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应该拥有很大权力，但更应受到监管”(图)

　　廉署前高级调查主任，现为香港执业大律师、林炳昌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兼高级合伙人。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廉署是一个没有个人利益的机关。腐败有两种，金钱腐败和权力腐败。廉署的腐败是权力腐败，一般难以发觉。

　　我不反对廉署，而是反对廉署中的一些违规行为，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些辜负了公众对它的信任，赋予它的权力。没有一个有效的独立的机关能够监督它，我反对这个。”

　　—林炳昌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卢雁 发自香港

　　实习生 马英之

　　今年2月底，和早报记者会面的时候，61岁的林炳昌声音略显沙哑，提起与廉政公署曾经缠讼6年多的经历，即使都过去了，林还是连连摇头，坦承“苦不堪言”。

　　出生于1952年的林炳昌目前的身份是香港执业大律师、林炳昌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兼高级合伙人。此外他还兼任多间香港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他更为知名的一个身份是有“廉署克星”之称的“天地人三魔”之一，其他两个人是前廉署执行处副处长徐家杰和新西兰籍大律师艾勤贤。

　　林曾和廉署有过一段蜜月期。林炳昌出身平民家庭，从小就读的是普通中学，不像其他大律师通常都是名校毕业，从小他就在放学之后去做小时工，贴补家用。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读的是社会工作。

　　1977年，廉署到大学招纳职员，林炳昌就加入了。林炳昌后来回忆说，“当时心想，终于加入了一个最可以伸张正义的地方，但入职之后没有多久就遇上特赦，一夜之间政府赦免了好多人，当时我有点失望，心想怎么会这样？发现自己的所谓理想落到现实层面，其实是另一种景象。”

　　林炳昌在廉署待了两年半，做到高级调查主任，参与了一些案件的调查，但对廉署行事方式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之后，他主动离开廉署，赴英国读法律。用他的话来说：“希望在法律中找到真正的公义。”

　　对于廉署行事方式的困惑，他经常举一个邮差收了10元钱的例子，这个例子让他很难受。一个邮差在香港岛的山顶高档住宅区派信，在圣诞节看到好多海外寄来的礼物，他心想自己收入微薄，根本无钱给孩子买礼物，就收了人家的10元钱茶钱，被判受贿入罪。

　　从英国回来做律师之后，起初林炳昌与廉署并无纠葛。据他自己说，直到他在1993年替被解职的徐家杰出头，与廉署的“梁子”才结下了。此后，他还代理了很多廉署查办的案件，在律师圈中渐渐有了专打廉署官司的声名。用徐家杰的话来说，他们三个人就成了廉署的“眼中钉”。

　　双方恩怨在2004年7月达到顶峰。当年7月，香港上市公司“先科国际”涉嫌做市案节外生枝，廉署指称有人涉嫌披露受保护证人身份，在搜集证据行动中，罕见地一日之内大举搜查7家报馆，并扣押林炳昌、艾勤贤两位律师，41小时后才获释放。2006年林炳昌被判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成立，2009年上诉庭驳回其上诉，并将刑期由4年加至6年。

　　该案缠讼6年后，在2010年6月落幕，香港终审法院5位法官一致推翻原判，裁定林上诉得直，宣告其无罪。

　　判决宣布后，时事评论员，也是《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作者何亮亮评价称，一个专门帮助被廉署查办的人辩护的律师很容易成为廉署的“眼中钉”，遭到其打压，这个律师会很惨。

　　“这一案件也凸显了谁来监督廉署的问题。廉署直属于行政长官，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行政长官并不怎么过问。”何亮亮说，“最终还是由终审法院—香港法治的最后一道屏障还了林炳昌一个清白。”

　　“法律赋予廉政公署很大的权力是应该的，没有权力就无法执法，就没有办法惩治贪腐。”林炳昌说，“但是有权力不意味着就可以任意使用，关键还是一个监管制度。有‘核武器’，更需要有一个使用‘核武器’的条例。”

　　不过，林炳昌说，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管是外部监管的制度，还是内部监管制度都没有改变，没有增，也没有减。

　　“苹果”变坏了

　　东方早报：你在廉政公署工作时期的办案手法，与现在的办案手法，有差异吗？

　　林炳昌：我们以前的行事标准是调查案件。我们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去“制造”一个案件出来。你的结论应该是根据投诉人所说的情况去调查而得出的，从而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后来廉政公署发生了变化，“苹果”变坏了。每个机构都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花多少钱，招多少人，都需要向社会交代。廉政公署是一个执法的机关，不同于其他交通、水利等机关，需要成功率很高，不断打击贪污，范围不断扩大，才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如果找不到理由，没有人贪污的话，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它会不断地提出很多的案件，这样就形成一个局面，不是调查一个案件，而是“制造”一个个案件出来。

