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之心小酒馆：穿婚纱的女人，拍不了结婚照

本文系网易戏局栏目出品。

01 穿婚纱的女人，拍不了结婚照

前言

千山城里那家小酒馆终于又开张了。

这段时间“孤独之心”来了些特别的人：生下来无法和别人合影的女人，郁郁不得志的歌手，还有倾尽一生只愿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音色的吉他老师。这三个身份迥异的音乐人，在酒馆留下了三段纠葛的心碎经历，或关于爱情，或关于梦想，最终因缘巧合下汇聚在小酒馆泛黄的一张海报上，混着啤酒和眼泪，被拼凑成一段完整的北漂往事。

至于具体怎么回事儿，还是点盘下酒菜，倒上一杯酒，随着老板看一看吧。

Intro

2018年，一个冬天平静的夜晚。我在思考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这张海报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

那张海报就贴在进门左手边的墙上，旁边并贴的是千山本地新出的一款淡啤酒的广告，看到这个啤酒我就发愁，因为后厨里还压着两箱，根本没人喝。

我又继续研究起那张海报，它已经有些破损，海报上的男人露出灿烂的笑容，背景杂乱，人来人往。海报下面写着几个字：著名歌手陈可全球巡回演唱会千山站，地点是千山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

我发现一个沮丧的现实——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证据之一就是我根本没听过这位著名歌手的名字。如今每天都有新的歌手出现，而我的记忆只停留在摇滚乐依然备受尊重的遥远的过去。

一个男人推门进来，他穿了件黑色羽绒服，戴着黑色口罩，进来后环顾四周，见店里只有我一人，问我，现在还营业吗？我点点头说，吃点什么？男人摘下口罩，对我说，来点酒就行。我问，什么酒？他说，随便。

我看着墙上淡啤酒的广告，意识到店里来了救星，赶紧去后厨拎了两瓶出来，为防止他反悔，迅速开了瓶。他没要杯子，直接对瓶吹，喝了一口后疑惑地看了看瓶身上的贴纸，自言自语道，这玩意怎么跟水似的？我没言语，忽然觉得这人摘了口罩后有点眼熟，他注意到我的眼神，对我笑了笑说，跟海报上差得有点多吧。我这才确定他就是那个知名歌手陈可。我说，真的是你？他说，不然呢？

陈可说，海报上的那张照片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拍摄的，当时那破手机像素很低，照片印出来就更模糊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墙上的自己，喃喃自语道，那时候还很年轻。

我看着海报上的时间，问他，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开演唱会吗？陈可说，一看你就没关注，你根本就没听说过我是吧？我坦白道，我连这张海报是谁贴上去的都不知道。陈可说，应该是公司安排的几个兼职的学生贴的。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回事。上个月有几个学生来店里，问能不能贴个广告。我说外面不是有电线杆吗？一个学生说，电线杆上都贴满了，全是治阳痿和重金求子的，竞争太激烈。我说随便吧。原来就是这个。

陈可说，演唱会早就取消了，一共也没卖出去几张票，场地费都不够。我说，那还挺遗憾的，你是什么时候出道的？陈可说，就是拍下这张照片不久后，2017年夏天。我说，可以啊，这么快就能开全球演唱会了。陈可说，什么全球，瞎写的，只有千山一站，我之前乐观地以为，打着千山本土歌手的旗号，一定会有很多人捧场，结果根本没人买账。

一瓶淡啤很快喝光，陈可起身去洗手间，我立刻又给他开了一瓶。他回来后抽出桌上的纸巾擦手，疑惑地看着我刚开的啤酒，摇摇头没说话，仰头又吹了小半瓶。我想今天如果顺利的话，就把后厨那点库存清了，以后再进这酒我就是傻逼。

气氛有点尴尬，我的目光落回到墙上的海报。从我第一次看见它开始，就一直觉得有点眼熟，但不是对上面的人眼熟，而是背景。我问陈可，这是在哪拍的？陈可说，北京，平安里地铁站。

