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作者：[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译者：陈志杰，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
1800年，当法国旅行者皮埃尔-路易斯·迪瓦隆（Pierre Louis Duvallon）看到一小丛桅杆，他便预言新奥尔良“注定会成为北美的主要城市之一，也许还是新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新奥尔良在1718年由法国人建成，于1763年割让给西班牙。来到这个城市的设计者、愿景家和投资者同样能预见到这里广阔的前景。迪瓦隆认为，坐落于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要比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和恒河更具有经济潜力，这里将会成为半个大陆产品的接收地。迪瓦隆甚至说，在新奥尔良，“自然与社会的精粹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完全超乎想象”。
然而，自从13个殖民地取得独立以来，强大的帝国决心让新奥尔良远离美国的控制。1783—1804年，西班牙一再地剥夺美国居民通过新奥尔良向上游地区运输商品的权利。每当他们这样做时，西部的居民就会考虑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美国官员对此很忧虑，曾多次试图与西班牙谈判关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这座城市的出售和割让事宜，但是，西班牙试图遏制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因而一再地拒绝了他们。
西班牙顽固地控制着密西西比河口，这使得美国依然有可能分裂，但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791年，在法国加勒比圣多明各殖民区，受奴役的非洲黑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起义。圣多明各岛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第三个岛屿，是当时最后一个糖岛，也是法兰西帝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8月的一个夜晚，第一个奴隶制磨坊停止了运转。在整个圣多明各蔗糖帝国，这个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奴隶们涌入大厦豪宅里屠杀奴隶主，在蔗糖仓库和甘蔗地里放火，成千上万的人在殖民统治区海地角游行。在遭到阻止后，他们又重新集结。当时这场起义波及了整个殖民地区。
到1791年末，起义已造成成千上万的白人和黑人死亡。甘蔗地里的滚滚浓烟被吹进了大西洋信风中。难民逃到查尔斯顿（当时他们已经充满了对奴隶叛乱的恐惧），逃到古巴，逃到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到之处，他们带去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的疯狂故事。由于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1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欧洲人陷入了认识混乱的痛苦中，当时人们对这些事件反应不一，但都深感困惑。小规模的奴隶叛乱是一回事，黑人取得完全的胜利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欧洲思想家一直在讨论法国的那场革命，却对圣多明各的事绝口不提。例如，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他当时正在围绕一个奴隶反叛主人的理想化古典形象构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却从来没有谈及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奴隶叛乱，即使他阅读的每篇周报上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报道，但他坚持认为，非洲黑人与一个由欧洲民族国家新获得自由的公民塑造的未来无关。
但是，圣多明各的这场革命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今天，圣多明各被称作海地，它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但是，海地革命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革命。当这一切结束时，这些曾在欧洲帝国的相互倾轧中受到压榨的人们，统治了这个曾经奴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公民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迄今为止最平等的。他们在加勒比推动的事件，促使法国革命家在国民议会中坚定地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例如，在1794年解放所有法国奴隶，试图使圣多明各这个经济龙头支持法国的新任领导人。然而，奴隶革命本身就已经消灭了岛上的奴隶制。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之前是一名奴隶，他将一群狂暴的反抗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起义军，这支军队保护了他们的革命果实。1794—1799年，杜桑·卢维杜尔的军队击败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英国红衫军的侵略。
1800年，圣多明各名义上依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杜桑·卢维杜尔在写给法兰西第一人拿破仑·波拿巴的信中自称“第一黑人”。拿破仑当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也是一位出身卑微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政治和战争领域的领袖，而非商业巨头，他的军事胜利摧毁了陈旧的那一套。然后，他试图去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新的经济、一套新的法律、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帝国。但在1800年与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后，这个表面看起来实行了共和制的国家变成了君主制。拿破仑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目标：收复皇冠上的蓝宝石——失落的圣多明各。1801年，他派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舰队——大约有5万人——在他妹夫查理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率领下进入这个岛屿，他们的任务是干掉圣多明各首领，也就是当过奴隶的杜桑·卢维杜尔。拿破仑命令道，“要灭掉非洲黑人的威风”，要通过欺骗和暴力压制所有叛乱，将所有幸存的非洲人再次套上奴隶制的枷锁。
拿破仑还组建了第二支军队，并给了这支军队第二个任务。1800年，他签订了一份秘密条约，将西班牙控制了37年的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第二支军队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在那里插上法国国旗。这支军队有2万人之多，比整个美国军队都要庞大。拿破仑早已从内部征服了一个革命共和国。他现在又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试图通过野蛮的武力去征服另一个领地。至于第三个共和国，当拿破仑的第二支军队登陆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它在密西西比上游的存在，将破坏美国东西分界线地区的稳定。
