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从西到东的环球世界考察

我在曾于本刊上发表一篇“应景”文章《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长篇则放在网上杂志《世纪中国》。当时受时限拘束，只能说个粗枝大叶，细节有待落实，如今以公元1000年作起步点。纵使开了个头，千年史计划过于庞大，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完成？有鉴于网上长篇已在国内引起读者响应，因此把“公元一千年”的提纲先行发表，希望能再起抛砖引玉之效。

2001年之文也没把方法学交待清楚。当时采取多元的解释结构，其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一条主线。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决定论已经式微，甚至整个“宏大叙事”的学统都受到诟病。千年史计划有从方法学上加以整顿的必要。

从事“大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中国儒家的史观从历史中汲取道德教训，零碎的史实因能“资治”而被提升至普遍原理的高度。中国人对史学的高度评价也与“易”的宇宙观有关：法则性和不变性两者间非但没划上等号，反认为法则性见于变易之中。西方思想对法则性的追求却是走了帕曼尼底斯和柏拉图路线，把它和不变性和永恒性等同，待希腊哲学演变为近代西方的知识论，则变成对超脱特殊时空的“共相”的追求，因此，零碎的史实如何具有“知识”资格被问题化。早期的亚理士多德和笛卡儿的反历史观点且不说，自从19世纪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一直都有把历史臣属于自然科学的尝试。它造成对超脱特定时空的法则性的追求，亦即是把历史事件当作“非本质”的特例，用来论证一些普遍原理。

可想而知，历史学者对这类尝试不具好感，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身份不致如此低微，是只替历史哲学甚或社会科学提供原料。然而，只关注独特事件的历史学者会沦于偏窄。其实，任何解释都必含“共相”，否则连把这些史实的意义传达给第二者都发生问题。这个偏窄性是今日专业主义的通病，固不限于历史学，但后者是研究“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其偏窄性会更趋严重。

另一方面，探索历史法则性的尝试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今日已无人服膺19世纪式用一个动因──辩证法、阶级斗争、物竞天择、生命冲力──来解释历史全程的做法。甚至如20世纪上叶汤因比、史宾格勒的文明学思维也只能当作失败的教训。他们固然能照顾到历史的特殊相，但对“法则性”的理解是同一类事件在不同的文明里的重复出现，让历史学家也像科学家般有预测能力。

我在美国讲授历史哲学的课程，曾举例说明在历史解释里的因果律是怎么一回事：1605年，英国的天主教徒阴谋用炸药炸毁国会、行刺国王，万一成事，我们该用怎样的因果关系去解释这个事件？我把这个因果律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

在这里，C1是"火柴"、C2是"火药"、C3是"天主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仇恨"，物理学家会选择第一因、化学家会选择第二因，历史学家则会选择第三因。问题在于：用一根火柴点燃火药，在任何时空里都会引起爆炸，如果不是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刑事警察，不会讲究它发生的特定时空。对历史学家来说1605年的英国是其关注的全部。从纯假想的角度出发，只需把“1605年的英国”这个条件复制，也可以建立准确的预测性。但如此对待历史，无疑犯了“无情的谬误”(apathetic fallacy)，盖吾人对待历史好比是阅父母传记或对爱人的回忆，只有唯一的才有意义。美国黑人怀念他们的领袖金恩博士，阅读其生平，如把金恩博士复制二十八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把历史事件纳入普遍性的因果律框架，只是为了解释独一无二的过去，并非在多个时空里预测未来。

斯宾格勒

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学”和“逻辑的前后性”。后者是设定不论任何时地“因”必先于“果”的预测性格式。前者指某一个特定时空的事件继起于另一事件之后，它可以包含前因后果，也可以只是编年叙事。正因为这个混淆，史宾格勒认为古典文化的亚历山大在西方文化里的对应物就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则是西方文化里的谟罕默德，而汤因比慨叹六千年的文明史过短、能令他掌握的文明只有二十一个，他发现的法则性有待标本的累增方能全面确立。即使一个国会炸药案，其因果关系已经是千头万绪，乃一个独特的复合体。汤、史等人却以整个文明为单位，去寻找同步调的法则性，那基本上是对因果律和预测性的误解。

我的千年史计划反其道而行，把“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提升为“本质性”，而不是将其沦为某项普遍性法则的“例子”。但我的尝试并非罗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让“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呈现出普遍性。“普遍性”只是一个用语，并非指不受任何时空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保证，是连爱因斯坦都不敢开的。本文设定的时段限制是近一千年、空间限制是新大陆还未登场前的全球，本文罗列的史实因参与这个“全球千年史体系”而获得普遍性意义。