我想起来了，这地方我以前经常去。

陈可接着说，我当时是去新街口南大街，你猜我去那里干什么？我说，你是玩音乐的，应该是去那边的琴行吧。他笑了笑说，你还真说对了，不过我就是去看看，那时候穷得兜比脸干净，根本买不起乐器，就去蹭琴弹。

我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一段这样的生活，事实上，后来我的一把吉他就卖给了新街口的一家琴行。

陈可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天。那天，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一块效果器，你知道效果器吗？我说，知道，我偶尔也弹一弹吉他。他说，对，不过不是什么牌子，而是一块手工效果器，单块，失真音色，特别特别好听，有点八十年代流行金属的味道。我从陈可的脸上看到一种无法掩饰的喜悦。

陈可问我，你觉得我这张照片拍得怎么样？我说，不太好说。陈可说，讲实话就行。我说，就是很普通的一张自拍，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能找出来一堆的那种，跟我印象里的演唱会海报完全不一样。陈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演唱会海报都是特别浮夸的，穿着亮片的衣服，打着绚烂的光，表情做作得跟假人似的。我说，对，就是这个意思。陈可说，其实我的经纪人也反对我用这张照片当海报，为这事我俩没少吵架，不过他最后还是妥协了。

我问陈可，你为什么坚持要用这张照片？陈可说，理由我刚才已经说了，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陈可看着酒杯，一饮而尽，又抬腕看了看表。我盘算着后厨里的库存，对陈可说，我再给你拿一瓶？陈可说，你快拉倒吧，我看出来了，你把我当下水道了。我说，我还想等你讲后面的事呢。陈可问，什么事？我说，为什么那天是你最快乐的一天？陈可说，下次吧，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面的话，不过，咱们先说好，下次不能再用这种酒糊弄我了，我这一晚上喝了一肚子凉水。

陈可重新戴好帽子口罩，乘着夜色离开，我一边收拾他留下的酒杯和钱，一边在心里懊恼，看来那些库存的啤酒是彻底砸手里了。

第一场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到小文时的情景。

那是2016年的冬天，店外飘着雪，千山市像一个疲惫的旅人般毫无生气。角落的餐桌旁坐着一男一女，梳着背头的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包万宝路，抽出一根叼在嘴里，随后将烟盒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又从另一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骷髅浮雕装饰的古铜色Zippo打火机将香烟点燃，整套动作郑重有序，一气呵成，仿佛早已排练过。他一边吐出烟雾，一边用右手娴熟地盘弄那个打火机，盖子频繁开合，声音尖锐刺耳。

他对面的姑娘坐姿乖巧，脸上总是一副羞涩和局促的模样。她双手端着玻璃杯，轻轻抿了一口可乐，抬头对男人露出一个讨好似的笑容。

这两个人已经在我店里坐了两个多小时了，饭菜早已吃完，空盘一直留着，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顶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几句，但谁都没有提出要走。根据我开店以来阅人无数的经验，这对儿应该是刚认识不久，可能是来相亲的，如果真是如此，我很难想象这个男人能给对方留下什么好印象。当然了，也不排除这男的从一开始就没看上对面的姑娘，才故意表现得粗鲁讨厌，这也不是我该操心的事。

男人对我打了个响指——这个动作让我有点不爽。他喊道，再来两瓶啤酒，常温的。我把手里的烟掐了，从身后的箱子里拎出啤酒，顺手在收银台上拿起一个瓶起子，来到他们的桌子旁边问，都打开吗？男人没看我，不耐烦地说，打开。我起开第一瓶酒，见男人对姑娘说，拍婚纱照的事你都约好了吗？姑娘微微点头。我的手按着打开的瓶盖，僵在原地。男人抬头问我，有什么问题吗？我反问，你们是情侣？男人说，怎么，你有意见啊？我说，没看出来。男人说，下个月就办婚礼。我回头看了一眼姑娘，她脸颊擦红，依然低着头。我说，恭喜，这两瓶算我送的。姑娘慌忙摆手说，不用不用。男人说，谢了啊。

