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与民间:皇家园林里不寻常的故事

清末绘制的畅春园

三山五园是清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统称，主要包括万寿山清漪园（1888年改名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清代三山五园是清朝留给北京的重要文化遗产。

三山五园不仅是清帝散志澄怀的地方，更是清帝理政的场所，清朝皇帝除重大节日以及重要的祭祀活动在紫禁城居住以外，其余很长时间都在三山五园中度过。

康熙时期的畅春园、雍正至咸丰时期的圆明园和光绪时期的颐和园，均是清帝理政的地方。

因为三山五园的重要性，这些地方自然戒备森严，即便如此，在这些皇家园林，居然也有老百姓误闯的案件发生。一旦出现这样的失误，“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仅误闯者要受罚，负责管理园林的官兵也得受罚。

一起来看看，这些皇家园林里发生了哪些不寻常的故事。

乞丐衣衫不整闯进畅春园

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风景名胜之地，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观。因此，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苑。

清朝入关后，清代皇帝受满族游猎生活习惯的影响，多在宫外寻找风景优美之处居住。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清华园废址上修建了畅春园，雍正以后，清朝皇帝陆续建造了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等，加上附属皇家园林，于是在西郊就形成了三山五园。

当然，清朝在西郊大肆修建行宫别苑，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防范汉人。清朝定都北京后，把内城的汉人统统赶到外城，内城有旗人居住并且有八旗军队驻守，拱卫皇城。这还不够，还在三山五园周边驻扎八旗军队，一边护卫皇家园林，一边和城内的八旗军队互为犄角，一旦有事，相互照应。

三山五园里戒备森严。圆明园护卫营、西山健锐营，还有蓝靛厂的火器营，称为京旗外三营。建立于雍正二年（1724）的圆明园护军营，额定的兵力达到5700人，而这些士兵都来自八旗精锐，实力可谓强大。八个旗中的六个（正白、镶白、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沿圆明园北部一线驻扎，其他两旗正蓝、镶蓝分别驻扎在东面和南面。圆明园护军营还有一部分辅助兵力，叫“内务府三旗”。内务府是清朝皇室的管家机构，这三旗的士兵都是皇帝的“自家奴才”：“包衣”，因此也被称为“包衣营”。

蓝靛厂火器营，有4718名八旗兵丁。蓝靛厂东毗昆玉河，北邻颐和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蓝靛厂火器营与西山健锐营、圆明园护卫营互为犄角。火器营是一支对三山五园起到重要拱卫作用的军事力量。

然而，有趣的是，即便三山五园周边驻扎着八旗官兵，园内还有巡逻的士兵，如此戒备森严，但仍然有人能够闯入。有史料记载最先闯入的是一名衣衫不整的乞丐。

这事要从康熙年间说起。畅春园是康熙皇帝在北京西郊建起的第一处常年居住的离宫。康熙皇帝崇尚节俭，畅春园建造的也很朴实无华，周围的园墙也不是很高大。康熙五十二年（1713），扬州盐商程庭进京参加康熙帝六旬万寿盛典，回去后写成《停骖随笔》，其中描写畅春园“垣高不及丈”。康熙末年，朝鲜使臣洪大容游览畅春园，看到“墙高不过二尺”。不过，即便畅春园的墙不是很高，里面建造的不是很奢华，但“安保措施”肯定是非常严格，一般人等是无法进入畅春园的。而一名乞丐竟然堂而皇之地来到皇家禁地畅春园，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重大失误。

事情大致经过是这样：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十五日黎明，来京城乞讨的山西汾州府平遥县人马林，走到畅春园园墙外，攀树越墙而入，走到了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九经三事殿为畅春园的正殿，是康熙帝驻跸畅春园时临朝礼仪之所，其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一名乞丐，是怎样来到如此重要之地的呢？如今，通过文献资料，能够了解当年大致的情况。

