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天婵，历史研习社成员，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那时候，身体已经抖得很厉害了。当然，感冒的时候因为凉气也会打颤，但是这比那个要严重得多。不冷，可身体却抖得没法停下来。往小肚子使劲也不管用。接下来，我走到物品保管箱，拿出毛巾擦脸。边走边擦，半路上就觉得怎么都站不住了，结果就那样摇摇晃晃倒了下来。
——丰田利明，沙林毒气案幸存者
1995年3月20日清晨高峰期，五名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男子登上了东京地铁的日比谷、丸之内和千代田三条线路。接着，在拥挤的地铁上，他们从包里拿出了用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地上，用尖利的雨伞尖捅破后便下了车。没人想到报纸包里是致命的神经性毒气沙林。
沙林是一种毒性极高的神经毒气，它无色无味（幸运的是，他们释放的沙林不够纯，因此有一股臭味，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和介入），极低的剂量即可致命，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一。即使没有吸入致命剂量，如果不马上接受治疗，受害者也有可能会落下终身的神经损伤。
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
这次东京地铁沙林袭击由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策划，释放毒气的五名罪犯都是教会成员。邪教领袖麻原彰晃自称是神的化身，大力宣扬世界末日已经逼近，忽悠信徒出家时要把私人财产如数上交才能实现最终解脱。教团的活动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致力于开发超能力，形成了结合密教、瑜伽、咒术、幻觉等手段的“修炼”方法。
麻原并不满足于敛财和统治一小批人，他想统治全世界。他将建立政治、神权一体化的奥姆帝国视为最高目标，先在日本建立政权，再输出到全世界。为了实现理想，也为了方便控制教徒，教会内部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格的等级职称，制度设计颇类似于国家政权。麻原彰晃是“神圣法皇”，下辖21个省厅机构，包括法皇官房、东、西信徒厅、谍报省、自治省、科学技术省、商务省、外务省、邮政省等等。教团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有专门部门分别负责警备、警方、备战、细菌研究，还有专门研究、生产毒气的科研班子。在毒气案后，警方把奥姆教的老巢搜了个底朝天，发现了可以杀死420万人的剧毒物质和苏制武装直升机，其政治野心可见一斑。
恐怖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丰田利明的两名同事不幸在死去的12人中，而有更多人苦于心理、生理上的后遗症，有的人甚至终身残疾。日本作为“安全国家”的神话就此终结，而且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大规模生化恐怖袭击的国家。这不只使日本人大受震动，国际社会也为之震惊。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沙林也不是一晚上就能做出来的。一个邪教组织能够发展到如此庞大、嚣张的地步，有着政府和社会的双重原因。
一、日本的宗教宽容政策
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在奥姆真理教因为毒气案被清洗之前它是合法组织。1984年，邪教由麻原彰晃等成立“奥姆株式会社”，开始宣传他的思想，并在科学杂志和超自然的神秘杂志亮相。1987年，麻原彰晃将其正式改名为奥姆真理教；1989年8月，东京都政府批准奥姆真理教注册登记为宗教法人团体，并豁免纳税。从此，麻原成为奥姆真理教的合法教主，得以利用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法人身份到处招摇撞骗、榨取钱财和招纳信徒。
奥姆教在街头宣传，招新的教徒
麻原彰晃和他的同伙之所以得以披上法律的外衣，是因为日本的自由宗教政策。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于1946年颁布“宗教法人令”。之后虽然进行了十余次修订，但其一贯的原则都是宗教自由、政教分离，政府要对宗教法人的自治权和自律权给予充分的尊重，政府监督的权限几乎全部被取消。在宗教界内部也实行以民主和平等为原则的管理制度。其在消除二战前宗教政策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很明显有积极意义，也确实为日本宗教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但这种宗教宽容的环境同时也非常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也会对国家机关对宗教组织的执法造成掣肘。
二、顾虑重重的警察机关
奥姆真理教于1989年11月杀害坂本律师全家，这时开始已经有警察盯上了奥姆教，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并不能对它怎么样。不过警察并非毫无措施，之后的几年中，警察一直在监视着奥姆教，并掌握了指向奥姆教毒气研究的线索，成功地将包围圈渐渐缩小。不幸的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警方没有想到，麻原从一开始就先他们一步。
奥姆教的情报工作不得不说做的很出色。1990年，奥姆教已经开始研发军事武器，也是在这一年，熊本县警察由于奥姆教涉嫌违法土地法决定对其进行强制搜查。但是很多警察对搜查宗教团体有顾忌，所以搜查被延期一周。而这时奥姆教早已成功地渗透了警察队伍，得到了警察将要来搜查的情报，于是紧急转移武器研发的证据。结果是有6名干部因为违反土地法被逮捕，但是当局却没能发现奥姆教真正想隐藏的东西。原熊本县警察桑园政行对此说：“情报在搜查前被泄露是最大的遗憾呐，现在想想如果没有走漏风声说不定能发现武器呢。”
1993年奥姆教开始试造自动手枪，同年开始研发毒气。1994年1月成功制造沙林20克，1994年6月在松本市制造沙林毒气事件，死亡7人，200余人中毒。
1994年11月山梨县，由于附近居民抱怨奥姆教的房产里老是散发出一股恶臭，警察秘密地提取了房屋周围的泥土进行化验，结果显示含有少量沙林分解的化学残留物。这是决定性的证据，再加上之前的种种指向奥姆教的线索，却没能使警察快速做出有效反应。泥土被取样的几个星期后，麻原就知道警察得到了证据。面对危机，他开展了一系列公关活动，将制造厂里的物证先行转移，然后邀请了媒体到奥姆教的场所参观，并于1995年1月4日召开记者发布会，宣称这里只是用来冥想和储存财物的。
但是这个时候不管是警察还是国民都暂且没有继续调查奥姆教企图的心思了，因为在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了，成为了整个国家绝对的焦点。鉴于警方没有对奥姆教提出任何指控，当局便没有做任何宣传以提高公众对奥姆真理教的警惕，或是提醒人们关于化学武器袭击的可能性和危险。
