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出来的美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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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30岁了，能不能再摇滚下一个30岁。你也要30岁啦，是不是很多的梦想也粉碎了？”

民歌运动40年后的台北，仍迎接着“来自太平洋的风”。即便在本应该嘈杂喧闹的场所，依然浸润着一个叫做“小清新”的魅影。一屁股坐在挂着各种形色Bra（女士内衣）的木质椅上，百无聊赖地翻阅着菜单，“月经冰茶”、“伤肾双奶”。恶俗但颇有挑逗性诱惑的名称冲击着视觉感官。于是，我点了一罐冰镇可口可乐。

这是台湾大学后门新生南路的女巫店，台北最著名的LiveHouse（音乐酒吧），成名前的陈绮贞、张悬与苏打绿都曾在此驻唱，如果能再加上王若琳，这里就可以改名叫“小清新艺人博物馆”。不远处是另一个音乐圣地“地下社会”，可我只能瞻仰着它的“遗体”。居民公寓的墙壁上，突兀挂着红色的大条幅：“油烟噪音污染，居民拒绝承担。”

连续唱了三首自己的原创歌曲，“逆风少女”的主唱开始感觉到一种疲倦。她摇摇头，轻叹一声，放下手中的麦克风。原本就寂静的LiveHouse更加显得空灵了。在这种场合下，音乐远没有语言来得直接。她长长吐了一口气，似乎想把笼罩在胸臆之中的闷气全部一扫而空。

“在台湾的空气中生活，实在太压抑了。”

我怔了下神，停止摆弄手中可乐的吸管。不到30岁的海星星就站在面前，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彰显着素雅的清淡，我的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同样不到30岁的李双泽。

台湾地下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livehouse“女巫店”

这是2015年的台湾。苏迪罗台风刚刚离开这个岛屿，阴雨天气还在持续。

在闹市区随便走个10多分钟，便能遇见一家叫“度小月”的餐饮连锁店，这里的担仔面解决了之后两天我的午餐。“花栗鼠”绘本馆隐藏在忠孝东路闹市区的丛林里，绿色的木头外墙镶嵌着大片落地玻璃窗，悬挂着欧洲风味的复古招牌。带着私人印记标签的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

“去到之后，你一定不要忘记逛一些精致的小店哦。每一个小店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台湾啊，现在就流行这种‘小确幸‘，意外小财、享用美食、家人团聚、睡到自然醒。”在来台湾之前，淑美用嗲声嗲气的台普叮嘱着我。初次听说“小确幸”这个词语，大概是在阅读村上春树的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把洗涤过的洁净内裤卷摺好然后整齐放在抽屉中，就是一种微小而真确的幸福。”

台湾人的真实面孔，大概就隐藏在“微小而真确的幸福”背后。彬彬有礼的举止，甜美到发腻的腔调。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文创园区，樽罍云泻地散落的创意店铺。民宿、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茶艺店、诚品书店，然后又是民宿、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茶艺店、诚品书店。忠孝东路走九遍，看似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竟难再找像地下社会、女巫店这样的LiveHouse。

大时代叙事的背景仿佛消解在繁荣杂芜的商业中，热闹非凡却滋生着单调。时间停滞在及时行乐的此刻，散发着历史终结的气息。台北要面对逐步逝去的过往辉煌与越来越封闭的内生经济，大步崛起的“强邻”就在身边。

2

“可能是生活在世代的年轻人太压抑了，无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就想成立一个‘欢乐大调电子乐团’，告诉大家无论做什么都要去勇敢追求。”3年前，主唱海星星在台湾BBS站PTT板结识同伴、合成器手哈利与提琴手蜜桔。3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拍即合，一个叫“逆风少女”乐队诞生，试图用音乐变身，逆着既定的方向而行，带来一股正面的感念与力量。

“像美少女战士那样，来打倒魔王与怪物。”每每想起乐队刚成立的情形，海星星就隐藏不住脸上的笑意。今年初，乐队的吉祥物哈利远渡杭州工作，海星星与蜜桔也开始了自己的白领生涯，为了薪水奋斗。音乐的梦想似乎要变成一种遥远的记忆。

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与疲倦之后，“逆风少女”们依然怀念当初一起唱歌的日子。乐队的成员们变成了远距离联系，三人行变成了两人常规小组合，关于“逆行”的歌曲仍未停歇。从女巫店到“全联妖怪音乐祭”，之后的一个月，海星星与蜜桔还将不断出发，坚持着自己的歌唱，“地下社会关闭了，很高兴女巫店继续活跃。”