根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记载，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步军统领大臣隆科多会同总管内务府向皇帝奏明了事情经过。当时，畅春园参将何祥舒、苑副丙额禀报：“六月十五日黎明之时，九经三事之殿养犬狂吠，养犬太监李经孝、范景星、刘金玉、邢进忠等即起，牵犬行走，犬向东角连续狂吠，观之，有一人蹲坐在东小门台上，另四人看守，李经孝即告于总管太监李凤祥。丙额我在内值班，我一同李凤祥及大太监张四娃，率苑户、太监等，捆绑进入之人，开西板门出，交付守备李凤春等情。”

这段话是说，康熙五十六年（1717）夏季六月十五日黎明，九经三事殿前的狗狂吠不已，于是养犬太监李经孝、范景星、刘金玉、邢进忠等顺着狗叫的东南方向来到东小门，看到有一人蹲坐在东小门的台阶上，旁边有四个人看管，太监李经孝便向总管太监李凤祥报告了此事。苑户和太监等，一拥而上，把翻墙而入的人捆绑起来交给了畅春园的守备李凤春。

出了如此严重的事，自然要一级一级审查。根据园内众人的陈述，最先发现情况的是步兵林朝福。他是这样讲述的：?黎明时分，外面商人开始在墙外来来往往，但他见马林何时自树攀上墙，我在交回值班签时，见一个人在西板门墙上，我便大喊“下来”，那人却越墙而入园内，我在外边呼喊，有人进入园内啦，却无人回应，只听到园内的狗叫声。大宫门士兵金顶泉听见我的喊声，便跑了过来，我差他告诉值宿班的守备，我则在人犯进入的原地守护。

兵丁金顶泉知道消息后，立即赶往档案房，禀告值夜班的“笔帖式”（清代官府中低级文书官员以及执掌部院衙门文书档案的官员）佟保，共同前往东门呼喊，过了一会儿，内值夜班的苑户（在园里工作的旗人）三达色说，总管太监李凤祥等人，已经抓获了进入畅春园内的人，送往西板门。

那么，这个乞丐是怎么进来的呢？根据步军统领大臣隆科多审讯乞丐的记载可知当时的情况。隆科多将马林的手拧起来问道：“尔如何进入，从实招来。”马林供称：“我是山西汾州府所属平遥县人，前来京城，到处乞讨，我前晚宿住石路旁，翌日晨行乞时，来到畅春园园墙根，就上树越墙而入观看。”隆科多又用力拧马林的手询问他，马林称树上有鹰，欲上而抓之。隆科多见他言语不清，看起来有些疯癫病，便交给了刑部严审。

隆科多在上奏中还说，当他看到翻墙而入的这个人时，此人上身赤裸，下半身仅穿一条破裤子，私处前用二块羊皮遮掩，身旁有小盆一个、细支杆一支，从其装备来看，是个乞丐。

鉴于畅春园警卫之事甚为重要，康熙皇帝对这件事的处罚也很严厉。步兵林朝福、金顶泉，各鞭责八十。值更的黑子、刘振，因人犯爬上围墙竟然没有发现，各鞭责一百。值宿班守备李凤春罚俸一年。畅春园参将何祥舒罚俸半年。至于马林，比照衙门将割懒筋之窃盗遣返原籍之例，将马林割懒筋，遣返原籍。

醉酒者误入清漪园

无独有偶，乾隆时期又有一个人闯进皇家园林：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

清漪园，乾隆皇帝于1750年开工建设，1764年全部建成，它是乾隆最喜爱的园林。据历史记载，乾隆皇帝曾在《万寿山清漪园记》写道：“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意思是说，畅春园的功能是奉养太后，圆明园是居住和理政的地方，清漪、静明两园则是理政之余、清闲之时，消闲养心之处。

清漪园作为皇家园林禁地，戒备森严，外人不得进入。由于帝后不在清漪园内居住，再出于园林景观设计上的考虑，乾隆时期的清漪园四面并未全部设防，除在文昌阁至西宫门之间筑有围墙外，其余三面开放，这也就增加了外人进入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如此，皇家园林也不可能随便让人进出。

