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 | 他们为文物“捉虫”

（原标题：文化中国行 | 他们为文物“捉虫”）

屏幕上，一幅光彩照人的水墨中国画看得人啧啧称奇；但随着一位观众走上前去动了动手指，依次调节了温度、相对湿度和真菌总数三项指标，很快霉菌就“爬”上了画面并变得越来越多……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名单

直观又神奇！在过去三个多月里，已经有无数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妙手匠心 重现华光——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里亲手玩过了这个“文物霉变动态演示”的观众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但普通观众并不会想到，这只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已经研究多年的“馆藏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应用”的一个缩影。

而该案例目前已经入选了国家文物局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名单。“目前，我们已经构建起了我国首个文物常见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统，这极大提升了基层文物保管人员对文物虫霉病害风险的感知和管理能力。”8月19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部副主任唐欢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到。

为文物“捉虫”他们一直很努力

重庆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同文物的虫霉病害“作战”其实已有多年。

因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温湿多雨的潮湿环境非常适宜昆虫和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所以重庆一直是文物虫霉病害高风险区域。

“可能不少观众，甚至部分基层从事文物管理的工作人员都下意识地觉得，文物放在库房里锁起来，不去动它就可以了。但等到普查时，一打开了就被吓了一跳，书画要么布满虫洞，要么是霉变得都要打不开了……”唐欢说，这给文物造成的损失往往是不可弥补的。

也正因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重庆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就已经开始探索、研究文物的防虫防霉。这也成了重庆三峡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的起始和基础。

霉变主要由真菌引起，而虫害自然是文物本身长出了虫子。唐欢和团队成员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它们的“底细”。

“我们依托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馆藏文物生物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建立了我国唯一的文物生物病害菌种库、虫种库。”唐欢告诉记者，这两个库涵盖了真菌182种，害虫8种，病害图片8000余张，数据资源全部来源于虫蛀、霉变文物。

与此同时，团队还结合卷积神经网络算法，构建起了我国首个文物常见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统。唐欢介绍，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只要上传图片和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实现对常见害虫和霉菌的快速在线识别。“这极大地提升了基层文物保管人员对文物虫霉病害风险的感知和管理能力。”

这两个标本库的资源也为博物馆藏品入库处理、染霉带虫文物消毒消杀处理等提供了有效指示物，为消杀效果提供可靠判断依据，为入库文物虫霉污染源的有效控制提供重要保障。

文物霉变程度15秒内出检测结果

唐欢说，在具体实践中，文物的霉变其实还有现场定性难和定量难的问题。

本次获得国家文物局推介的“馆藏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应用”案例对此也给出了解决方案。据介绍，研究团队依托重庆市文物局重点项目《ATP生物发光法在文物表面霉菌检测的应用研究》，建立并完善了应用于文物表面丝状真菌定量检测的生物发光检测技术。

该技术可以在15秒时间内对文物表面霉菌进行数量检测，实现对文物霉变的快速定量。这为文物霉变程度分析、霉斑活性检测及霉变文物消杀处理的效果评价等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检测手段。

此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目前的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还涵盖了熏蒸剂研发、馆藏文物熏蒸技术与装备研发等。其中，像依托重庆市科技局项目《植物源作为新型文物熏蒸剂的研发与应用研究》研发的3种复配增效的植物源熏蒸剂，以及配套的熏蒸装备已经在新疆考古所、哈密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多家单位使用。唐欢说，“我们研发的植物源熏蒸剂，相比环氧乙烷这样的具有致癌性的传统熏蒸剂，对环境、人和文物都比较友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在文物虫霉病害的防治研究上持续开展的研究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已于2019年获批成为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是目前国家文物局在西南地区设立的唯一一个重点科研基地。

同时，他们已为新疆考古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荆州文保中心、四川博物院、成都考古研究院等全国50余家文博机构提供了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咨询、指导和服务，并参与了成都老官山汉墓、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两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重大项目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