稍作歇息停顿之后，海星星重新执起了眼前的话筒。她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陶醉在从内心逐渐泛起的节奏与音律，开始继续演唱一首原创歌曲《30岁之歌》。

“人说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哪里；而是你未来，未来将要去哪里。”

距离女巫店的“逆风少女”专场仅有两站地铁的中正纪念堂，一场由《天下杂志》社主办的盛大的户外音乐嘉年华正在拉开序幕，在“小清新”笼罩的城市一隅散发出被压抑许久的“大时代”的气味。活动手册上的介绍，仿佛刚好在解答“逆风少女”们歌词中的困惑。“当30岁的冲劲，遇到前辈们的智慧，他们绽放的能量，不是代沟与争执，而是世代共享的火花。承前启后，共创未来。”

“人说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哪里；而是你未来，未来将要去哪里。”——逆风少女《30岁之歌》

0年前的那一年，政治强人归隐，亚细亚的孤儿情结喧嚣尘上，那时，就在距离中正纪念堂不远处的中山纪念堂，台湾大学生物学硕士杨弦发起了“现代民谣演唱会”，30岁上下的年轻人，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成为了民歌运动中的急先锋。

不到30岁的李双泽永远没有跨过30岁的门槛。去世前1年，他在一场民谣演唱会上经历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幕，这也是台湾民歌史上最经典的桥段。“那个叫李双泽的年轻人上台砸烂了一瓶可口可乐，他质问着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在西班牙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在美国，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在李双泽去世之后，演唱会发轫的淡江大学矗立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五个大字： “唱自己的歌”。

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愿意放弃他们仅有的一些利益，去换取心目中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无限期待。

40年后这一年，老的一代英雄已经渐渐隐去，新的英雄尚未崛起。陶晓清2015年策划了“民歌四十”的活动，她的儿子马世芳则辗转广州、成都、重庆，分享关于自己的“世代记忆与音乐乡愁”。

此刻，中正纪念堂的嘉年华与中山纪念堂发轫的“唱自己的歌”有着异曲同工的精妙。几万人涌进自由广场，在巨大的牌坊门的注视下，光柱在人群中间溅开，蓝色荧光棒像星星一样闪烁，舞台两端的两块屏幕遮挡住了雄伟宫殿门廊，摇滚歌手在中央演唱，激荡起现场观众的声浪，如同泛起的时代潮水，逆势冲撞着台北的夜空。在这群人中，也许就藏着下一代的杨弦、陶晓晴、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

屏幕两侧的背景板，市集前端的宣展架，印着统一LOGO的T恤上，昭示着这场大型演唱会的宏大主题——“我们的时代”。

3

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结束于哪一年？

一种说法是1985年。尽管并未参与运动的倡导，但是以《亚细亚的孤儿》而名声大噪的罗大佑，成为80年代民歌的实际推动者。他在1985年与李寿全、张艾嘉自发组织了呼唤民众的作品《明天会更好》。60多名华人歌手参与了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为了主潮流，引起了华人世界的巨大反响。第二年，风潮从台湾吹向方兴未艾的大陆歌坛，100名大陆歌手集体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群星演唱会。这次演唱会不经意之间催生了大陆歌坛的摇滚时代，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演唱会上带来了他的《一无所有》，他的名字叫做崔健。

另外一种说法是1987年，随着新一代政治强人的逝去，台湾社会迎来了解严。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美丽岛》李双泽 词/曲

告别淡江大学的李双泽纪念碑，从淡水小镇坐地铁到阳明山，会经过北投区一个叫做唭哩岩的捷运（轻轨）站。不远处有一条街叫公馆路，在充满硫磺味的巷弄中，李宗盛就曾在那里帮助父亲送瓦斯。他当时尚未成名，最大的愿望是在音乐圈安家立命。与小李年纪相仿的陈升出生在彰化，此刻正北上到台北做一名电梯维护工。属于他们的时代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会来临，整个台湾乐坛也从此时逐步走向了极盛。他们的辉煌掩盖了民歌运动的青涩启蒙。

30年间，台湾的新一代从出生到长大，却对出生之前的“民歌时代”不甚熟悉。“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所以并没有经历民歌的最兴盛时期。”海星星一本正经地说，“时代造就音乐。”