然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漪园还是发生了一起平民百姓闯入的事件，此事件还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清宫颐和园档案》记载了这位叫做侯义公的百姓擅入清漪园的经过。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的一天，内务府总管上奏了审查“民人”侯义公擅自闯入清漪园乐寿堂西边一个折子。说是根据侯义公交代，他于二月十一日在阜成门外的表兄薛应的茶铺里，多喝了几杯酒，喝醉了，到了下午1点，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庙宇的门口，就睡着了。等到醒来时已经是夜里三更天，他又糊里糊涂走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有房屋（乐寿堂）的地方，就有人把他拿获了，这时侯义公才知道这里是禁地，他误闯禁地是因为醉酒误入。

乾隆皇帝看到折子后，认为民人侯义公的供词，难以相信。阜成门距离清漪园数十里，该犯在那里喝酒喝到下午1点，又在庙门口大睡到深更半夜，怎么随便走走就能够来到清漪园？

对于内务府上奏的结果，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总管内务府事务大臣永瑢立马重新审讯侯义公。

清代宫廷画师唐岱等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正大光明(上）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下）

一人误闯大家皆受罚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十八日，永瑢在《请将拿获擅入清漪园乐寿堂民人侯义公照例发往黑龙江为奴》奏折中详细上奏了审讯侯义公的始末。

侯义公被提审时，头无戴帽，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没有腰带的旧布皮袍、一双旧鞋，腰中还带有他人写的一封书信。

内务府大臣对他严刑讯问，以下是侯义公的供词：

我本是山西太原府祁县人，45岁，素以唱戏为生，今年正月，京城“双庆戏班”的掌班郭自得回到山西老家，邀请人赴京唱戏，知道我素能唱戏，于是邀请我一同进京唱戏，且给五两银子用以安家，同去之人还有会唱戏的郭继名、张喜二人。

正月二十八，我们四人一起出发进京，走至保定府富城驿，因雨后道路泥泞，行走困难，我落在了他们三人后面，二月初八才到京师。我有个表兄薛应，听说他在阜成门外北大院开设茶铺，我就前去找他。因薛应外出未得见，我便来到前门外“双庆班”处住下。二月十一日，我又去薛应茶铺，见到了表兄，表兄留我喝酒吃饭。我多喝了几杯酒，醉后出门，一心想要给周本忠送书信，竟不知如何闯入了禁地。

侯义公还供称，他随身携带的这封书信，是邻村的周助一嘱托侯义公带给他儿子周本忠的。周本忠在前门外的五老胡同教书，因为还没有来得及送去，所以还在自己身上。

内务府的诸位大臣自然不会轻信侯义公的供词，认为这是他在捏造闯入清漪园的理由。在后来的审讯中，侯义公坚称自己闯入清漪园是喝醉酒后的行为，他细说了当天的行程。他和表兄一起吃饭喝酒，自己喝醉了，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庙门口，这时天已渐渐黑了，身体又困倦，随即睡下了。醒来后，不认路又不辨方向，就走到一个有水的地方。正当无路可走时，他发现旁边有一条小路，便顺着小路走，走了一会儿，发现小路上有几根木头拦着，他便从底下钻了过去，正在乱走时，就被抓获了。

侯义公的辩论，引起了审讯大臣的质疑，他们认为侯义公说不认路之语必是谎话。审讯大臣问他：你初次到北京，不认识路，那么，二月初八那天，去薛应茶铺的路又如何认得？你从薛应茶铺走到双庆班住处为何也未走错过路？

对此，侯义公供称：

我二月初八走到卢沟桥，想先看望表兄，于是雇了一个脚驴骑着，前往薛应家。从薛应家到双庆班住处是花了二十五文钱雇了一辆车，送我到他住处的，所以没有走错。而二月十一日当天，在薛应茶铺喝了酒后，我糊里糊涂，不认路又想不起问路，只管随性而走，所以便走错了。