一段日子后，警察部门终于敲定了姗姗来迟的突击。很快，警察队伍中的奥姆教成员便在1995年3月18日给麻原通风报信，告知其警察打算在几天后对奥姆教进行突袭，这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麻原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在20号发动恐怖袭击。
毒气案现场
出于对二战后日本的一贯信条的顾虑，即宗教团体必须要特殊、小心地对待以保证它们的自由，警察在这场拉锯战中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另外日本当时没有管理沙林的法律，很多人怕惹上麻烦，犹豫而迟钝，缺少必要的作为。再加上麻原对其行动的了如指掌，所谓的“秘密行动”在奥姆教那边根本不是秘密，国家机关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在灾难发生前干掉奥姆教的机会。
除了法律和政治的因素，社会观念也在警察对奥姆真理教的态度中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人们对恐怖袭击的概念几乎为零。从战后直到毒气事件之前，日本没有任何本土恐怖袭击的经验，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本警方在危险面前的反应迟缓，在松本市的沙林毒气袭击中，抓错了人不说，光是确定凶器是沙林就花了七天时间。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恐怖袭击更是只会发生在国外的事，譬如中东或者一些欧洲国家，跟日本没有关系。
另外，将生化恐怖袭击和宗教，尤其是佛教（奥姆的教义自称以佛教为背景）联系起来对于很多日本人实在是难以想象。宗教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是人畜无害、教人向善的，不可能做这种事。
医疗工作者救助毒气案受害者
三、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困境
奥姆真理教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其信徒的年轻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根据奥姆真理教1994年6月制成的名册，在奥姆真理教山梨县总部所在地的信徒有1114人，平均年龄为27.6岁。奥姆教中很多毕业于名校的理工科人才都成为了邪教制造各种类型的武器的中坚力量。
这些人本年纪轻轻，有着聪明的头脑、远大的未来，似乎是最不该为邪教组织干活的人不是么？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们的作为，或者说是奥姆教这个极端组织，都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是日本社会的暗处的折射。
虽然经过战后几十年经济的迅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登上了经济世界第二的宝座，但日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制度、价值观念却并没有伴随经济发展而作出相应的改变。日本是一个枪打出头鸟的社会，不喜欢——从某种程度上也不允许张扬个性、不走寻常路、致力创新之类的品质。人们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国家、企业和家庭的利益，这是日本不可动摇的天大的规矩。但是追求新目标、做出冒险与尝试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可日本社会偏偏不接受这一点，这使得很多有经济、政治野心的人无处施展拳脚，深感压抑，根本实现不了自己的诉求。
上面提到，奥姆教虽然打着宗教的旗号，但是最终理想是破坏现有社会秩序，夺得全世界的政治统治，志向不可谓不“高远”。除了理想，奥姆教还有钱和工作岗位。麻原为了招揽理工类人才，以日本理工大学为中心频繁举办演讲，说该教是进行自由科研的最理想的场所，他可以向每个研究人员每年提供研究经费数亿日元。这一切对很多郁郁不得志的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奥姆教牢牢抓住了这一点，给了这些精英人士社会没能给他们的东西。邪教的化学专家土谷正实毕业于筑波大学，但感到在学问和事业上没有出路，便加入了奥姆真理教。
土谷正实，被判死刑
那时日本社会已发展得运作良好，很多普通百姓不需要理想和抱负。他们没有饱暖之虞，代价是每天必须像机器一样地工作和社交。他们生活舒适却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可能，似乎他们的历史已经提前终结了一样，一眼就望到头。这些人常常感到挫折、孤独、苦闷、找不到出路，丧失现实感。他们也许有着良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心灵世界一贫如洗。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加入奥姆教的动机多为改变现状，寻找精神寄托。
日本的泡沫经济堆砌出的繁荣大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轰然倒塌，也是奥姆教的神助攻。经济的停滞给很多人的精神绝望火上浇油，萌发出利用自然力量摆脱个人和国家困境的心态，给邪教创造了很大的市场，仅1991年就有7000名新信徒加入。
高桥静香，沙林毒气案遇难者遗孀，在纪念日于地铁站哀悼丈夫
参考文献：
许利平主编：《亚洲极端势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王新生：《奥姆真理教与日本社会》，《世界知识》，1995年第11期。
马玉安：《奥姆真理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影响》，《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张文良：《日本的宗教法与宗教管理》，《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
Ben Shappard: The Psychology of Strategic Terrorism: Public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to attack, Routledge, 2009.
村上春树：《地下》，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NHK纪录片：《未解决事件系列-东京地铁事件》，道兰MT字幕队译，2012年。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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