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二）

基于虎狼不食的这片童心，章太炎的革命乃是一种仗义行侠。当然，章太炎的行侠方式不是挺剑，而是秉笔。章太炎革命的行侠风格几乎就是光复会的革命纲领：“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而退。”在当时的革命会党中间，光复会是最具行侠特色的一个会党。如果说章太炎的行侠还仅仅是秉笔，那么徐锡麟和秋瑾的行侠则全然为挺剑了。徐锡麟和秋瑾与章太炎一样，是革命的传奇人物。或许是某种历史原因，光复会这个浙籍会党的一些领袖人物特别富于牺牲精神。明末顾炎武的反清活动，清初历次著名的文字狱，使浙江文人对满清王朝抱有深仇大恨和不妥协的反抗传统。为此，陶成章专门撰写了《浙案纪略》，以示革命的渊源。相比于孙中山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章太炎、陶成章和徐锡麟秋瑾他（她）们的光复会显然更少夺取政权的意识，更多仗义行侠的古风。光复会几乎是汉末党锢精英一个直接的历史呼应，无论在人物形象还是行事风格上，都具有一种生命本然的纯粹性。

因为是仗义行侠，所以章太炎的革命始终不掺带政治野心。章太炎之于革命的选择不是以身许国，便是功成身退。正是这样的侠义心肠，使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也正是这样的侠义心肠，使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重建中华的关键时刻选择袁世凯而冷淡孙中山。不管章太炎的这个口号和这个选择之中掺杂了多少人际关系成份，其根本成因却来自章太炎革命和孙中山革命在内心指向和人格构建上的差异。章太炎的革命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夺取政权上的精心筹划。章太炎不着重革命之后对江山的拥有，因此也就不看重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夺取政权上的作用。由此产生的天真便是：既然我章太炎不看重政权和政党，那么你孙中山也不该看重政权和政党；既然我们革命党人全都不以此为重，那么推翻了满清王朝之后让袁世凯做总统也未尝不可。

章太炎革命的仗义行侠意味使章太炎更多地从个人行为上考虑革命，而不是着重于从社会成效或历史意义上衡量得失。这是他有别于孙中山之处，也是他有别于宋教仁之处。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领袖意识的革命者，他不是把革命看作是仗义行侠的个人行为，而是把他的个人行为看作是革命的象征和历史的进程。孙中山虽然不象洪秀全那样把革命全然等同于身体的叛乱，但孙中山和洪秀全一样有着明确的江山意识，只是孙中山把天王的理想改成了大总统的称号。孙中山渴望统一天下，渴望成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不管这种渴望在孙中山是多么难以如愿，他的大总统称号不是临时的就是非常的，但孙中山革命的动因却与这种渴望紧密相联。

章太炎革命的行侠品格也有别于宋教仁。宋教仁虽然没有孙中山那样的领袖意识，但他不象章太炎那样总是诗意盎然。宋教仁是平和的，实际的，清醒的，极其具有操作能力的。宋教仁的努力和孙中山也不一样。宋教仁的努力不是想以新的一统天下替代旧的一统天下。宋教仁的努力是想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引进全新的西方因素，通过国会制约总统，消除独裁的阴影，杜绝称帝的可能。也即是说，宋教仁是想通过建立国会的努力，在中国古老的圣贤帝王民众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插入全新的民主因素，以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形式在原有的帝王位置上构成具有头脑意味的中枢系统，从而使帝王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彻底消亡成为可能。宋教仁是一个杰佛逊式的政治家；遗憾的只是袁世凯却不是华盛顿，所以宋教仁是他最危险最名符其实的的死敌，而孙中山只是他的竞争对手。宋教仁的成功意味着帝制的彻底死亡，不管其帝制被冠之以总统的名义还是主席的称号；于是袁世凯代表过去、当下、将来的所有具有大一统雄心的帝王，把宋教仁的努力扼杀在了历史的摇篮里。相形之下，光复会志士如徐锡麟秋瑾们的殉身只是革命的传奇，而宋教仁的被刺却蕴含了真正的历史悲剧的意味。