我给男人倒上一杯，看了看姑娘那边，对她说，我给你换个干净杯子吧。姑娘说，我不喝酒，谢谢你。我没有坚持，收了两个空盘，离开这张桌子。

那时候我以为小文是真的不喝酒。

我回到收银台后面，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困扰着，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就是觉得哪里不对。正努力思考的时候，一个酒瓶落地的声音将我打断，靠墙那桌闹哄哄地站起来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破了洞的绿色粗线毛衣，端着一杯白酒，脚底打晃儿。我心说坏了，孔老六又喝多了。

孔老六是我这里的常客，方圆几十公里的知名酒鬼，据说他妈怀他的时候一天二两，临产前还不忘抿一口止疼，最后从肚子里泡出这么一个旷世奇才。孔老六如今年过五旬，酒量虽有下滑但余威犹在，依旧能用一碟花生米下一瓶高度白酒。

孔老六这人平时不错，但喝多了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爱吹牛逼，张嘴就是几个亿的大项目，四处拉人入股，十万火急，否则赶不上年底分红。另一个就是喜欢寻友认亲，广结四海宾朋，一会没看住，他就能把几桌不认识的客人组织成家庭聚会。果然，孔老六晃晃悠悠地向那对情侣走过去，男人不知他到来，还在手舞足蹈地对姑娘讲话，男人吸一口烟，被孔老六一把拍在肩膀上，这口烟直接吞了下去，呛得他连声咳嗽，双眼泛起泪花，场面温馨感人。男人回过头，惊恐地看着孔老六，依旧说不出话。孔老六说，老弟，我刚才听见了，你们俩是要结婚了？

男人咳了半天，总算喘匀了气，语气颤抖地问，怎么了？孔老六说，什么怎么了，好事啊，恭喜恭喜，来，走一个。孔老六说着端起白酒杯，手臂哆哆嗦嗦，白酒滴滴答答不停往地上洒，像是要告慰谁的在天之灵似的。那男人已经彻底懵了，身不由己，迷茫地端起酒杯跟孔老六碰了一下。

孔老六一杯酒下肚，来了状态，四下找自己的酒瓶。我担心场面失控，赶紧过去一把拉住孔老六的衣服说，喝你自己的去，别在这给我添乱。孔老六看着我说，哎呀我操，你啥时候来的？我说，店就是我开的，你说我啥时候来的？孔老六说，来得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弟，这是我弟妹，都是实在亲戚，过两天俩人就结婚了。我懒得理他，转头对那桌男女道歉说，不好意思，这人喝多了。男人依然满脸惧色，姑娘却在偷笑。孔老六从兜里掏出手机，递给我说，来，给我们一家拍个合影。我看这架势是拦不住了，问孔老六，拍完了你就回去？孔老六说，拍完就回去，我那还谈着项目呢。

我接过手机，刚打开相机界面，刚才还在看热闹的姑娘忽然变了个人，紧张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喊道，别拍！她一把抢过手机，塞回孔老六手里。她这一嗓门声量巨大，整个店里都被震慑住，瞬间安静下来。姑娘后知后觉，有点尴尬地说，我是为了你们好。

我好不容易才把孔老六按回他自己的座位上，又给他盛了碗绿豆汤醒酒，他一口没喝，迷迷糊糊趴在桌子上睡了。我回到情侣桌前，说，不好意思，这单我给你们打个折吧。男人似乎刚缓过神来，愤怒地说，这他妈都是什么事？姑娘说，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对她说，其实你刚才没必要拦着我，我拍完把照片删了，糊弄过去就完了。姑娘说，不是这个原因。我问，那是什么？