作为起端的公元1000年只是耶稣纪元的一个整数，如根据回历，这个点不该是公元1000年，而今日也非第三个千年之始。然则，公元1000年有何特别？四年前，我因纪念千禧年才围绕这个点做文章，发现它像很多条水流汇聚成的一个漩涡，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清晰可辨的涟漪泡沫。这样的漩涡在历史上会偶尔出现。一位有数学素养的学者建议我应用“浑沌学说”，他提出了历史长河的比喻。但目前来说，这顶多是一项比喻。现在让我们由西到东环球地考察公元1000年。

千年之交：欧洲列国的诞生

按照一般教科书，西罗马亡于476年，此后即进入黑暗时代，也是中世纪的滥觞。其实，法兰克族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与罗马教廷合作，在800年左右还想恢复“罗马帝国”。他的卡洛林王朝一统江山瓦解后，今日欧洲的列国才出现。

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的孙子去世后，帝国分裂为三，东部即后来的日耳曼。在查理曼时代，它还是异教徒地域，查理曼的多次征伐，就是为了把当地的撒克逊族纳入基督教会的版图。很反讽地，在962年，却是撒克逊王朝的奥图大帝(Otto the Great)即“神圣罗马皇帝”位，取代查理曼后裔在东法兰克地方的统治，为今日的德国之始。公元987年，巴黎伯爵、也是奥图的妹夫休卡佩(Hugh Capet)被西法兰克地方的王公们公举为法兰西国王，取代该地查理曼后裔的王位，为法国之滥觞。

早在公元9世纪中期，加洛林王朝已无法保卫西欧海岸免于北欧的异教徒维京人的侵略。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国王曾采以夷制夷措施，把诺曼底半岛割让给一位维京人首领，利用他去防卫疆土。他的后代逐渐壮大，在1066年，这些已经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征服了英国，奠下今日英国的基础。

伊比利亚半岛在公元8世纪被回教徒征服，成为大食帝国的一部分，当时没人预料它会成为欧洲文化的一员。但后来大食帝国内部改朝换代，导致巴格达“黑衣大食”政权的诞生，在哥多瓦的回教国则拥立原先的“白衣大食”政权宣告独立，成为伊比利亚历史的重心。但哥多瓦政权的最后一位强人曼苏尔(Al-Mansur)在1002年去世后，半岛的历史动力开始转移到残存在北部山区的基督教诸国，他们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固然经历数世纪始大功告成，但千年之交乃基督教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催生期。

现在让我们转向东欧。波兰自身的国史传统把建国定于996年：是年梅什科(Mieszko)大公代表全体臣民接受基督教，并且直接从罗马教廷处而不经由日耳曼教会受洗，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被强邻奥图大帝并吞。在付出这个代价后，波兰在作为日耳曼的附庸之同时，却能自成一国。这个安排多多少少界定了此后一千年波兰与德国和罗马的三角关系，也能说明至今波兰和教廷关系仍特别亲近。

梅什科一世

972年，奥托大帝封马扎尔人的酋长给札(Géza)为“匈牙利国王”，后者于985年受洗为基督徒，但心中仍然是异教徒。待到他的儿子圣王史蒂芬（Stephen）继任后，至997年始收拾异教的王公们，方才巩固对马札尔各族的统治，并于1000年获教皇赐赠后来成为匈牙利国象征的“圣史蒂芬王冠”──这是匈牙利的立国。

北欧人（维京人）的基督教化较晚后，在10至11世纪之间(但非最末，殿后的是立陶宛人，在14世纪)。挪威在名王奥略夫二世(Olaf II Haraldsson)(995-1030)期间，大致上统一了挪威，因此他得以在全国推广基督教。丹麦则在980年前后为蓝齿哈罗德(Harold Bluetooth)统一，约在同时他决定改宗基督教。瑞典在1008年由国王奥洛夫(Olof Sktkonung)带头，全国开始脱离异教，但建国则在12世纪逐渐完成。大致上由挪威移民建立的冰岛之国会则于公元1000年委任一名族长为全国挑选宗教，以避免宗教内战，他选了基督教。

俄罗斯的历史较为人熟知：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于988年决定从拜占廷处接受希腊正教，让臣民脱离原始宗教，这个决定固由于俄罗斯和拜占廷通商关系特别密切，但也由于在上一个世纪圣济利禄(St. Cyril)和圣默多狄(St. Methodius)已成功地试制了斯拉夫字母，俄国得以接受高级宗教，既无惧拜占廷之希腊化，也不畏罗马之拉丁化，能创造自身之文化认同步入文明。这一步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但从君士坦丁堡而非罗马处受洗，也埋下日后异化于欧洲列国的伏笔。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俄罗斯与西欧分途发展遂成定局。