审讯大臣依然不信，对侯义公进行了多次严厉诘问和审讯，包括拧耳、掌嘴、杖责等，侯义公仍坚持他以前的说法。

内务府便将侯义公的表兄薛应、“双庆班”的掌班郭自得以及一同来京城的郭继名、张喜，还有在北京设馆教书的周本忠，一起传唤到大堂，隔离详加审讯。

郭自得的供词跟侯义公的说法一致，他证实侯义公确实是初次进京。郭继名、张喜的说法也与侯义公的说法一致：他们两人和侯义公确是同受雇于郭自得，进京唱戏，所说其他也与郭自得所说的一致。

薛应供认，二月十一日吃早饭时，表弟侯义公由老家来京找到他的茶铺，因为是亲戚，薛应留他吃了饭，喝了酒，侯义公出门时已有了醉意。薛应提供的侯义公离开的时间也与侯义公说的相吻合。至于侯义公是怎么走入御园的，薛应也说不知道。

周本忠则供称，他自己在前门外五老胡同设馆教书，侯义公是他老家的邻居，以唱戏为生，他还不知自己父母托侯义公送书信一事。审判大臣当堂查验书信，信中尽是周本忠的父母勉励他用功读书之语，并未言及其他，又经周本忠辨认书信字迹，确认是其父亲笔迹无疑。内务府派人到侯义公住处检查行李，发现只有一件旧布棉袍，一双旧鞋，再没有其他东西。

经过对郭自得、郭继石、张喜、薛应以及周本忠等案件证人的严格审讯，审讯大臣认为他们的供词与侯义公本人供词一致。而且内务府审讯大臣屡次对侯义公严刑拷打，侯义公均不改口，似乎没有别的情弊。此时，案情基本上清楚了。侯义公是初次进京，二月初八到京城，初九、初十两天在戏班住处卧病不起，十一日才出门前往表兄的茶铺。因酒醉后乱走，误入清漪园。

侯义公醉酒擅入禁地，虽然没有偷窃行为，也难逃处罚。内务府认为，“查前有民人于二擅入酣古堂偷窃，臣等拟将于二发往黑龙江，赏给披甲人为奴。于是，内务府奏请皇帝将侯义公比照于二案例发往黑龙江，赏给披甲人为奴。”

在戒备森严的清漪园禁地发生民人闯入御园的事件，所有涉案失职人员都难辞其咎。侯义公是从小路钻过挡众木（拒马木）进入清漪园的，在挡众木以外的八旗护军营、巡捕营，还有看守堆拨所（相当于警务室），失于防范的官员兵丁以及管理大臣，由各自参奏处分。在挡众木以内的值夜班的苑副和园户，均要从重惩治，有关责任官员，都有失于防范之责。

四月十三日，总管内务府事务永瑢等上奏《请将民人侯义公擅入清漪园乐寿堂一案失职官员照例罚俸》一折，主动请罪，请求将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多罗质郡王永瑢、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德保、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

对园内值宿的苑副、值更的园丁，处罚如下：苑副富泰是当夜值班的人，理应饬令园户经常巡查，严加看守，却疏于检查管理，罚俸一年；员外郎福升是管理此处事务的官员，平时没有稽查，罚俸六个月；三品职衔刘浩有统辖稽查的责任，难辞疏忽之咎，罚俸三个月。

其实，不要说一般百姓不能进入三山五园，就是在圆明园中工作的大臣也不能随便带人进园。早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十年前，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偶然发现管理圆明园的官员带领亲属在园内游玩，十分生气，第二天就规定除少数亲王外，任何人均不准带人入园。

晚清重臣李鸿章没有经过光绪皇帝允许，进入圆明园游览。引起光绪皇帝大怒：“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有关部门建议革职。后来在慈禧太后的干预下，光绪皇帝将处罚改为罚一年俸禄，且不准用其他款项抵销。

园户逃跑说法不一

三山五园里，有偷着进来的，也有偷着出去的。圆明园就曾发生过园户逃跑的案件。

在一般人看来，在圆明园中工作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圆明园干活也得分人：皇帝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当然是令人羡慕的；其次是官员，这些人的待遇也还不错，再剩下的就是太监和园户以及匠役（汉人充当）了，他们的待遇谈不上好。