姑娘说，因为，我是一个不能合影的人。

我第一次合影，不对，应该是第一次尝试合影，是我满月的那天。我父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挤满一屋子人，我妈给我做了件新棉袄，眉心点了个红点，喜气洋洋，我爸做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前一天，他还斥巨资从一个开电器行的朋友那里买了一台傻瓜相机，用胶卷的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我母亲抱着我，笑着看镜头，父亲喊我的名字说，小文，笑一个。我当然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不是笑了，大人们也记不清了，他们只记得我父亲抓住了一个合适的瞬间，按下快门。

等了一会，屋里异常安静，大家面面相觑，互相询问，拍了吗，拍了吗？所有的目光集中在我父亲身上，我父亲疑惑地念叨了一句，怎么回事？胶卷没声，闪光灯也没亮。他拿着相机前后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对我母亲说，再拍一次。我母亲再次看向镜头，重整笑脸，快门按下，相机依旧没有反应。

这下我母亲是真的生气了，质问我父亲说，你到底会不会用？父亲说，傻瓜相机，傻瓜都会用，我能不会？母亲说，我抱得胳膊都酸了。父亲说，可能是相机坏了。母亲说，我早就说，你那帮朋友没一个靠谱的，被人坑了吧？父亲也来气了，说，先吃饭吧，明天我找那孙子去。

那天他们都吃得不高兴，一桌子菜没动几口。

第二天我父亲就去找了那个卖他相机的人，进店把相机往柜台上一拍，说，咱俩十几年的朋友了，你就这么坑我？他的朋友也很疑惑，询问缘由，父亲把昨天的事跟他一描述，朋友说，不应该啊，这机器可是全新的。他说着拿起相机，对着我父亲按下快门，闪光灯猛然亮起，照亮了我父亲尴尬的脸。朋友说，你看，没毛病啊。父亲说，那我昨天怎么用不了？朋友说，老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会用？父亲说，他妈的，傻瓜相机，傻瓜都会用，我能不会？

父亲带着相机离开电器行，一路沿街拍摄，树木、房屋、自行车，一卷很快拍光：他朋友说得没错，这台相机什么问题没有。到家以后，我母亲问情况怎么样，父亲想了想，说相机已经退掉了，母亲也就没再多说，只看见父亲眼神复杂地看向躺在床上的我，很久以后，我母亲才知道当时那个眼神的意义。

我第二次试图合影时，已经有了清楚的记忆，那年我八岁，上小学，是一个夏天。

我印象中小时候千山的夏天特别热，也特别漫长，不像现在这样一瞬而过，短暂且敷衍。那次是学校组织野外郊游，绿水青山环绕，美其名曰要我们“拥抱自然，体悟人生”。

我很兴奋，临行前在书包里塞满了零食饮料，激动得一整晚都没睡着。

然而，第二天我们非常失望，原来所谓郊游，就止步于出学校大门右转五百米的一个公园里，假草坪和人工湖冒充绿水青山。班主任不知道从哪抽出一条花布单子，铺在草坪上，我们席地而坐，大眼瞪小眼。

学校也没有特别的安排，放羊似的把我们扔在这，一个比一个尴尬。教语文的班主任琢磨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一个卡片式数码相机，对我们说，同学们，古诗有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让我们一起在这碧水青山的秀丽美景中合影一张，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吧。

班主任的三星相机是粉色的，小巧可爱，一根挂绳晃来晃去，像是要对我们催眠。她说，这个相机可是老师新买的，今天同学们给老师开个光。一个男同学举手发问，老师，开光不是和尚的活儿吗？班主任训斥道，就你话多，你是老师我是老师？没人说话了。班主任整理情绪，后退数米，举起相机喊，来，看镜头，跟我喊，茄子！我们喊，茄子！

快门声响起。

班主任看着相机上那块小小的屏幕，面露疑惑，相机卡死了。

这些年我也见过几个当时的同学，问起来却谁都不记得那次郊游的事情，这也难怪，毕竟直到最后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切无从考证。