上述是否只是一些孤立事件的罗列？如果后来有一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落在欧洲这个地带，把它的历史中断掉，它和我们的千年史体系就不发生关系。既然没发生这事，西欧和俄罗斯到了千年后期成为主宰全球的势力，它们在1000年前后形成期的细流就特别重要，盖其后来汇为海啸巨浪。

处于转型期的回教世界

千年之交的回教世界是怎个模样？它的转化是多重的，既平行，也交迭，同时造成连锁反应。首先，在西亚细亚，是伊朗人在融合了回教后摆脱阿拉伯文化的阴影，出现文艺复兴，开创近一千年的新伊朗文化。其二，西亚从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共同掌权的大食帝国转换成突厥人称雄的局面。其三，巴格达中心地位的丧失，让北非萌长成自成一体的回教地带。其四，在千年之交，非洲东西两岸都首次出现黑人回教国家。其五，除了非洲，千年之交在另外两个地方也是起步点：它是中亚成为回教化的“土耳其斯坦”之韧始，也是回教取代佛教成为印度两大势力之一的起步点。

大食帝国和唐帝国是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后期崛起于西亚和东亚的双峰，是古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辉煌的后继者。它们相继瓦解于公元10世纪。晚唐的中央长期受制于掌禁军的宦官，在地方上则交困于节度使，终亡于907年。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则在9世纪起受制于由突厥人奴隶组成的禁军，中央政权的弱化造成地方政权纷纷独立，在东部最强大的是萨曼统领国(Samanid Emirate)，它镇守咸河间地带（后来还并吞东伊朗的呼罗珊），代表伊斯兰向中亚的突厥族进行“圣战”，其实从大量贩卖突厥人俘虏到各地当奴隶兵而盈利。

伊朗文艺复兴即发生在萨曼统领国境内，其名城萨马尔罕尤其是一个中心。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凭回教的狂热征服了文化比它高的伊朗，政府、宗教、文学一律都采阿拉伯文，伊朗文化被淹没达四个世纪，但这种情形在中央比在边远地区严重，因此，伊朗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形成于东伊朗和河间地带。除了科学和哲学出现新成就，还缔造了以中古波斯文为底，但用改良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新波斯文”，继而用它创作的文学大量出笼。最具代表性的是菲尔多西(Firdausi)的《列王纪》(Shahnameh)，记载的是伊斯兰征服以前的伊朗史迹。这是一部荷马级的国民史诗，因为人人引用之故，具有把新波斯文以及伊朗文化认同稳定至今的作用。菲尔多西的生卒年份为835-1020年，学者一般认为成书年代在公元1000年左右。

至于巴格达的中央，经历了869年爆发连续14年的层期(Zanj)黑奴大起义后，与经历了黄巢之乱(874-884)的唐朝一般，气数已尽。唐覆亡于907年，大食则苟延残喘，但阿拉伯人的统治无疑在收摊，包括巴格达京畿在内的各地都落入伊朗人手里。在945年，一个来自里海南岸的什叶教派布夷(Buyid)集团掌控了巴格达，从奴隶军手中“拯救”了哈里发，大食政权名存实亡，哈里发仅以名义上的伊斯兰共主身分残存。

但伊朗人恢复了的天下好景不长。同属伊朗人领导的萨曼统领国高举保卫正统逊尼派的大旗，与西部的伊朗人布夷抗衡。另一方面，萨曼捍卫伊斯兰东疆的事业“成功”过了头，中亚的突厥族大量皈依伊斯兰，造成“圣战”无名，来自各地的圣战士纷纷解散3。在962-977年，一位服务于萨曼统领国的奴隶将军分裂出去，在阿富汗建立伽色尼(Ghaznavid)政权，乃大食领域内第一次出现的突厥人国家4 。从992年开始，中亚黑汗(Karakhanid)突厥人南下，萨曼统领国在南北突厥人的交侵下，亡于公元999年。此时，黑汗帝国早已皈依回教。

公元1000年左右，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Seljuks)也回教化，并于1028-1038年大举南下，将伽色尼政权逐出呼罗珊。1055年，他们消灭布夷政权，占领巴格达，其领袖号“苏丹”，仍奉哈里发为傀儡。这些新皈依的圣战士立即西向进攻拜占廷帝国，于1071年重创后者于曼济科特(Manzikert)，开始在小亚细亚殖民，挑起西欧的十字军东征。