不管如何，民歌运动10年之后，台湾政治与社会气候焕然一新，经济也在此时迎来了狂飙突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生长于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站在浪潮之巅的他们快速积攒了自己的财富与资源。

30年后的2015年，却步入了一个“小确幸”压制“大时代”的纪年。年轻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却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在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的“大时代”浪潮下，曾经以电子工业独领风骚的台湾竞争力衰退，只剩下文创与设计产业的支撑，台湾经济持续疲软，产业外移，就业不佳，大学生实际薪水连年倒退。

“开一家咖啡店，去餐饮店打份零工，在文创区搞个小设计”——“小确幸”由生活方式异化成了经济形态，带来一种新的危机。“小确幸”从自由选择变成了不得已为之。一个新名词“22K”悄然兴起，意指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薪。22000元新台币，约4500元人民币。

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新一代的30岁都是一个成年礼，也是一个令人尴尬到恐惧的年龄。在30岁之前，年轻的爸爸妈妈总是给孩子们种种的期许，鼓励晚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30岁之后，逐步年迈的父母们价值观趋于单一，“怎么不找个正常的工作？为什么还不找个正常人家结婚？”

在台湾的家庭中，有着比大陆更强烈的“世代冲突”。失意的新一代孩子们无奈地调侃自己为“鲁蛇（Loser）一代”，父母却是“温拿（Winner）一代”。拥有成功经验的“温拿”们有更足的底气对“鲁蛇”们指手画脚。

“台湾青年难当。”海星星经常无奈地对自己的妈妈这样讲。从而换来母亲的反驳，“老人更难当。”

新的一代年轻人不仅要思索养活自己，更需要担负起黄金时代走过来的老人们的赡养。“满怀着梦想，念了一堆书，学了一堆知识。但是父母却总是认为我们在玩，没有前途，没有竞争力。”

面对梦想与“温拿”的抉择，“鲁蛇”们自有自己的对策。台湾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碰见形形色色的年轻街头艺人与乐团，摆弄着手中水晶球的蒙面舞者，拉奏着乌克丽丽（ukulele）的轻乐团，在纸板刷舞着喷漆画的欧美帅哥，“鲁蛇”们在坚持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兼着一份温拿样式的“正常的工作”。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迂回的进取。

听从父母“正常工作”的建议，海星星从事了艺术家与演唱会视觉的工作，经常为了工作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而海星星更希望的，是带着“逆风少女”乐队来大陆的LiveHouse里演唱。“广州也有LiveHouse吗？”她好奇地问我。

4

海星星终于实现了在大陆表演的心愿，哪怕只是小小一步的前进。她启动去上海的行程，与在杭州工作的哈利会合，这一次她要在莫干山路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和其他团体进行一场叫做“跨越内陆、河流、太平洋：来自台湾的媒体艺术表演”。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她开通了微信，在朋友圈发布了第一张照片，“早安，上海”。

随着近几年大陆经济的崛起，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海峡的彼岸开始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机会、更新的潮流，却也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与挑战。那部叫做《我们的无畏时代》的影片，一开头就这样缓缓道来：“这些年，这个岛屿历经最深刻的困惑，经受全球化与大陆崛起的震荡。这里流动着的无数脸孔，每个人走着自己的路，怀抱着不同的梦想。”

我在台湾的游历，渗透在社会中的大陆影响力也在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台北的闹市，还是垦丁的沙滩，东北话或者粤语占主流的旅行团成为突兀的存在，打破本该有的萧索。

在屏东县偏远的泰武乡的大山之中，我一个人从武谭村步行4个小时到海拔300多米的紫心楼民宿，在山顶的天梯上可以俯瞰整个大武山的夜景。皮肤黝黑的排湾族服务员小哥看到我的到来着实吃了一惊，“你是大陆来的，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不过一会儿，他就与我熟络，“你认识叶玮庭吗？那是我姐姐，还是我教她唱歌的呢！”出生在武谭村的叶玮庭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选手，最后加入张惠妹的战队。在酒店的电视中，《中国好声音》正取代着过往的《超级星光大道》，一遍又一遍的招募广告播放着，“欢迎报名《中国好声音》台湾地区预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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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瓦斯行的小李（李宗盛）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哥，他将自己的住所从北投变为了北京。马世芳去他在台北的“敬业录音房”拜访，李宗盛纵论歌坛大事，对台湾音乐的失望，对大陆音乐市场的未来想象。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乐坛重心必然转向大陆。