那天回去以后，父母问我郊游怎么样，我说起这件事，他们都沉默下来。父亲看着电视，里面正在重复播放着一个胃药广告，母亲在厨房里炒菜，油烟四起，如临大敌。我还以为他们吵架了，更不敢出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安静地过了一晚。

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有了第三次合影的机会，那天是我们拍毕业照的日子。

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光线很差，我们被勒令将自己的座椅搬到操场上，排排码齐。校长坐在中间，他是个中年男人，秃顶，随身携带一个巨大的啤酒肚，像一只看破红尘的青蛙。他一个人必须坐两张椅子，一左一右分属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后面才是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学生。

我在小学时因为发烧，错过了毕业照的拍摄，所以比别人更兴奋。负责拍照的摄影师是从附近的影楼里找来的，一个青年男子，看上去二十七八岁，打扮得过分精致。他戴个黑框眼镜，满脸油光，如同蜡像，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统称亲爱的。他瞄着取景器对我们喊，同学们看这里，很好，保持住，真棒，来，三，二，一。

快门按下，摄影师翘着兰花指，盯着相机半天不说话。校长坐在椅子上喊道，怎么了？摄影师犹犹豫豫地说，咱们再来一张。已经四散的同学们被迫又站了回去，摄影师再次弯下腰，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快门再次按下。

他又不说话了。

校长这次是真急了，语气愤怒，声若洪钟地喊，到底完事没有？摄影师说，机器出了点问题，什么都没拍下来，亲爱的别着急。校长说，谁是你亲爱的，你到底行不行？摄影师说，不是不是，校长，咱们再试最后一次。

拍到这时，我觉得自己脚底下不太利索，低头一看，是鞋带散了。人挤人空间狭小，我勉强蹲下，刚准备系鞋带，又听到一声三二一，还没来得及起身，就听见摄影师大喊，拍好了，拍好了！他语气激动，仿佛这是人类拍下的第一张照片。

校长此时早已不耐烦，深吸一口气，奋力从椅子上站起，径直离开操场。场面沉重，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也不敢大声说话，命令我们赶紧带着自己的椅子回教室。人群纷纷散去，空间顿时变得开阔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在操场上默默地系好鞋带。

几天后，毕业照发了下来，照片中的后排赫然露出一个缺口，像掉了颗门牙。我同桌，一个心直口快的男孩对班主任说，老师，这张照片没拍到郑小文。班主任当没听见，什么反应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不敢让校长再折腾一次，否则下次照片里连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事情似乎和我有关，我拿着毕业照回去问我的父母，我爸点了根烟，说，小文你坐下。然后他对我讲述了我满月时候发生的那件事，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我无法出现在任何一张别人的照片里。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合影，每次有需要合影的场合，我都会找借口离开。好在我单独拍照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些年我还是留下了许多自己的照片，虽然大多数只是证件照而已。

前几年，我听说二道桥那里有一个大仙，算命特别准，通晓世间万物。一天晚上，我就装了一信封钱，打车到二道桥，摸黑钻了四五条胡同，找到了大仙住的平房。屋里香雾缭绕，大仙盘腿坐在一个坑头上，双目失明，看不出是男是女，大仙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算命。大仙说，你不是来算命的，你是来改命的。我一下子惊了，大仙果然名不虚传。

我对大仙说了我的情况，大仙听完，嘴里念叨起来，念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懂。忽然之间，大仙一阵抽搐，我吓坏了，差点跑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大仙这是进入工作状态了，专业术语叫请神上身。过了一会，大仙停止抽搐，对我说，你要想改命，必须找到一个人。我问大仙是什么人，大仙说，命中注定的人。我说，这我熟，偶像剧里看过，但我怎么知道谁是我命中注定的人？大仙说，原汤化原食，不对，那话怎么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好像也不对，反正就是那意思，方法只有一个，如果你能够和一个人成功合影，那人便是命中注定，你的诅咒也就可以解开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直到我遇到现在的男友。他一直都知道我的事，但我怕失去他，从来不敢跟他合影。现在，我们即将结婚，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人，后天我们会去拍婚纱照，我一定会拥有人生中的第一张合影。