当然，章太炎在当时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意味，因为他不是一个象宋教仁那样经由头脑的慎密思考行事的革命者，而是凭借内心的感触四处行侠的大侠客。宋教仁的被刺在章太炎的感受不是某种历史可能性的受阻，而是一个他所敬爱的革命同志的遇难，从而将一腔悲愤变成口诛笔伐扔到袁世凯头上。也即是说，在宋教仁的遇难和袁世凯的专横面前，章太炎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其历史内容，不如说是其个人品性。正如章太炎革命的行侠风格是基于他的个人品性一样，章太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判断也基于他对人性善恶的辨别。正是出于这种人性善恶的辨别而不是出于对历史要求的体悟，章太炎在袁世凯以后的政府首脑人物中倾向于黎元洪，因为黎元洪具有儒雅的书生气质。也正是出于这种人性善恶的辨别，章太炎本能的感觉触及到了某种历史要求的难以付诸实现的历史课题。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的这种触及虽然是相当直觉的，但他的感受却表明了在专制王朝结束后，新的共和国的建立缺乏文化心理上的人性基础。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不仅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构成因素，而且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基础。所谓皇帝，不仅端坐在朝廷之中，而且深居于人心之内，西方人是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上帝，中国人是没有皇帝也要造一个皇帝。袁世凯称帝虽然愚蠢，然而率直。袁世凯称帝作为一个象征，道出了在推翻帝制以后的一些中国政治领袖的心声。袁世凯的愚蠢只是在于，他将大一统的集权专制简单地等同于了赤裸裸的帝制，而不懂得不选择帝制照样可以获得大一统的集权专制。因为专制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上是否要穿龙袍登龙庭，而在于个人意志的是否强横。偶若个人的强横足以达到如同章太炎所说的“枭鸷”程度，那么即便有仁柔者有狂妄者也是必不能与争的。

章太炎的童心感触的方式虽然不以人性善恶为转移，但历史的文化心理却是革命的内在基础。或许章太炎和光复会的仗义行侠过于浪漫，过于诗化，过于注重生命体验和个人品性，但这样的风范却道出了革命的本真意味。毋庸置疑，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的不是章太炎式的侠义心肠，而是宋教仁式的冷静头脑；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历史的转折又往往是为生命的浪漫激情所推动的。这种激情不具备实际的操作意味，但这种激情的不计功利不计得失的献身精神和侠义风格却给历史刻出了应有的审美向度。历史并不象唯物史学家说的那样完全由物欲推动的。虽然物欲和利益是历史的一种动力，但宗教和审美也同样是历史的动力。

历史作为一个由身体、头脑、内心三个层面组成的完整的生命，身体的需要仅仅是历史演化的一个层面的动力，头脑层面上的智力开发和内心层面上的审美导引则是历史在另外二个层面上的动因。西方人对此表达得很清楚，西方人不全都是唯物主义者。在《圣经》中，亚当是吃了智慧之果才开始了走出伊甸园的历史。在《伊里亚特》中，是因为美丽的海伦才有一场著名的战争。《圣经》没有说亚当由于要吃东西才被逐出伊甸园，《伊里亚特》史诗也没有把人们对于海伦的邪念作为战争的动因。也许只有在唯物主义时代的中国人的观念中，才把食色的欲望看成是历史的全部动因。事实上，在历史关键时刻，审美比食色更具有创造的激情。人们也许会忘记清末时代他们吃了什么，但他们谁也不会忘记那个时代的徐锡麟秋瑾们为他们做了什么。只有在一个社会堕落到了极端唯物的时候，人们才会忘却历史上的革命传奇，而津津乐道于种种清宫御膳。

当然，指出章太炎革命的这种审美意味，并不意指宋教仁的努力了无生命气息。在中国晚近历史的这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中，宋教仁式的实际操作是和章太炎式的仗义行侠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实际的，头脑的；一个轮子是浪漫的，内心的。内心的轮子经激情转换到头脑的轮子上，头脑的轮子再经由操作将历史的审美向度落实为历史的社会现实。两个轮子互为依存，一如人们用双脚行走一样，一前一后，交替行进。然而，宋教仁的遇难使革命顿时残缺，从而使革命一下子从内心头脑层面跌落到身体层面。因为内心的向度不经由头脑层面的操作，其生命的能量就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秩序和历史的结构。当时的章太炎于此自然不可能有全然的洞见和全知全能式的表达，但他有关三类首脑人物的论述却表明了对革命丧失了头脑而只好听凭首脑人物的品性主宰的结果的遗憾。章太炎的论述虽然很孩子气，但这个大孩子的直觉却是准确而有力的，因为章太炎直觉地感受到了革命从内心头脑层面向身体层面的滑落。基于这样的感受，章太炎转向了他的另一个直觉，即走“自治”和“联省自治”道路的主张。如果可以把章太炎的直觉看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这面镜子所照射出的一个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则不在于象征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的成立，而在于象征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由帝王或专制转向国会式民主的一个历史契机的失落的宋教仁遇难。