塞尔柱突厥人为今日土耳其、土库曼、乌兹别克和阿塞拜疆的居民奠下基础，这是就民族组成而言。对回教世界来说，突厥人的来临为回教心腹地带带来了生力军，此后一千年的军事扩张都是由他们推动的，阿拉伯提供的是宗教，伊朗则提供高级文化。以权力中心论，阿拉伯的“哈里发”则为突厥的“苏丹”所取代。

回教非洲的冒现与非洲铁器时代的成熟

伴随哈里发政权的衰亡，是各地什叶教派的兴起，这不难理解，盖哈里发乃正统逊尼派的维护者，因此造反派多宗“旁门左道”。这个趋势在北非尤其明显。北非在8世纪初成为大食帝国的省份，当地的柏柏尔人大量皈依伊斯兰，并成为回教进军伊比利亚半岛的生力军。但他们却一直被阿拉伯人当作二等人，因此先拥抱分离分子哈瓦利吉(Khawarij)派5，继而成为什叶派的温床。在此基础上，909年出现了阿拉伯人领导的法蒂玛(Fatimid)王朝。969年，这个什叶派政权并吞埃及，973年建新都开罗，成立另一个哈里发帝国，即中国史书上的“绿衣大食”。

但什叶派一旦成为当权派，就成为北非柏柏尔人造反的对象。这一次，他们倒向了逊尼派的马力克(Maliki)圣律学派。埃及以西地区纷纷宣告独立：摩洛哥(980)、东阿尔及利亚(1014)、突尼西亚与的黎波里坦（今之利比亚）（1049）。开罗政权为了惩罚他们，遂放任两组不久前从阿拉伯搬过来的游牧群Benu Hilal与 Benu Sulaym横扫北非，唯进抵摩洛哥时才被挡在门外。

待尘埃落定，今日北非的样子大致成形。北非原为柏柏尔人地带，但今日除了在摩洛哥柏柏尔人占半数以上，其东一概是阿拉伯人占上风。马力克圣律学派也从此支配北非，并由此传入西非。它与另外三派地域分明：哈乃斐(Hanafi)派主要盛行于前土耳其帝国领域，罕百里(Hanbali)派只流行于阿拉伯半岛、沙菲仪(Shafi'i)派圣律则涵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中亚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因此，说北非的区域性认同形成于1000年前后，实不为过。

回教世界极西之有柏柏尔人有如极东之有突厥人，都是刚入伙的生力军。不同之处是：突厥人的回教是伊朗版本的，而柏柏尔人的则是阿拉伯版本的，并缔造了北非特色。柏柏尔人又将北非版传到西非去。撒哈拉沙漠西部的游牧民桑哈迦(Sanhaja)柏柏尔人在9世纪末才皈依回教，但在1036年已开始创立狂热的修道院士运动(the Almoravids)，向塞内加尔河流域的黑色非洲进行“圣战”。在彼辈施压力下，加纳王国的黑人统治阶层采权宜之计，在1075年前后皈依回教。但在1040之前，邻居的塔库鲁(Takrur)已经比较诚心地拥抱了回教。

西非的回教化始于第二个千年之初，虽然给土著宗教留下了很多余地，但以高级宗教论是回教独霸，此局面只有在近世西方殖民者引入基督教后才打破。如果伊斯兰在西非是囊括了异教民族，在东非海岸则是缔造了新的民族。在面临印度洋的东非沿岸一带，很早就有阿拉伯和伊朗商旅建立基地，并与土著交媾，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斯瓦希里(Swahili)民族，其语言以本土的班图(Bantu)语为底，加入不少阿拉伯字，并以阿拉伯字母书写。970至1050年之间，斯瓦希里文明开始盛开，它参加印度洋的商业网，造就了不少沿海城邦，例如成立于1000年前后的名城木骨都束(今之摩加迪沙，Mogadishu)。

回教以外的非洲又如何呢？它绝大部分是班图语诸民族的天下──是他们的移民将铁器散布于撒哈拉以南的黑色非洲各地。非洲史泰斗戴维森（Basil Davidson）把公元1000年当作一个分水岭：至此，铁器的传播大致完成，此后，黑色非洲进入“成熟铁器时代”，连带社会经济发生大变动，出现较复杂的政治组合，形成较庞大的区际商业网络。

内亚洲历史的分水岭与南亚史的里程碑

两个千年之交是中亚突厥化与回教化的紧要关头。中国人称作“西域”地区的民族自古以来以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为主，至唐代，其文化则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这块多元的“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是怎样变成今天回教独尊的“土耳其斯坦”？