第二场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小文的故事。尽管她讲得那么真诚，但这件事还是超过了我的认知。

我第二次见到小文的时候，已是一周以后。那天我正在收拾桌子，准备打烊，小文推门进来。与第一次见面时不同，这次她把乖巧的马尾解开，头发散落下来，带一点不算刻意的凌乱，妆容比上次明显了许多，口红也选择了更鲜艳的颜色。她穿着一件短款的机车皮衣，此前被隐藏起来的身材也凸显出来。

小文随意找了一张椅子坐下，问我，还能喝酒吗？我没提要打烊的事儿，点了点头说，可以。

啤酒上桌以后，我才想起来一件事，问她，上次你不是说你不喝酒吗？她笑了笑，似乎不想对此作出解释，忽然之间，我想通了我此前的困惑。上次她在这里的时候，一直都表现得拘谨羞涩，但是眼神里却闪烁着少见的锋利，特别是孔老六闹了一通之后，她的男友吓得快要尿裤子，她却丝毫不感到畏惧。这一切都让我感觉现在才是小文真实的样子。

小文问，你这家店的名字是从披头士的专辑里来的吗？我说，对。她说，你也是玩摇滚的？我说，以前是。小文说，我以前也玩，看不出来吧？我说，现在看出来了。她接着问我，你最喜欢的乐队是哪个？我说，那可就太多了。她笑着说，我最喜欢日本的X-JAPAN，你喜欢他们吗？我说，当然，可惜已经有两位成员去世了。小文说，对啊，都是命，很多摇滚明星都是年纪轻轻就死掉了，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才华不够，才没能英年早逝。我说，你还年轻，还有机会。小文说，谢谢你安慰我。

小文独自喝酒，我去另一边打扫，过了一会，她问我，能陪我喝一杯吗？算我请。我放下手里的活，给自己也开了一瓶，坐在她旁边。小文说，你这样特好。我问，哪样？她说，以前我跟我男朋友出去吃饭，我只要说我请客，他就会生气，好像在他眼里，男人让女人买单是一种侮辱。我说，我倒是挺喜欢让别人买单的，无论男女。她笑了笑，我注意到她的笑容里带着一抹苦涩。我问，婚纱照拍得还顺利吗？小文说，你觉得呢？

小文告诉我，直到她和男友离开影楼的时候，给他们拍摄婚纱照的摄影师还在不停道歉，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设备出了问题，最后还硬塞给他们两张代金券。小文和男友回到车上，谁也没有说话，那天的路况很好，一路绿灯，他们就这样沉默地开回家，一路上小文想明白了，也做出了决定，她知道该是她离开的时候了。

我不愿再多问，因为我相信没有谁有权利指导别人的人生。我说，你慢慢喝，我去干活了。

我像做错事似的从椅子上滑下来，如履薄冰般小步离开，小文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她说，我们下个月结婚。

小文告诉我，他们开车回到家之后，她甚至觉得连告别都不需要了，只想上楼去收拾行李。这时候，男友忽然从身后抱住她，告诉小文，他决定举办一场禁止拍摄，也没有婚纱照的婚礼。小文挣脱他，问道，你疯了吗？我们不能合影，那就意味着连结婚证都领不了。男友说，只要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生活，有没有那张纸又有什么关系呢？小文被这句话击中了，她哭了出来，这一次她终于确定，面前站着的他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人，什么合影，什么诅咒，在这一刻全都不重要了。大仙说得没错，她就是来改命的。

我必须承认，小文对我说的这些事虽然有点肉麻，但还是挺动人的，这几乎改变了我之前对她男友的印象。小文告诉我，他们在那天之后就开始兴奋地做最后的婚礼筹备，因为没有婚纱照，一些环节不得不修改，这时候小文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我问她，什么愿望？她说，我想最后做一次我自己。

