为康生对王力特别好，连康生贪文物，王力都说没有的事。据章立凡说，返还的好多文物康生都盖了章。）我举一个小例子吧，六六年二月份去东湖向毛汇报《二月提纲》那件事，他的书里写着周扬什么的都去了，但是周扬并没有去，他自己没有参与这个汇报，他就写错了。香港出版的《文革御笔沉浮录》，作者是北大的梁效班子一个主要成员。这类人物不了解多少上层情况，但是亲历了一些事情，对于澄清真相不无价值。比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都说《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等人的夺权纲领，但是《文革御笔沉浮录》里说这篇文章根本就跟姚文元没关系，是当时《光明日报》一位负责人布置的一个任务，那个负责人跟姚文元也没关系。后来为这个事，他一直被审查，一直到八二年才放出来。这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做更多的考证。类似这样的材料对澄清关于文革的官方说法是非常有价值的。（雷：但是对所有的文革说法，尤其是以《王力反思录》为代表，就应该有个警惕，一定要有警惕性。还有一个典型是章含之，她把乔冠华干的坏事，都给过滤掉了。）章含之的回忆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带有一种情绪，一些应该反映的重要的历史情节，她却回避了。（雷：有的外交部老人看了这个回忆录，非常生气，但是外交部的老人都不愿意说，他们觉得说出来伤害了乔冠华。实际上都知道给周恩来最后一击的是乔冠华的发言。李：章含之在书里暗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几个月，章含之跟乔冠华，好像是为保护老干部，从侧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所谓工作，就是后来华国锋把这两个人打下去的原因，实际上是跟四人帮勾结在一起，反对唐闻生、王海容。乔和章介入了党内的最后的斗争，但是他们怎么介入的，江青怎么跟他们联系的，实际上她真正应该说的是这个，包括乔七三年批周的事，也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说乔冠华能讲出周恩来什么东西，对毛泽东的决策未必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他最后一段的情况扑朔迷离，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一段，他们两个人搞些什么东西，包括乔冠华的联合国发言里的“按既定方针办”，有，但是后来给删去了，以后整乔冠华的时候，说他“又在联合国讲了”，章含之去查档案发现没有，乔冠华没有讲，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了，实际上讲没讲没什么关系，就是澄清了，人家照样整他。雷：因为他在外交部倒周倒姬鹏飞。李：他在最后几个月肯定陷到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某个活动当中去了，但是这个官方没有讲，她也不讲，就像邓小平说的“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大体上你乔冠华犯错误了，犯的什么错误，这属于高层机密，很多都是这样。）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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