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从“初入版图”到“弃置珠崖”

　　海南建置变迁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元年。这一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47岁，在位却已30年，“元封”是他的第六个年号，这也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有诏书的年号。

　　元封元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桑弘羊就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令，掌盐铁，主均输与平准等改革，独掌西汉财权二十三年；天文学家落下闳始创浑天之法，在中国引发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关于宇宙结构的“浑盖之争”；司马迁则从父亲司马谈手中接过撰写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重任。

　　这一年，无论是大汉帝国的国运还是汉武帝本人的声望，都达到了其历史巅峰。

　　也是在这一年，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政治版图，设立郡县，进入历史视野。

　　这一年，“海南”之名首见典籍。

　　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及夏商周各朝，其统治区域有限，主要在黄河流域，与海南发生政治联系的可能性不大。春秋战国时本岛或为百越地，在本岛西部有部落组织“儋耳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始征南越，在岭南地区开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或属象郡地，但由于遭遇南越的顽强抵抗，在这片新占领区域，秦王朝并没有取得完全控制，而只是名义上的“遥领”。

　　《禹贡》不入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海南岛的人类社会历史肇始于一万年前的“三亚人”，但由于岛上先民没有文字记录流传，本岛又远离中原核心统治区，故先秦以前海南岛的归属与建置情况，正史典籍均无明确记载，所谓“《禹贡》不入，《职方》不书”。惟有明清两代海南的地方志和地理总志有各种说法，也多为数千年后的揣测之词，莫衷一是。

　　大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混乱的战国，也终结了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高度集权。

　　但由于秦推行暴政，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秦朝二世而亡。当时在岭南担任秦朝龙川县令的中原人赵佗代理南海郡的尉（军事长官），遂起兵并吞了岭南三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王，海南在秦末汉初时成为南越国的属地应无悬念。

　　汉兴之后，赵佗虽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去帝号，但仍保持独立地位。而汉承秦弊，百废待兴，特别是面临北部匈奴的威胁，也无暇顾及南越。

　　直到汉武帝时期，历经7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已有很大增强，恢复秦朝疆域向外开拓的时机已成熟，特别是武帝在位前30年对匈奴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对包括海南在内岭南地区的统一自然是大势所趋。

　　初入版图

　　恰逢此时，南越国内发生叛乱，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亲汉派的国王赵兴、王太后及汉使者，拥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人，分五路进攻南越。次年，未等其他三路会师，伏波、楼船二将已先行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俘获吕嘉及赵建德，南越遂平。

　　包括海南在内的南越地区的平定，让汉武帝心花怒放。公元前110年10月，汉武帝下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于是“以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为由，亲率18万铁骑北狩，并派人捎话给老对手匈奴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今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简单说就四个字“不服来战”。

　　平定南越后，汉武帝将南越国辖境内分置九郡，其中南海、合浦两郡郡治在今广东境内，苍梧、郁林两郡郡治在今广西境内，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郡治在今越南境内，儋耳郡和珠崖郡都在海南岛上，其中儋耳郡在岛西部，领五县，珠崖郡在岛北部，领十一县；因年代久远，个别县名已不可考证。

　　汉朝实行郡县制，郡为最高级的地方行政建置，汉武帝初定海南，就在本岛设立了两个最高级别的郡和十六属县的建置体系，这一方面说明海南在当时已有一定的人口基础，并有基本的行政框架，否则很难凭空建立如此大规模的建置；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未尝不想把海南作为一片独立的区域进行开发治理。

　　就在海南设郡县的同一年，汉太史令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未能亲身见证泰山封禅大典，急火攻心，含恨而亡，临终嘱其子司马迁继承父志。日后司马迁在他那部旷世巨著《史记》中，专列《封禅书》一章，其中有“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一句。

　　据考证，这是我国现存典籍中首次出现“海南”一词，尽管其原意指“船沿着渤海向南航行”，都不算是个名词，但连太史公也想不到的是，“海南”这个词千余年后会成为在他父亲去世那年才进入中国政治版图海岛的专有名词。

