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放言惊世法兰西》，作者：郭华榕，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情感冒险”与生活困顿
法国近代历史的特征之一在于极端思想的活跃。相对而言，右派的极端思想处于弱势，其中维护封建主义的右翼极端思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它们和封建制度的一切，逐渐退下政治舞台。维护资本主义的右翼极端思想，不时有所表现。与此同时，左翼极端思想放肆地活动于法兰西，尤其在那革命、起义、议会争斗的紧要关头，它们积极进行活动，明显触及社会的重大问题。无疑，最为甚者，出现在大革命时期，埃贝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雅克·埃贝尔（Jacques Hébert）的要害在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缺乏科学的认识，只是对于封建专制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压迫、对于大革命开始以来所产生的若干社会困难，做出直接的反应，多属简单的条件反射，并且带着罕见的情绪。他不曾真正了解当时法国社会处于什么进化程度，在那时的具体条件下能够达到何种水平。埃贝尔的政治思想已经趋于情感化、情绪化，他不曾明白战略与策略的辩证关系、社会矛盾的性质、政治阵营内部不同意见的自然存在等，只是实用地应对。他认定凡是与己不同者就是敌人，就应立即予以消灭，这样才能赢得胜利。埃贝尔断头之时，已经37岁，但是始终好像维持着刚刚投身政治时的思考状况！他有自己的超级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又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显然，他对此无能为力。让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他的平生，从而有利于比较清楚地了解他的言行。
埃贝尔的父亲在阿朗松颇有名气，经营金银器生意，担任当地商业法庭的庭长，他于埃贝尔9岁时去世。小埃贝尔的教父是国王的顾问，包税局的书记官。父亲死后，全家人陷入困境，母亲哺养着五个孩子，雅克从小心灵烙上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年幼时，埃贝尔已显示出懒惰、调皮，但头脑灵活，想象丰富，生活方式奇特。他在阿朗松上中学，后来由于“情感方面的冒险”，遭到追究——“拘提”（la prise de corps）。他逃离家乡，从1780年起，在巴黎居住，艰难地维持生活，当仆人，与工人和作家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1786—1788年，他在剧院当小职员。大革命爆发时，他表现如何？学界说法含糊，未见可靠记载，无论正反面，32岁的埃贝尔皆无突出的表现。他迟缓地介入政治，不能将他说成革命之前已是反封建的斗士，同时存在一种说法：“他曾有‘温和的君主主义情感’。”革命之时，他由于家庭状况、个人出身、谋职艰难、生活拮据等，心中抑郁不平，然而对于社会大变革缺乏认识，只能以个人的爱憎去简单衡量眼前的事物。
《杜申老爹报》：“头颅落入框里”
1790年，埃贝尔出现于政治角斗场，发表了《魔幻之灯》等3篇檄文。9月，他出版《杜申老爹报》（Père Duchesne）。1791年，该报开始抨击路易十六，3月，他加入科德利叶俱乐部。他撰写文章大力宣传与呼吁劳动权、生存权、人民主权，给读者留下熟悉社会问题并且观点非常激进的印象。1792年6月，他当选为科德利叶俱乐部的主席，但不是它的真正领导人。
8月10日后，他成为“巴黎公社”（市府）的代表。同年，他和一位女子雅克丽娜结婚。1792年到1793年之际，他是“无套裤汉的浮夸应声虫”。《杜申老爹报》有利于埃贝尔的影响不断增加。
1792年8月，他被任命为巴黎公社的副检察长之一。1793年1月，他加入雅各宾俱乐部。此时，他发挥着较大的政治宣传作用，当时陆军部将《杜申老爹报》免费发给各军事单位。他主要参加巴黎一些区的“监督委员会”的多种事务。1793年5月中，山岳派和巴黎公社加强了反对吉伦特派的活动，其实力在于依靠国民卫队。市长帕什带头向国民公会控告布瓦叶—丰弗雷德等22名议名为叛逆，要求开除他们，甚至有人主张杀死他们，但是帕什反对。5月18日，国民公会成立“12人委员会”，目的在于追究巴黎公社已有的阴谋。委员会随即发现一个新阴谋即将于22日开始暴动。“12人委员会”成员全属吉伦特派，上述22人也为该派人士。显然。巴黎公社的矛头指向掌握政府权力的吉伦特派。“12人委员会”促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加强对于国民卫队的控制与增加议会的守卫力量。如此紧急关头，埃贝尔在《杜申老爹报》发表专门文章，控告“国务活动家们”曾组织对于小商贩的抢劫，以便破坏秩序与污蔑巴黎民众。“吉伦特派以及卡贝（国王）等的同党们策划了种种阴谋……妄图狙杀英勇的山岳派与巴黎公社……以期消灭自由并重建王权。”5月24日，“12人委员会”下令逮捕埃贝尔等阴谋分子。事后，巴黎公社与若干区、雅各宾俱乐部等表示反对，平原派附和山岳派。27日，国民公会决定：取消“12人委员会”，埃贝尔被释放。28日，国民公会又恢复该委员会。31日，巴黎暴动开始，6月2日吉伦特派垮台。
1973年夏天，埃贝尔的影响达到高峰，同时科德利叶俱乐部已有巨大影响。埃贝尔被如此声势冲昏了头脑，渴望担任内政部长。他的政治企图引起山岳派掌权者的警惕，从此矛盾激化。