杰斐逊在华盛顿听闻了有关这个秘密条约的传言。为了维持他独立白人共和国向西推进的乌托邦计划，杰斐逊向奴隶制的扩张作出妥协。现在他面临着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要么虚伪地妥协，要么毁灭。1786年，他和约翰·亚当斯作为反叛共和国的代表被派到英国皇家法院，对杰斐逊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所遭受的屈辱更让他痛心的了。当一个戴假发的法官大声地喊出美国特使的名字时，乔治三世还在盛怒之下，他傲慢地转过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大臣们一阵窃笑。然而，正如此时杰斐逊对前往巴黎的特使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占据这个地方的人是我们天生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杰斐逊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开放密西西比河。他写道，如果法国军队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就必须和英国及其舰队联合”。
拿破仑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没有理会杰斐逊对于密西西比河口这座城市最初的报价。虽然杰斐逊总统让前去谈判的詹姆斯·门罗（美国未来的总统）带去了一个更高的报价：1000万美元买下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但法国最后仍没有答应这笔交易。勒克莱尔的军队大批登陆圣多明各的时候，法国发现海地角已是一片废墟，作为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此地被付之一炬。勒克莱尔通过骗局成功抓获了杜桑·卢维杜尔，并将他押至法国，囚禁在侏罗山的一个堡垒里。然而，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卢维杜尔的军队开始接连告捷，战胜拿破仑的大军。法国军队开始由镇压叛乱转向种族灭绝，数千名疑似叛乱分子及其家属惨遭杀害。这种恐怖行径激起了更激烈的反抗，随之而来的还有黄热病和疟疾，数千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其中包括勒克莱尔。
1802年中期，法国的第一波军队已经退却了，拿破仑极不情愿地将路易斯安那的军队转移到圣多明各。随后，加勒比地区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了。虽然杜桑·卢维杜尔在大洋彼岸的牢房里正冻得瑟瑟发抖，但他留下的军队成为率先粉碎拿破仑野心的决定性力量。
“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有人在宴会上听到一位白人首脑这样抱怨。1803年4月7日，看守卢维杜尔的狱卒进入牢房，发现这位黑人领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已经去世了。同一天，门罗的船驶入法国海岸。4月11日，门罗的车队还没有抵达巴黎，一位法国部长就邀请利文斯顿到他的办公室。
拿破仑的这位官员的报价惊得利文斯顿差点从他的及膝短裤中跳出来：不仅仅是新奥尔良，而是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整个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西岸，全部出售。美国只花了1500万美元就买下了82.8万平方英里，即5.3亿英亩的土地，每英亩约合3美分。这片广阔的土地使这个国家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最终，美国从路易斯安那领地中先后划出15个州。到20世纪末，杰斐逊的这笔意外之财将为世界生产大量的粮食。可以想见，利文斯顿难掩自己的兴奋，当即同意了这个决定。
就这样，1804年伊始，举行了两场重大的仪式。每一次都正式化了受奴役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欧洲帝国最有利可图、发展最充分的蔗糖奴隶制所带来的结果。其中一个仪式在太子港举行，由几个经历了奴隶队伍、奴隶制、革命和战争的领导人主持。1月1日，他们宣布国家正式独立，他们称之为海地——他们认为，在西班牙人将这里的泰诺原住民赶尽杀绝之前，泰诺人称这里为海地。即使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斥着杀戮、内战、独裁和灾难，即使白人国家一直绞尽脑汁地拒海地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海地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观念：只有黑人才能成为海地公民。那么，谁是“黑人”呢？是那些反对法国和奴隶制，并且接受黑人统治海地这一事实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白人”，也能成为海地的“黑人”公民，只要他（她）否认白人应当统治社会、非洲人应当服务他人这样的观念。
海地的独立不仅粉碎了拿破仑征服西半球的计划，还敲响了新世界奴隶制的丧钟。在糖岛上，生产力取决于那些从非洲掠夺来的黑人劳动力的不断供给。一些曾认为非洲奴隶贸易并非不道德行为的欧洲人转变了看法，因为奴隶贸易给圣多明各带来了灾难，那里初尝自由滋味的男女现在满怀愤怒。1791年，受到圣多明各反叛分子身首异处和巴黎断头台恐吓而暂停的英国反奴激进主义，现在成了传统的伦敦智慧。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英国的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政府和统治阶层认为，废除奴隶贸易为他们提供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Christopher Brown）所谓的“道德资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施压，要求他们也废除其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本国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法案，1808年是宪法同意这条禁令的第一年。但是，该禁令之所以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原因之一是贩奴船不必再经由中央航道。托马斯·杰斐逊在1806年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敦促实施奴隶贸易禁令。向西、向南和向西南的领土扩张，使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奴隶主能够从源源不尽的奴隶队伍中买到像查尔斯·鲍尔那样的人。因此，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投票的那些南方代表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绝大多数南方人并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犯罪。”
无论如何，海地革命已经让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为了奴隶贸易开放了密西西比河口。1803年12月22日，大约在太子港宣布独立10天前，路易斯安那的新总督与新奥尔良官方进行了权力交接。美国的所得依赖于数十万非洲男性、妇女和儿童的牺牲，这些人在圣多明各奋起反抗那个似乎被写入美国宪法的社会制度，即对非洲黑人的奴役。这种对海地革命胜利的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杰斐逊关于“扩张”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白人对奴隶反抗的恐惧，而并没有承认是杜桑·卢维杜尔死后的胜利，使这个国家和奴隶制的扩张成为可能。当时唯一指出这位共和党总统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声音，来自杰斐逊的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表示：“我们应该感谢圣多明各的恶劣气候、这个地方黑人居民的勇气及其顽强的抵抗……事实是，波拿巴被迫（并不是被杰斐逊强迫）放弃了他在密西西比河岸殖民的宏伟计划。”
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的描述，都没有承认这是圣多明各的奴隶革命促成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804年，海地人向世界宣告他们的社会理念，即公民完全放弃白人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革命的成功，却给密西西比河口带来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帝国，这片伟大的大陆会孕育第二个奴隶制帝国，且其经济实力远超第一个。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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