　　废弃珠崖

　　公元前46年，汉元帝即位第三年，在西汉都城长安，朝臣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议论的结果将关乎千里之外珠崖郡的存废。

　　汉朝在海南设郡置县后，矛盾也随之而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上均有汉朝驻岛官吏残虐当地黎族先民的记载，如“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

　　这种剥削压迫必然激起岛内居民强烈的反抗，《汉书》载“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汉昭帝不得不于公元前82年罢废儋耳郡，将其辖区并属珠崖郡，然而于事无补，又过了几年，珠崖三个县造反；几年后，九个县造反；每次汉朝都发兵去平叛，但平定不久，又反，“诸县更叛，连年不定。”

　　海南岛叛乱频仍，汉朝核心统治区关东也出了问题，珠崖废弃是在初元三年春，就在前一年的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再前一年的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同年的四月，“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

　　在这种背景下，海南又反，还要不要再派兵平乱，初即位的汉元帝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廷议。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的曾孙、时任金马门待诏的贾捐之力主废弃珠崖，罗列了八项理由，认为“珠崖不足贪，弃之不足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弃珠崖议》。

　　平心而论，贾捐之的部分理由似是而非，甚至荒唐可笑，如他认为珠崖“其民犹鱼鳖”就近乎侮辱，但其中几条却击中问题要害。如他认为关东“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劳师远征，耗费巨大，不如“专用恤关东为忧”。

　　丞相于定国也赞同贾捐之，认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费用三万万余，尚不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一面是可能动摇汉朝统治基础的关东饥荒，另一面是舍弃了也不过少些土特产的海南岛，而且这些贡品从其他地方也可搜刮得到，弃置珠崖对汉元帝来说顶多也就是面子问题。

　　于是在公元前46年春，汉元帝下诏称：“珠崖虏杀吏民，背叛为逆”、“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正式废弃珠崖郡，在汉朝最鼎盛时被纳入版图，到汉朝开始衰落的元帝朝北弃置，整整64年。

　　弃郡余波

　　汉弃珠崖在海南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影响深远，对此的褒贬也是众说纷纭。对海南来说，罢郡虽避免了汉王朝与当地黎族先民的冲突，但却影响了海南长期的开发和历史进程。同时，汉弃珠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主动放弃领地统治权的先例，此后历代王朝面临类似困境时，弃珠崖之事都会被一再提及。直到近现代，孙中山还把《弃珠崖议》列为我国历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最著名的文字。

　　汉元帝罢珠崖郡后海南岛的建置归属问题，由于此后数百年间正史鲜有涉及，也成了一大悬案。如有学者就认为，此后海南岛的行政长期处于真空状态，未设行政机构；海南师范大学李勃教授则认为，珠崖郡被撤销之后，在西汉时期归合浦郡管辖，岛上设“朱卢县”，“朱卢执圭”银印在海南乐东被发现可为例证；而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曾到海南岛重建地方政权，建武十九年（43年），“朱卢县”被改称“朱崖县”。

　　关于马援平定交趾过程中是否到过海南，由于《后汉书》等正史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引发后世学者争论不休。早在宋代，贬谪海南的苏东坡在其《伏波庙记》里就说：“非新息（马援曾封新息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肯定马援到过海南；而稍后于他的宋代大儒朱熹则对此观点嗤之以鼻，“东坡晚年文虽雄健不衰，然亦疏鲁问——伏波当时踪迹在广西，不在彼记中”。

　　除去政治因素，从经济上考虑，西汉在海南尝试建立郡县制失败也与当时本岛较为落后的生产力不无关系。汉朝海南建置高开低走，从两郡十六县的规模缩减为一郡，再到一县，其实际掌控力大大减弱是不争的事实。但岛上与大陆民间的往来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在不断迁往岛上，人口逐渐增加，耕地逐渐扩大，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也日益加深，这都为日后海南重开郡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公式

　　本文写作参考李勃先生《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符和积先生《西汉海南岛建置区划探究》、谭其骧先生《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