似乎可以把这个历史契机的失落看作是历史性的头脑的悬置和头脑的阙如。所谓头脑的悬置意指具有西方头脑文化意味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宋教仁遇难之后的长期搁浅，所谓头脑阙如则意指象宋教仁那样有头脑的领袖人物在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的长期空缺。对此，章太炎无疑痛心疾首。章太炎对宋教仁怀有深深的敬意，并一直称许宋教仁的为相才能。其实，中国晚近历史上并不缺少内心的浪漫，但鲜有冷静的头脑。当然，内心浪漫如章太炎者，又可谓绝无仅有。因此，正如我把章太炎称之为中国晚近历史上最可爱的人，我把宋教仁称之为中国晚近历史上最难得的人。一旦这个最难得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害，那么最可爱的人从此便失去了其革命在实际操作上的支撑点。由此，革命的内心轮子由于革命的头脑轮子的残缺逐渐停止转动。章太炎在宋教仁遇刺以后的革命活动已经丧失了现实性和操作性，而只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漫无边际的徜徉。

在宋教仁遇难以后，章太炎的革命失去了早先的历史活力。他协助孙中山从事的护法运动，不过是将在宋教仁未能如愿以偿的革命理想莫名其妙地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的盲目忙乎。他虽然不以孙中山为然，但他在当时还不知道孙中山乃是名付其实的孙大炮，有力，但空洞。孙中山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革命家，热情洋溢，志大才疏，说得周到，做得苍白，而且内心深处还有一统天下的情结。章太炎相助孙中山护法是真诚的，并且在云南唐继光处还那么讲求革命在外观上的美感；但一旦发现孙中山的大总统情结，章太炎便马上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打道回府。因为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称号使他想起了袁世凯，狂妄者一得势便成枭鸷。作为一个革命的大孩子，章太炎不能总是洞若观火，不能时时清醒，但他能保持始终如一的真诚，保持始终如一的不做违心事。基此，他把自已的革命活动始终限定在内心的自由向度上，一旦发现他所参与的革命具有身体叛乱的意味，他马上走开，并且毫无畏惧地大声斥责。事实上，章太炎并没有错看后来的孙中山。从非常大总统到扶助工农联俄联共，孙中山革命在大总统情结的左右下逐步从头脑层面滑向了身体层面。及至蒋介石登台，革命由暴力和军事独裁而彻底身体化。

章太炎虽然只凭童心而不以智慧感受孙中山的革命，但他的感受是准确的。因为这样的感受，章太炎在蒋介石独裁的时刻还对孙中山的堕落耿耿于怀，以致遭到了国民党人的通缉和恫吓。当那些革命的小瘪三可以肆无忌惮地威胁一个革命的老前辈时，孙中山革命的堕落和身体意味暴力意味专制意味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当年行刺陶成章的刺客，蒋介石受到孙中山的青睐以致最后接了孙中山的班，并非偶然。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乃是孙中山的大总统美梦的顺理成章的续篇。由此可见，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批评比他对袁世凯的责骂更具有历史价值，只是由于孙中山的后继者们对孙中山的一味美化，致使章太炎的声音被人们很不经意地疏忽了。

章太炎凭着意心的直觉，察觉出了孙中山革命后来的身体意味；同样凭着童心的直觉，章太炎洞见了专制独裁和大一统的血肉关系。为此，章太炎转向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的主张和努力。对章太炎的这一转变，人们总是纠缠于当时的各种具体成因和各种人际因素，而忽略了章太炎这一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意味。也许即便章太炎本人都没有深透地说清楚他致力于地方自治的意义所在，但人们心须看到的是，章太炎的这个主张和这种努力无意中把准了历史的脉搏。按照中国历史自先秦到秦始皇以来的大轮回，中国历史的走出帝制走出专制的步伐和中国社会走出大一统的步伐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帝制专制与大一统情同手足，民主政体与地方联邦互为依托。中央政府的民主体制必定以地方省市的联邦为前提，反之，社会要大一统，那么政治就只能是专制政体。不管地方自治和各省联邦采取军事割据形式，还是采取经济文化的相对独立形式，都将是对中央专制政体的挑战，对中央民主政体的呼唤。虽然无论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还是在历史文化层面上，章太炎对他热衷的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都没能阐述清楚，但他凭借直觉感受行事的种种努力，却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启迪。

纵观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他的每一步都是不加思索地跨出的，但他的每一步都奇妙地踩在历史的脉搏上。因为是基于童心，章太炎的革命奇妙地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因为是仗义行侠，章太炎的革命准确地表达了内心的渴望和历史的要求。如果说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构成了中国晚近历史的传奇，那么有关这个传奇的解读所解读出的正好是历史的本质形象。与此相应，解读章太炎有关历史论述的无心快语，则标出了历史的生命向度和生命本质的心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