中亚最早皈依回教的政权是喀喇汗帝国，位于新疆西部和喀什额尔地区，建国者为葛逻禄人(Qarluqs)，原先与回纥人同属铁勒部落同盟。这个改宗发生在10世纪中期。在10世纪末，后来南下雄霸回教心腹地带的塞尔柱族也改奉回教。这些人都是突厥（土耳其）民族。当然，公元1000年只是开了个头，土耳其斯坦的彻底回教化，至14世纪在察哈台汗国底下方完成。

前面已经提到：这个变化与大食帝国的内亚洲防线崩溃息息相关。突厥人皈依回教，使萨曼统领国“圣战”师出无名，反令突厥人大量涌入回教世界，造成反客为主局面。一位萨曼叛将在阿富汗建立伽色尼政权，是为大食境内第一个突厥人回教政权。后来，它把军事奴隶制和回教一起输入北印度。

喀喇汗帝国的位置

因为大食帝国和中亚的这个质变，令公元1000年也成为印度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公元7世纪，当玄奘访问北印度期间，佛教的“第三波”已经在酝酿，那就是“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变为佛教的密宗与印度教渐不可分，导致佛教的式微，而印度教内部则吠檀多运动和虔诚派(bhakti)兴起，后者变成大众运动，至公元第一个千年之末已压倒佛教。从公元997年开始，伽色尼从阿富汗不断地入侵北印度，对印度教徒大加杀戮。但在12世纪初，一个继起于阿富汗的回教廓尔(Ghorid)政权入侵北印度，对佛教实行同样的摧残后，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从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7。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的奴隶苏丹政权(Slave Sultanate of Delhi)。回教代表一种很难被印度种姓制度吸收的新文化，造成今日南亚印回两大派对峙的形势，取代了公元第一个千年印佛两大宗竞争之局。

伊斯兰的攻势如此凌厉，简直可囊括整个中亚和蒙古草原，甚至席卷东北亚而有之。这并非无稽之谈。在这以前，源自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已传入内亚洲，甚至远及东亚8。突厥帝国有祆教影响之迹，摩尼教成为回纥帝国的国教，景教则几乎赢取了蒙古征服集团。蒙古国书来自回纥文，后者源自与阿拉伯文字同根的中亚粟特文，两者皆脱胎西亚的阿拉米亚字母，而初祖则是腓尼基字母。后来的满洲文字又是从蒙古国书改装而成。伊斯兰是古代西亚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接收这份西亚对东亚的文化霸权是顺理成章的。

但“顺理成章”却无“水到渠成”，乃由于藏传佛教起了防火墙作用。这把我们的视线移向内亚洲另一环节：千年之交的西藏。西藏曾于七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代（与唐太宗同时）引入佛教，曰“前弘期”，但并未生根，后来遭朗达玛灭佛，佛教陷入衰微。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进佛教，即所谓“后弘期”，传入的就是佛教第三波的密教，也可说是易地点燃了印度佛教熄灭掉的灯火。它与本土因素融合，成为今日西藏的文化认同，并从该地传遍蒙古草原。在内亚洲，藏传佛教遂与回教平分了秋色。

今日东南亚的奠基期

公元1000年前后，东南亚的重大事故计有：越南摆脱中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中南半岛除了越南之外，其余都转向上座部（旧称小乘）佛教，换而言之，今日该地区的文化认同实始于此时。东南亚巴利文系的上座部佛教主要受斯里兰卡影响，但南洋的岛屿国家却在1000年前后逐渐摆脱印度的影响，为后来回教的输入铺路。

建立缅甸的缅族原先信奉一种阿利 (Ari) 教，乃传自吐蕃的变形佛教，但从中国南下时侵占了缅北骠族人的地方，开始认识上座部。他们于849年建首都蒲干(Pagan)城，但一般公认的缅甸建国者是阿奴律陀(Anawratha)王，他的统治期从1044至1077年。他任内南下并吞了文化较先进的孟族诸国，采用了他们的得楞(Talaing)字母，始有文字。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后，孟族国家仍与斯里兰卡保持联系。阿奴律陀继承了这个政策，常派遣工匠至斯里兰卡帮助维修佛教文物，而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Sinhalese)的君主则回赠以佛牙。阿奴律陀致力于传播上座部佛教于中南半岛，除了越南都受其波及。