“未来的女神从北方来。”

到了民歌40年，两岸的发展似乎印证着李宗盛的预言。随着大陆的崛起与两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淘金”。以写作《我们台湾那些年》火爆大陆的廖信忠，在《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中有一个段子，记录了台客来大陆的微妙变迁，“上个世纪九十年到大陆，出租车司机问‘投资的吧？’，2000年左右，‘当干部的吧？’，而现在则是‘来打工的吧？’”这也成为我反复调侃淑美的段子。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相识于中信广场后街的台湾中年人开的小吃店，现在她在广州一家牙科医院做着助理。

胡德夫在“一席”的演讲中谈到，在经历很多年的变迁后，他和妻子告别大城市，回到家乡台东开办了牛肉面馆，名字叫做“喜东来”——“很欢喜再次回来到东部”。

台湾民谣教父胡德夫

我第一次现场听胡德夫的音乐是广州最著名的LiveHouse“TU凸空间”。这距离他开办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更加遥远。那是40多年前的1973年。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胡德夫刚刚坐在钢琴前，原本坐在场地内的观众立刻全部站起来，聚集在舞台前。悠扬的歌声搭配着钢琴悠扬的旋律，厚重，沧桑，磅礴，载满了乡愁，过去的经历在音乐里沉淀。我恍惚被带入了胡德夫的出生地大武山。蝴蝶在山谷里芬芳，清泉在山间流淌，迎面而来的是排湾族机车少年羞涩的微笑，大山里仿佛拉奏着大合唱。3年后，从武谭村4个小时到海拔300多米的紫心楼民宿，我一个人步行在通往大武山的道路，音乐忽然间就变成了视觉感官真实的冲击。

在李双泽死后的80年代，胡德夫与杨祖珺相继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排湾族人胡德夫放弃了大城市丰厚的薪水，回到大武山及各个原住民居住地，为原住民的权益呐喊，这也成为了他终身的事业。

当头发逐渐花白的胡德夫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已经是下一个世纪初。台湾乐坛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一个唱歌口齿不清不楚的年轻人，在未来的10年间独领风骚。年轻一代们出生成长于民歌10年后的解严年代，对之前的历史早已经生疏与淡漠。胡德夫在台北最著名的LiveHouse女巫店举办小型演唱会，前来捧场的只有寥寥数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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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满30岁的最后一年，我独自一个环游了整个台湾。这是民歌运动的第40年。民歌10年后的台湾迎来社会与政治的开放，又过了30年，整个台湾社会再次经历着变迁。

杨弦加冕了“台湾民谣教父”的头衔，急流勇退，把自己的桂冠留在了上个世纪70年代；胡德夫低头投入了原住民运动的浪潮，现在还关心着牛肉面的味道。

从音乐到政界，叛逆少女杨祖珺历经艰辛，现在她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副教授，一出校园的大门就可以从阳明山上看到整个台湾的夜景。“民歌之母”陶晓清在台北、高雄等地策划组织的“民歌四十”纪念活动，杨弦、杨祖珺、胡德夫、侯德健、叶佳修、李建复、黄韵玲、李宗盛、齐豫、李泰祥再次相聚，共同缅怀逝去的激情青春。

而这与大多数年轻人无关。上一个时代已经越来越遥远。年轻人在2014年掀起一场著名的学生运动，又在2015年的九合一大选中，把一个叫做柯文哲的无党派人士推向了台北市长的任职。

不过，“小确幸”与“大时代”，“鲁蛇”与“温拿”，“北方女神”与逆行的矛盾依然如影随形：选择满足于“开一家小店”，可能会错过大时代发展的机遇；选择像父辈一样汲汲于正常工作，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梦想；选择去大陆开拓淘金，也可能遭受到被边缘化的错觉与压力。这些即将年满30而立的新一代年轻人，逐步意识到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真正的目的，开始用心建设新生活，调和所有的矛盾。

只有“唱自己的歌”的李双泽永远变成一座丰碑。而他那首《少年中国》，仿佛变成一代代年轻人突破自我、寻求希望的的隐喻。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中国三明治在网易“人间”开设“破茧计划”工作室，此为“破茧计划”学员作品，“人间”刊发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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