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明到清：地主们能收到的地租越来越少
总体上来讲，地租的实际收取比例，从明代往后，一直是在不断上升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的清代前期，约为七八成;
18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约为七八成;
19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9世纪末，降为五六成左右。
也就是说，从明到清，地主们所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是越来越少了。
清代粮食亩产和总产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全国土地基本上都获得了开发，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相继引入——正是在亩产与总产量全方位上升的背景下，才有了清代中叶的人口大爆炸。粮食亩产和总产量上升，地主们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率却在直线下降，这其中起作用的显然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社会因素。
——佃农杨白劳在与地主黄世仁的抗租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黄世仁最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杨白劳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但就明清两代史料而言，非但黄世仁般的压倒性胜利极少存在，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在“催租逼租”与“抗租欠租”这一绵延数百年的斗争中，反是佃农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明代到清代，地主们地租实际收取率的直线下降，正是佃农们“抗租欠租”活动取得胜利的结果。
譬如曾国藩当年就在给朝廷的《备陈民间疾苦疏》里面谈到他所管辖的江南几府，说（译文）：“每一亩田，产稻米自一石五六到二石左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最后业主所能收到的地租，怎么也超不过八斗”，可见佃户们的“抗租欠租”活动，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
不管有无能力履行租佃契约，佃农们履行契约按规定交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抗租欠租”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地主与佃农关系中的常态。譬如卫廷璞在乾隆十年曾对皇帝这样说（译文）：“如今人的性情骄恣，即便是丰收之年，也都还抗租不交。致使收不到租子的田主还要给朝廷纳粮，那些佃户们却坐享那无税之田。地主和佃农彼此冲突，轻则互殴伤人，重则酿成人命。臣在广东长大，从南方一路做官做到北方，所见所闻，全都一个样子。”
（明清时期的佃农杨白劳们如何近乎“完胜”地主黄世仁，限于篇幅，暂且留待下一期专题详细讲述。）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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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