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现代化之路: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

《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

董经胜/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7月

内容简介

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1964—1985年的军人政权占有重要地位，它创造出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在政治上以排斥性的、专制的威权主义为特征。本书主要从巴西各社会阶级、集团在现代化的模式和战略选择上的分歧与斗争入手，分析军人政权产生的根源、它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成败、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和后期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并对同一时期拉美国家盛行的军人政权和第三世界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做了有意义的探讨。

前言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第三次现代化的大浪潮，第三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齐头并进奔向现代化。但是，20世纪60、70年代时，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却普遍性地出现了反民主政治的浪潮。统计资料显示，在1962年，世界上有13个政府是由政变产生，到1975年，这一数目已达到38个；另外，在1958年的32个民主国家中，有三分之一到70年代中期时已变成为威权国家。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1977年注意到，军人政权是非西方政治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半以上的政治体制属于这一类型。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一股军人政变的潮流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它开始于1964年的巴西和玻利维亚，冲击了1966年的阿根廷、1968年的秘鲁、1972年的厄瓜多尔、1973年的智利和乌拉圭、1976年的阿根廷。除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60、70年代军人政权在整个中南美洲一统天下。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曾经预言，即使在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带来不可阻挡的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将难以控制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但是，以拉美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现实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挑战。对此，西方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社会经济变革，即使朝着积极的方向，也未必是社会稳定的因素，相反却能释放出相反的力量，使政治发展的进程发生逆转。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m）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60年代阿根廷和巴西军人接管政权的根源。他们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影响深远，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受到学术界的一些批评。

本书无意全面地探讨拉美的军人政权问题，更无力提出新的理论或分析范式，而仅仅试图通过典型的个案研究具体、深入地揭示和分析这一政治发展现实，通过历史事实来印证既有的理论和学术观点。之所以选取1964-1985年巴西的军人政权作为个案，主要是从以下因素考虑的：

第一，巴西是第三世界中有影响的大国，是第三世界中最早卷入全球化、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当前，巴西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巴西的现代化道路，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在巴西历史的所有转折关头和危机时期，都是由军人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出面收拾局面。”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缓慢起步。1889年，军人发动政变，帝国被推翻，巴西建立了共和国。1930年，军人再次政变，结束了第一共和国，将热图利奥•瓦加斯推上台。1930年的“革命”是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分水岭。此后，巴西进入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民众主义政治为特征的现代化时期。60年代初，在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的形势下，军人又一次发动政变，不仅推翻了文人政府，而且建立了长达21年的军政权。所以，巴西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研究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问题的十分典型的案例。

第三，1964-1985年的军人政权时期在整个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军人政权时期，巴西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在政治上以排斥性的、专制的威权主义为特征。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不同步发展向西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第四，巴西军人政权在同时期拉美国家的军人政权中具有相当大程度上的代表性：在60、70年代拉美国家军人夺权的浪潮中，巴西第一个建立军人政权，70、80年代拉美的民主化浪潮中，又是巴西第一个开启再民主化进程。同时期拉美国家中，巴西的军人政权统治的时间最长。

国际学术界对巴西军人与政治、尤其对1964-1985年军人政权从不同的角度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但至今兴趣未减，仍有新的论著不断问世。国内学术界也有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过探讨，但总体上说尚待进一步深入。

本书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把巴西的军人政权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主要从巴西各社会阶级、集团在现代化的模式和战略选择上的分歧与斗争入手，回答军人政权产生的根源、军人政权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军人政权如何向民主政治转变、军人政权的经济政策及其成败等一系列问题。因为正如卡多佐和法莱托所言，发展是“存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物质利益和价值的各社会集团和阶级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种思路出发，本书认为，60年代巴西之所以建立军人威权主义，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需要一个能够排除大众阶层参与的强政府来推行稳定政策；而在冷战和古巴革命的影响下，在60年代巴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军人出面，建立了以“安全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军人政权。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经济上的“奇迹”是军政权前期（1964-1973年）的最明显的特征，这是因为军政府采取了加强权力集中、抑制政治参与，注重积累、抑制分配的发展战略。前者主要表现为军队内部温和派的削弱和强硬派的增强，军人威权主义体制逐步形成和强化；后者则主要由具有发展趋向的技术专家来履行的。军人需要技术专家来保持经济的运转，技术专家需要军人的威权主义统治为其经济模式提供后盾，其结果是军人（特别是强硬派军人）与技术专家的联盟。1974-1985年是军人政权推行政治开放和民主化的时期，这表现为军人内部强硬派的削弱和温和派的再次上台、军政府实行的政治开放和1985年向文人政府的交权。由于巴西的军人政权保留了一定的民主机构和程序，也由于军政府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与阿根廷等国不同，巴西的民主化进程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缓慢的、渐进的特点，是一种政府和反对派之间“通过交易的转型”。但在政治开放和民主化的同时，巴西的经济却一步步地陷入了债务危机。21年的军人统治给巴西的现代化道路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如何在民主化巩固过程中建立民主的文武关系是后军政权时期巴西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书第一章从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背景出发，考察了巴西1964年政变和军人政权建立的根源。第二、三章考察了1964-1974年巴西军政权前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着重分析军人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以及该时期巴西经济摆脱衰退实现增长“奇迹”的原因。第四、五章着重研究1974-1985年巴西军政府从政治开放到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及其特征，以及巴西经济从“奇迹”走向债务危机的过程。第六章简单考察了21年的军人统治所遗留的历史遗产和巴西民主政府摆脱军人的政治影响、巩固民主制度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