　　东方早报：你这样的判断有事实依据么？

　　林炳昌：在我经手的一些廉署案件中，他们的调查手法以及调查中对一些证据的解释，都偏离一般正常的调查理论。调查人员去找一个证人，调查案件，立场应该是中立的，问证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直接给证人一个故事让他同意，告诉证人，这就是发生的情况。如果对方否认，就说，不，就是这样的。证人要按照廉署的想法来说，这样才有机会继续去调查下去。

　　作为执法机构，应该不偏不倚。有人来举报一个案件，应该单纯地听你说明情况，有什么不明白的再去调查。而他们有时是直接给证人一个故事，如果证人同意的话，写下口供，这就是很重的指控了。

　　很多法院的判决都不愿意去批评廉署的办案手法。从大局上来看，廉署的存在是有利于公众利益的，而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有冲突的情况下，公众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要求法官在每个案件中，如果发现了廉署的违规行为，就公正地做出判决。法官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愿意得罪廉署。

　　东方早报：去年5月份，3名廉署调查人员因为唆使证人做假证，被香港法院判为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判处入狱18到30个月。这种情况多么？

　　林炳昌：这只是冰山一角。调查人员告诉证人，让证人根据他们所说的去诱导对方，把对方引进陷阱。正直的调查不会这样做。

　　内部过分竞争

　　东方早报：廉政公署成立39年来，肃贪成就有目共睹，那么它目前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林炳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的竞争文化。如果整个机构去和其他机构竞争，会越竞争越进步，但廉署内部每个小组之间相互竞争，内部人员之间竞争，不会达成进步的效果，只会让他们用诬告的手法去做案子。竞争是好的，但内部竞争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希望做出成绩的人可能会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

　　在这个文化下，每个月完成多少案件成为目标。作为一个调查员，你要随波逐流吗？有的人很抗拒，就离职了，在一段时期有一两百人相继离开。

　　东方早报：虽然包括你在内的不少人都在批评廉署，但历年的民调还是显示，香港民众绝大多数非常信任廉署，也肯定廉署的肃贪成就。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认识差异呢？

　　林炳昌：这是因为，廉署是一个没有个人利益的机关。腐败有两种，金钱腐败和权力腐败。廉署的腐败是权力腐败，一般难以发觉。

　　对老百姓来说，有一个机关像包青天一样去帮你申诉，还不需要给它钱。至于廉署的做法是屈打成招还是做假证，对老百姓来说是无所谓的。

　　我出狱后，很多人都认得我了。坐计程车，司机不收钱，去餐厅吃饭，也不收我钱。他们说，“我支持你，反对廉署对你的压迫。”我们没有一个制度去测量公众对廉署的欢迎程度，用官方的方法判断大家对廉署的反应，分数当然会很高。

　　我不反对廉署，而是反对廉署中的一些违规、滥用权力的行为。这辜负了公众对它的信任、赋予它的权力。没有一个有效的独立的机关能够监督它，我反对这个。

　　“要有独立机构监督廉署”

　　东方早报：廉署成立至今，39年来，它的权限、查案范围都在不断扩大，政府部门、公立机构和私营机构的所有贪污行为都在查处范围内，而且它还拥有广泛的执法权力，甚至私营机构的贪污案件占到了六成以上。你怎么评价这一点？

　　林炳昌：所有的官僚系统，都有自我膨胀的趋势，不管刚开始是小还是大，这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廉署当初成立的任务是打击贪贿，但是后来的廉署办理的案件扩大了，经手的很多案件都无关贪腐，而是上市公司欺骗小股东之类的。民众和政府给它的权力是用来打击贪污的。如果它集中于这一领域的案件，可能会更有效，更符合它的使命和任务。

　　东方早报：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廉署在改革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林炳昌：廉署的改革是内部问题。它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制度来监督它，能够真正做到监控的作用。还要选对人，不能全是只会说“同意”的人。

　　我认为，整体来看，廉政公署拥有很大的权力是应该的，因为没权力就无法执法。但是在权力的运用过程中都是人为的，这需要监管。廉署有规定，如果要运用权力，需要去法院得到法官的批准，而从1977年进廉署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法官真真正正去审核，一般是问几句就批准了，问题在于执行制度的人。

　　我一直都肯定廉署的作用，肯定它存在的价值。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的案件反映了廉署反腐的决心：我不怕你的地位有多高，我不怕你背后有什么影响力，我都要执法。从它的成立到现在，反腐的决心一直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我批评的是它滥用权力，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去监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