当时暹罗人的国家还未兴起，缅甸的东邻是高棉人建立的真腊帝国，其文化基调是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从耶苏跋摩一世(Yasovarman I, 889－900)首建吴哥城至苏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 1113－1150)建立新吴哥，真腊进入全盛期，势力伸展至眉南河流域。换而言之，千年交接前后两个世纪正是吴哥文化的鼎盛期。但上座部的传播否定了对菩萨的信仰，并动摇王权的宗教基础，助成真腊帝国的解体。

在唐朝覆亡后，被中国统治一千年的越南在939年宣告独立，但建国初期七十年局面极不稳定，待1009年李朝成立，才算真正的建国，号称“大越”。此后，越南除了在1407至1428年之间被明朝占领，保持独立至被法国人统治为止，达一千年。但不同于中南半岛其它国家濡染印度文化那般深，越南属于中国文化圈，在佛教信仰方面维持了大乘的影响。

在南洋的岛屿，千年之交是三佛齐的盛世。这是马来人建立以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为中心、控制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的商业帝国，长期以来是唐朝对海外通商的中间人。它的垄断地位引起南印度注辇(Chola)帝国的不满。南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化的北印度基本上属两个世界。后者主要是印欧语系，在历史上是内亚洲的一个延伸。南印度主要是达罗毘荼语系，面对的是印度洋。早在1007年，注辇帝国的罗阇罗阇一世(Rajaraja I)就扬言远征三佛齐，却待他的继承人罗阇因陀罗一世(Rajaendra I)征服斯里兰卡、乌荼(Orissa)、孟加拉国、恒河三角洲，成为孟加拉国湾的霸主后，方圆此梦。他于1024年率领海军攻陷巨港，废三佛齐王室，树立傀儡政权。后来马来人起来复国，把注辇人驱逐出马六甲海峡。这是马来民族史的转折点：从此印度宗教文化走下坡而几至消失，至十三世纪回教文化开始抬头，渐成为主流。

这一次，伊斯兰的传入是和平的，多赖商旅和传教活动，类似上述东非斯瓦希里海岸的回教化过程，不过其发源地则为印度海岸的回教商旅据点，而非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这一东一西两个回教新入伙者，将决定千年之交后印度洋逐渐演变成回教内海的命运。这是就文化霸权而言，在经济发展方面，公元1000年开始的印度洋之蓬勃有赖宋人的来临。

中国与伊斯兰在南洋的此消彼长，至15世纪郑和“下西洋”后始见分晓。郑和之壮举反映中国在整个印度洋势力之极峰，国威远扬至斯瓦希里海岸。此举在印度洋成为回教内海的前夜，但中国派了一个回教徒代表天朝是否偶然？

东北亚步上世界史舞台

公元1000年以前东北亚已有史可载，但作为一个整体──即以日本海为内海的历史单位──之兴起则在千年之交。日本经唐化而转入本土化、今日疆域范围的韩国之形成、东胡系和肃慎系在近一千年长期入主中国，皆从此开始。

日本的大和政权在七世纪实施全盘汉化以来，造成唐化的平安京与地方之间的异化。12世纪武人的兴起是本土因素对京都“温室里的唐化”之逆反，其先兆为936-941年的藤原纯友之乱和939年的平将门之乱。在这个总称“天庆乱”里，中央都必须仰赖地方豪族平乱，致令坐大，导致12世纪末平安朝的收场。

日本史上的“唐风文化”亦于此时让位给“国风文化”。后者指从10世纪至12世纪末的本土文艺复兴运动。因唐末之乱，在9世纪末日本已停派遣唐使。在9世纪开始应用的假名字母，至11世纪初大体成型，推动了以和歌为首的国风文学之发展，代表作计有《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源氏物语》对本土文化缔造之功犹如今日伊朗的国民史诗《列王纪》。作者紫式部的生卒年份为973-1014年，成书年代则在1000至1008年之间。国风文化在宗教方面出现“佛神合一”说，例如把天照大神视作大日如来的化身。本土化的大众佛教净土真宗则兴起于平安朝之末。

在大陆对岸，公元第一个千年曾见高句丽称雄东北亚，多次击败隋唐皇朝的入侵。它的北疆囊括今日中国东北，因此有中国人把它算在中国史里头，但韩国人则历来把它与半岛南方之新罗与百济合成国史上的“三国时代”。中方从今日的疆域立论，谓高句丽处于中国东北境内。此外，是奉承官方的大中央主义，把当时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硬说成是“中央对地方”。历史必须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如果中国人连历史学教授都没听说过高句丽的“广开土好大王”，而韩国学童则耳熟目详如秦皇汉武，想把高句丽史并吞为中国史一部分，不害臊吗？