雍正时期，圆明园第一次设立园户岗位，园户都是旗人，提供劳务，有的还做了蚕户。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园户是可靠的自己人。乾隆时期，圆明园有园户670名左右，园户头目35名。嘉庆时期，园户又有增加。

圆明园内的园户、太监的待遇很低，园户每日负责打扫山场地面，夜间还要轮番看守，还时常受到长官的欺凌。因为管理的混乱，圆明园内时不时发生偷窃事件。乾隆初期，有个叫酆四的刺字窃犯偷偷潜入圆明园，盗窃勤政殿的玉器。

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乾隆皇帝加强了园内的戒备工作，挑选园户中年富力强者当差，把他们的年龄外貌特征写在“对牌”上，这个工作由圆明园的总管太监负责。尽管如此，两年后，还是发生了一起园户逃跑的事故。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管太监李裕向乾隆皇帝奏称，长春园大水法处，一个名叫二格的满族园户因害怕首领太监的责罚，趁着天还没有大亮，由明春门南翻墙逃跑，被园内护军拿获。

乾隆皇帝一听，这还了得，于是马上下达诏令，把二格交给内务府的慎刑司审讯。

二格本人供称：

我是镶黄旗人，年龄15岁，乾隆十八年三月开始在长春园当园户。十一月初二，因为年纪小想家，便请了5天假，后因母亲有病，推迟了几天没有回到圆明园。到了十四日，圆明园首领太监方文彬让园户头目金大保把我捉拿回到圆明园，他们使用板子和柳木棍打了我100多下。由于众多人跪下求情才轻饶了我，但他们说三天后还要打我一顿。

到了第二天，我疼痛难忍，又怕他们再打我，我就私自回家了。到二十七日，首领太监又让园户二达塞等4人将我捉拿回到圆明园，当时首领太监因事进城了。这一天，我是五更值班，我一想到首领太监回来必然还要打我，就很是害怕。于是，值完班后，我便跳出围墙，结果又被人捉住了。我是害怕挨打才跳墙逃跑的，并没有偷窃园内的东西。

总管太监李裕又将首领太监方文彬传唤到案，方文彬供称：乾隆十八年三月，园户二格被挑选在大水法处当差，此人平时懒惰刁钻，十一月二日，二格没有请假就私自回家了。他派人找二格，没有找到，过了三四天，他告诉档案房当差的人，叫他们将二格捉拿回来，十四日，档案房的人把二格捉拿回来，他向圆明园总管陈进忠报告了此事，打了二格30板子。到了十六日，二格又擅自出逃，他又让档案房派人捉拿二格。二十七日，他和圆明园总管陈进忠进城去了，二十八日回到圆明园，此时才知道二格已于二十七日回到圆明园，二十八日又越墙逃跑被擒获的事。

方文彬认为，二格越墙逃跑，或许是害怕回来被打。他也供称，二格确实没有偷窃官物。

根据总管太监李裕向乾隆皇帝奏称的情况，可见园户二格和首领太监方文彬所说的不一样。总管太监李裕认为，二格受到处罚是由于好吃懒做，没有别的原因。园户不努力工作，如果不加以惩处，恐怕误了差事，但是如果放任首领太监处罚园户，又恐怕责罚不当。为此，他向乾隆皇帝上奏，以后园户如有小的过失，则让他们的首领太监进行处罚；如园户有重大错误，则由他们的首领太监告诉总管太监严加责罚，即行革退。大清律规定，凡是翻越京城城墙者，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但是，因为二格是满人身份，能够抵罪，最后判他戴两个月枷锁，两月后再鞭打一百，免于流放。

从此之后，乾隆皇帝也加强了对圆明园的管理。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住在园中的人必须佩戴标志身份的火印腰牌，即拴绳别在腰间，作为出入凭证的木牌。园户出入门禁时，必须接受该门禁总领太监的查验和值班护军的盘问，然后由各自的首领太监带进园内。至园户出园时，要接受同样程序的查验。园户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出圆明园是要受到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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