10月，巴黎省查封《杜申老爹报》。1794年3月14日，埃贝尔及其同伴们被捕，罪名为“企图动摇共和政府的体制”与“外国的代理人”。24日，埃贝尔表现懦弱，无奈与呜咽，他的“头颅落入了筐里”。一同上断头台的还有莫莫罗、隆桑、克洛茨等。这些人受刑时，“观众很多，人们对这些失败者颇示凌辱”。4月13日，他的妻子也被处死。
“见鬼！商人根本无祖国！”
如果与其他大多数活动家相比，埃贝尔对于大革命的认识为时甚迟，但是他反对封建专制。1791年，按照当时实行的宪法，路易十六还是“法兰西王国全部行政权力的最高首脑”。埃贝尔用自己的文章直接攻击国王。1793年10月15日审判王后时，他出庭证明她的罪行，随后法庭将她判处死刑。
埃贝尔水平有限，基本上缺少对于社会的宽阔视野，不能做总体的思考，而主要关心商业，诸如粮食这一类具体难题。1793年9月初，他公开宣称：“祖国？见鬼！商人根本无祖国！”“他们要推翻共和国。”1794年2月，他写道：“既不能宽容最大的批发商，也不能宽容卖胡萝卜的小商人。”“能看见那些出售物品的人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所有购买者。我发现，小商店与大商店同样坏。”为何如此？“人肉的吞食者将他们的奴仆与商店的小伙计们武装起来，反对无套裤汉。”这些都是囤积居奇者们所制造的！埃贝尔批评外省的状况时指出：“法官喜欢金钱与美女。”“革命改变了许多事情，但人还是人。不幸，法官们仅仅是人。”如何走出此种困境？唯一办法就是用断头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砍杀活人的时候！”“对于失败的派别，不再有宽恕。”他在《杜申老爹报》上发表文章，经常骂骂咧咧，“见鬼”“该死”以及淫秽词句不难读到。埃贝尔在“玩弄十分普遍的表述，即如同在集市上炫耀的流氓式的与放纵的习俗”。当时，救国委员会与治安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派别，使人腐化，制造混乱，从而帮助外敌”。埃贝尔知道反对封建专制，却全然不明白这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大变革。
埃贝尔反对各种派别与人士。他抨击罗伯斯比尔，称之为“新的催眠派”。他谴责实行恐怖的阿玛尔，批评对恐怖不满的卡尔诺。他自鸣得意地独步政坛，实际形单影只地在散发着极左的威胁的言辞。
1794年3月2—4日，科德利叶俱乐部开会，隆桑指出应该发动起义，卡里耶说：“暴动，一次神圣的暴动。”埃贝尔意见相同：“是的，必须暴动！”埃贝尔及其同伙们打算进攻救国委员会，焚烧两委员会，攻打监狱，夺取军械库。杀死贵族，而后选举帕什为“大审判官”或独裁者。由此人主持镇压工作，并将金钱分发给民众。他们已开始秘密召集“革命军”（用来对付国内政敌）前来巴黎……“科德利叶集团”在“不停地号召起义”。
恐怖宣传与惩罚意志
埃贝尔鼓吹对住宅进行搜查，该派主张实行极端恐怖。索布尔教授指出：“埃贝尔整个（1793年）秋天都在搞恐怖主义宣传，有力地激发了无套裤汉的惩罚意志。”极左的言行使得埃贝尔对于当时恐怖政治的泛滥、杀害无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还应看到，极端言行也殃及自身，他和他的妻子先后被杀害了。
埃贝尔对于宗教事务坚持己见，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反对革命的。他竭力促进“非基督教化”。当时，巴黎圣母院被改称作“理性庙”，埃贝尔宣布崇拜理性。
埃贝尔至少有两个问题：鼓吹与推行极端的恐怖政治；制造阴谋企图打倒国民公会及两个委员会，夺取政权。此人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表现出政治人物的诡谲性。他抓住某些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同情民众的合理要求，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利用偏爱极端的社会潮流。他肆无忌惮地发挥政治影响，以求达到为自己获取权力的目的。法国近代，此类人物不止他一个。通常，他们以个人的有意识行为，去利用群体的无意识行为。
埃贝尔被捕后，于3月22日从狱中致函革命法庭的公诉人富基耶—坦维尔，其中写道：“自己的行为无任何可疑之处。”关于他借《杜申老爹报》腐蚀公众舆论问题，他说，“民众团体与议员们都颂扬该报干得不错”，“我不应因自己经受的迫害而感到突然。真正的爱国者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充分相信法庭，等待它的决定……”埃贝尔对于自己的极端激进的言行至死未有认真反思，而是自视一贯正确，并且宣称到处获得佳评。须知，在他受到断头处理之时，可能已有四个月后的热月政变思想的萌生，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埃贝尔的极端主义、恐怖专制的一种广泛的反抗。
据说，热月政变时，胜利者们处死罗伯斯比尔后在他的坟头上写下了如此文字：“过路的人们，不论你是何人，不必为我的命运悲伤。如果我还活着，你就应该死亡！”无疑，这些评语给予埃贝尔较为合适，实际上他仅仅知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独断专行。埃贝尔突出地发挥了法兰西独立性的负面作用。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