668年，高句丽遭唐皇朝和新罗合击，才灭亡。在此之前新罗已灭百济（660），如今得以统一今日平壤以南的国土，其北则出现高句丽的后继者渤海国（698）。今有韩人提出新罗与渤海两国乃“南北朝”的说法。中韩双方的渤海国之争已闹上联合国。韩方不理会渤海国大体上在中国境内，纯以统治民族立论。渤海国的确乃高句丽遗裔所建，渤海被契丹灭亡后，统治阶层也的确多南逃入高丽国（其崛起详下段）。但是渤海的臣民多为靺鞨人。高句丽、百济、新罗属于中国古史上的濊貊民族系统。靺鞨人则属于古肃慎系，后来成立金朝，与更晚近入关的满清同脉。然而，就公元1000年的情形，仍不能说渤海已经是中国的，应该说：肃慎系在公元1000年后将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而濊貊系则终与中国历史分道扬镳。

在926年，渤海国为契丹人所灭。在半岛南方，高丽国先崛起于918年，于935至936之间取代新罗，接着就是与契丹人争夺北疆，爆发了三次“丽辽战争”，以1018年第三役十万辽军尽墨告终，从此韩国的国界定在鸭绿江之南。这个千年国界大致维持至今。这正足以显示：在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史和韩国史的分野还说不清楚。今日中韩双方高句丽与渤海国之争只具眼前的政治意义。

如果当时的契丹亦一直保持独立于东北亚，就会变成另一韩国。它自创国书，也与新罗和渤海一般搞“一国两制”。辽朝沿袭渤海国的五京制。渤海的国都曰上京（今黑龙江境内），另设有中京、东京、西京、南京（唯有后者在今北韩境内）9。新罗国则在首都金城之外设立五“小京”：中原京、北原京、金官京、西原京、南原京。五京制为入主中原的金朝所沿袭，而兼中土与草原而有之的元朝则“大都”与“上都”并列，而终元之世，都是这两个权力中心之间起内讧。东北亚国家都抄袭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但要么境内仍包含大量游牧部落，要么中央与地域族群的关系还摆不平10。如果不搞“一国两制”，就会出现日本平安京那种“温室效应”，最后中央与地方在文化上撅成两段11。

契丹人于947年改国号为“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辽朝终于流入中国史的长河，其后继者金朝和元朝则入主中原。惟有克服汉族中心的偏窄，我们才能看清楚：近千年史是东胡系和肃慎系壮大中国行列的年代纪，他们是近千年史的要角。最后满清入关，并非中国亡于“外族”，而是东北亚终于成功地加入了中国12。

如果中国进入现代史时期没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个范畴，那末，它就与近千年的伊斯兰世界一般是一个超民族的文明，是一种普世性“教化”。伊斯兰文明虽然是阿拉伯人创建的，但在近千年却是把棒子交了给其它民族，由他们撑起局面、壮大声势：伊朗人、突厥人、柏柏尔人、非洲黑人、印度人、马来人，甚至中国的回民。阿拉伯自身则保持了经典文化的地位。近千年的“汉族”亦应该视作为一种经典文化的载体，而非指政治上的优势。

中国政权的“东北亚化”与“热带中国”的诞生

西突厥汗国瓦解后出现许多散兵游勇，其贵族阶层用“武力出租”的办法，以雇佣军将领的姿态出现在亚洲政治舞台上13。在西亚，他们在大食帝国内成为军事领袖“苏丹”，掌握了实权。西突厥人也有流落在中国的，其中一部曰沙陀，其苗裔李克用助唐镇压黄巢之乱，被朝廷任命为太原节度使。其子建立后唐王朝。后晋王朝的石敬瑭、后汉王朝的刘知远，也都是沙陀族。

活在公元10世纪的观察家都会说：今后的西亚和东亚都将是突厥人天下。但是懂得看风水者则会对居华夏的突厥人说：你们的前途在西而不在东。突厥属于古匈奴系，他们亦和前人一般，在中国北疆吃瘪后，向西迁徙，终于进入欧洲，变成“土耳其人”。古匈奴系与中国近千年史无缘，支配这段历史的将是古东胡系（鲜卑、柔然）的苗裔：契丹与蒙古，以及古肃慎系的骄子：女真与满州。

