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陈寅恪先生研究古史，善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着眼，并一再告诫治史者：“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有的学者甚至称“他的史学体系是民族文化史，他眼中的中古史也就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而“胡化说”是这一史学理念的体现。

早在1940年，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胡化、汉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紧接着，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对此又作了系统的论证。他在分析中央与河朔集团关系时，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由此得出结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还以大量史料证明了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存在严重的胡化现象，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整个史学研究是围绕一个中心写作的，即胡化，我们称之为胡化说。这一学说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国内外学者研究隋唐史多提及此说。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学说贬褒并存，但是对其由来分歧不大。《剑桥中国隋唐史》称陈寅恪的“胡化”观念带有“高度主观性”，显然将这一学说视作陈寅恪独创。其他治史者也认为此学说出自陈寅恪独创，如有学者称“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研究者们援引最多者之一。陈其泰也说，陈寅恪的这一学说是从繁多的唐代文集中发掘出来的。陈其泰在后来的文章中又做了补充，称这一学说是陈寅恪受了西方史坛“民族－文化”观念的影响，甚至将之追述到春秋公羊历史哲学对他的影响。

然而，笔者在检索文献时，发现宋代史家对于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胡化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陈寅恪的这一学说很大程度上取自宋贤史家的观点。除此以外，唐代人对于胡化这种现象感触也很深。因而笔者力求从唐宋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出发，重新探求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

一、宋贤史家对唐后期河朔地区胡化现象的认识

史学发展到宋代有了质的飞跃，陈寅恪就非常佩服宋代史学：“宋贤史学，古今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对于宋代的学者，他尤为推崇司马光，认为他治学态度谨严，方法缜密，称颂《资治通鉴》体大思精。

就在这部备受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资治通鉴》中，有许多关于河朔地区将领族属的记载。如：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条：“安禄山者，本营州杂胡”；肃宗乾元元载条：“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代宗大历九年条：“（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本奚也。”“李忠臣裨将李重倩，重倩本奚人”；穆宗长庆二年条：“（田布牙将史）宪诚之先，奚人也”；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僖宗乾符二年条：“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等等。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河朔地区的将领多是胡人。

对河朔将士的记载，引人注目的是对其习性的描述。《资治通鉴》德宗贞元十五年条：“董晋薨，长源知留后，扬言曰：‘将士驰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贞元十六年条：“宣武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这里描述的均是士卒骄纵犯法、作乱叛逆、强悍难治的胡人作风。这一点，司马光是有感触的。

同时，司马光注意到河朔将士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如《资治通鉴》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节度使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不仅如此，下面的记载更加耐人寻味，如《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四年，河朔地区“沂、海、兖、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使，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骂将卒辄曰：‘反虏’”，又如河朔节度使弘靖“数以反虏诟责”，王遂和弘靖均非本地人，这似乎也说明河朔人在外地人眼里是善于叛乱的胡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