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文革

撰稿 沈步摇

毛泽东的威望，从遵义会议之后便迅速及于全党。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数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样的检阅活动，在60年代中期以前，也不过一年两次。毛泽东也不曾想到，他居然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八次站到了城楼之上，接受人群潮水般的欢呼。

这一年是1966年。

天安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成为国徽之上的象征物，也变身为人民接触领袖的唯一场所。动辄百万人涌进天安门广场，奋力伸着手臂，似乎百米开外的城楼之上，慈祥而威严的领袖能够在蚁群般的人潮中，看见渺小的自己。似乎只要伸出手臂，大声呼喊，领袖的光辉就如同阳光般温暖了自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引发的红色狂飙。

在对《海瑞罢官》逐级批判之后，毛认为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非但没有贯彻自己的意图，反而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目。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严厉地说，解放之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

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5月16日，毛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撤销了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个史称“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掀起了史无前列的一场浩劫。故事虽然是从《海瑞罢官》而起，但毛泽东说过，“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时候，谁罢谁的官已经不重要了。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毛或许是想使其更加巩固，却不料想这次革命与他以往的革命经验全然相悖。

从进入北京城起，毛泽东就认定知识分子是这个新生国家里最难治理的人群。几乎每年一次的运动，也没让他对知识分子有哪怕一点点的放心。这在后来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运动，越是整知识分子，毛就越觉得知识分子对政权有怨气，就继续整，由此遂一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远超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认识。他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部队中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动了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整箱整箱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印刷厂的流水线上，被送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最白最薄的字典纸，最灿然发亮的封塑书皮，最快的运输速度，最令人温暖的精神食粮。阅读这些著作已经成为一种庄严的政治仪式。

毛在文革中被极大地神化，正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政治前提。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个学生在5月29日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初，北大附中，矿院附中、二十五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竞相仿效。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个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中南海的高大围墙里，注视着外面发生的一切，从人身安全上看，他们被中央警卫局保卫得水泄不通。这些红卫兵们所要保卫的，是毛主席和眼前这个红色政权。在毛主席看来，资产阶级的敌人无处不在——甚至那戒备森严的高大红墙里，也不例外。

这些中学生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极其简单，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却又暗合了其实质，他们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说在7月27日大字报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谁的反？当然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以及红卫兵，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政权已经旁落，认为资产阶级敌人其实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了中南海大院里——这个具有六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政治心脏。

人潮像洪水一样涌向北京，就向百川归海，波澜壮阔。8月14日，《人民日报》在平日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刊头位置，套红刊出了两条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头版套红大字标题刊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解放军报》的评论说，公报的每一个字，都是金子铸成的。

报纸上登着各地人民抢购毛主席语录的照片，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王府井书店门口，伸直了手臂，似乎要将高大的异域身躯，完全匍匐拜倒在那堆积如山的红色语录前。毛是世界人民的金太阳，他不仅照亮了中国，还照亮了其他四分之三的黑暗世界。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在一个月前，刚刚在武汉横渡长江。那个硕大的身躯在快艇上检阅水中人流的景象，让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信赖感和皈依感。

8月18日，清晨5时。第一缕晨曦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红墙上投射过来。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少见地穿上了绿色军装，帽徽领章闪耀着红色光芒，缓缓地从天安门城楼中间的门洞出来。领袖缓步走上了金水桥，他的对面，是一片炫目的红旗之海，百万之众的红卫兵，在这里汇聚成红色巨浪，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翻腾不止。

毛泽东跟前排的人群象征性的握手之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响起，震耳欲聋。毛泽东回到金水桥上，用帽子再次向他的人民挥手致意，随后进入门洞。金水桥上的毛，和他百万之众的红卫兵，一起开创了一个在他们看来亘古难有的伟大时代。当天七时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一起创造了四个伟大的词汇加诸于毛。“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成为日后人们称呼毛之前必须冠之的副词。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师大附属女中的一个学生把一个红卫兵臂章，颤颤巍巍地戴在了毛泽东的左臂之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女孩子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这位随即改名“宋要武”的红卫兵，其实早就见过毛泽东，她是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在毛泽东鼓励她“要武”之前，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子，在8月5日带头将北师大女中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

8月19日的《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与百万红卫兵在一起。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这天的报道中，排名第七。《人民日报》前后刊登了四十多幅活动的照片，排名二十四位的江青出现好几次，但却没有一张照片里有刘少奇的脸——这已经不重要了，自从8月5日那张大字报出现之后，这两个主席——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孰为轻重已经不言自明。

宋要武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告：“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此后，几乎全国人名中含“文”字的，都改为“武”字。连副校长惨死的中学也改名红色要武中学。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

文化大革命以这样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开始，他终结于1976年。那一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之后，在天安门的南端给他建造了纪念堂，遗体经过处理后，供后人凭吊。在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和文革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

毛泽东逝世两个月不到，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集团被粉碎。四人帮的被捕意味着文革十年内乱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