在近千年里，中国由东北民族统治期达三分之二。肃慎系统治时期最长，汉族次之，其次是东胡系。汉族统治的北宋时代其实是三国鼎立，而南宋时期则是对金称臣，因此唯有明一代276年才算全面的汉人统治，乃千年史的变态。20世纪日本侵华仍浮现近千年政权“东北亚化”之惯性，如果中日战争不是被纳入“世界大战”，而太平洋彼岸没有冒出一个东亚史体系以外的因素──美国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如宋亡于元，就是金宋关系的重演。

979年，宋灭北汉统一中国本部，是一个新型中国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型东亚的滥觞。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已接近“近代”形态，甚至有人说它已临工业革命前夜──这些已在他处论及。宋朝在武力上无法重建汉唐式的东亚秩序，却在经济上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把南洋、高丽、日本、辽、金一带，均纳入其市场圈内。结果，宋钱不只流通于国内，成为东亚世界的通货，且进而到达东非沿岸，出现“钱本中国宝货，今与四夷公用”的局面，宛如19世纪世界经济里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

中国的海洋贸易始自南北朝，当时的南朝被隔绝于丝绸之路以外，因此必须另辟南洋的商路。但在宋之前，这类海外贸易多限于奢侈品，宋以后则转变为一般商品的大宗贸易。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主要是迎纳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商旅。至北宋则增设九个港口，中国人开始积极地走向海洋。在南宋，远洋贸易的盈利在国家收入的比重里剧增，中国史上也首次出现独立的海军部。这些都是“海洋中国”的先声。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可惜到了明代又试图恢复汉唐那样的天朝，徒然建立了只包括汉族的封闭型“天下”而已。在这个古代史借尸还魂的载体下，经济活动被从新纳入落伍的册封和朝贡制度，而有待栽培的“海洋中国”则被当作逆子，摒于家门之外，但却并无阻止它在被遗弃的情况下艰苦地成长。

宋代以来的千年，中国历史尤其生长出一个以闽粤民作先锋的“热带中国”。十世纪，一位阿拉伯的世界旅行家马苏迪(Al-Masudi)已记录中国逃避黄巢之乱的难民抵达三佛齐。中国之有海外华侨当不自此始，但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纵使有华侨，亦不具世界史意义。我在这里建议把近千年的南中国海当作一个历史单位的内海：用台湾作为北端，把新加坡当作下限，画一条斜直线，以菲律宾为其左弦，以闽粤至越南一带为其右弦，把今天月牙形的马来西亚联邦当作一个底兜，来考察它盛载的一千年史。这固然是一个国际海域，但在中国南疆却的确长出了一个“海洋中国”，在海外则孕育了一个“热带中国”。

近千年中国历史形态的长时段结构

近千年的新型中国不限于本部社会经济的蜕变，也加入了新型的东北亚。此外，这个千年的成就亦包含了十世纪后才诞生的蒙藏文明，以及十世纪后开始伊斯兰化的东土耳其斯坦。它们加起来比汉族地区还要大，如仍称之为“边疆”，呈现的仍是偏窄的古中原观。发轫于北温带的古中国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开发了亚热带，在第二个千年里则进抵热带。这是世界史上最“慢镜头”的帝国扩张，但也最稳打稳扎。

上述是就地域而言。在历史形态方面，近千年中国亦呈现出有异于前人的独特规律，它们呈现稳定的结构性达一千年。第一个规律是历史重心的东移。自十世纪下叶，中国的重心整个地向东位移至大运河一线，在鸦片战争后则移至通商口岸一线。宋上承唐代华南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愈来愈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这条南北大动脉上。千年国都的北京则同时处在运河的北方终点站和东北国防在线。

纵观这一千年，中土亡国灭朝的契机多起自东北，这个规律甚至适用于蒙古。蒙古不只属古东胡系、发源地在黑龙江上游，它征服中土是从灭金开始，而灭金则始自攻打中都（今北京）。直到20世纪，日本侵华仍从东北下手，而中共的解放战争也自东北打响，则是日据东北的后遗症。唯一例外则是汉人驱逐东北亚征服者的一次北伐导致明朝的建立。辛亥革命表面上似归此类，实质上是皇朝解体，而非改朝换代。

在这一千年里，因为多了“华侨”这个因素，因此出现丧失中土的集团逃往海外成立流亡政权的规律。南宋被蒙古灭亡后，宰相陈宜中想逃到海外继续抗战，但终老于越南。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失败的群雄也有逃往海外者。明清交替之际，郑成功在台湾成立流亡政权，20世纪的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亦步其后尘。

中国的向东位移，使古中国的重心如关陇地带沦为落后的“大西部”。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关中的渭水盆地。《史记货殖列传》即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开发大西部的艰巨任务正是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后遗症。

作者=孙隆基

来源=《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