小文说，我和我男友是在一次演出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支乐队的主唱，我们的风格是流行金属，不过那支乐队很早就解散了，大家也变成了混迹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只有我还做着梦。我和他的相遇，说起来也是缘分，他并不喜欢摇滚乐，是被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也是我最好的闺蜜骗去演出现场的。

演出结束后，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后来大家都喝多了，越聊越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坐在了我旁边，我们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他说，下次有机会，我单独请你吃饭吧。我说，别下次了，就现在。我们穿过迷醉的众人，走出饭店，最后来到花河边，一人手里一罐啤酒，吹着河风，我看着河面的波光倒映在他的眼睛里，想起了大仙的话。

我对小文说，行了，够浪漫了，后面不想听，不过你刚才说，你想最后一次做回自己，那是什么意思？

小文接着说，我们恋爱以后不久，乐队就解散了。我不甘心，四处寻人，试图再组一支新的乐队，而他却偷偷托关系给我找了个工作，就在离这里不远的那个移动营业厅里当业务员，收入不多，但是挺稳定。他的家境优渥，也不指望我赚钱，他告诉我，他就是希望我能做点正常的事情。

我听着小文的叙述，有点理解她为什么会在男友面前表现得那么乖巧了。她接着说，我接受了他的安排，把头发扎了起来，夸张的首饰一件件从身上摘掉，穿上他为我挑选的衣服，日复一日，直到过去的痕迹一点点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我问，你就这么放弃了？小文说，那还能怎么样呢，你以前也是玩摇滚的，现在不还是开饭馆了吗？我无言以对。小文说，其实一开始我也抗拒，摇摆不定，后来有一次他去日本出差回来，给我带了一张X-JAPAN限量版的黑胶唱片，他对我说，连这样伟大的乐队都解散了，你又何必再坚持那些虚幻的东西呢？

我对小文说，可是后来X-JAPAN还是重组了，很多事情不到最后是无法下结论的。小文笑了笑说，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呢？X-JAPAN的吉他手松本秀人在去世之前，他知道那就是最后了吗？可我们总得找个机会结束，对吗？我的最后，就是我跟我男友说，既然婚礼要做调整，我希望能和自己的过去做个告别，我想选几首在婚礼上播放的音乐，他接受了。

我问，就这么点事？

小文说，不止，原本我男友请了一个酒吧歌手来婚礼现场演唱，都已经谈好了，结果昨天突发意外，那个歌手消失了。我们一问才知道那人现在已经去了北京，原因是觉得婚礼表演有辱他的身份，他的目标是横空出世，震惊歌坛，我们的婚礼安排被彻底打乱。这时候我对我男友说，我想代替那个歌手。

小文说，那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登上舞台。

她的眼中已经有了些醉意，一圈红晕涌上脸颊。奇怪的是，虽然我从没看过她的演出，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她在舞台上的样子，那是一个人最高光的时刻，那是人死了很多很多年后依然被人铭记的理由，至于是否有一张照片为证，其实并不重要。我问小文，你准备在婚礼上唱谁的歌？

小文说，我自己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文，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是冬日里极为珍贵的一段温暖时刻，我靠在收银台后面的椅子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忽然听到店门被粗鲁地推开。所有人闻声看去，顷刻露出同样惊讶的表情，一个穿着婚纱的少女飞奔进来，对我喊道，老板，来瓶啤酒。

我拎着啤酒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感觉面前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小文的婚纱很漂亮，低胸，我忍不住看了两眼，在她发现前迅速收回眼神，试探着问她，婚礼不顺利？小文讽刺地说，有那么明显吗？我说，怎么回事？小文说，操他大爷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骂脏话，特别可爱。

我给她倒满一杯，坐在旁边，她一口干掉，我又赶紧给续上一杯，等着她说话，过了一会，小文说，全他妈是假的。

小文告诉我，直到昨天，她还在偷偷排练婚礼上表演的歌曲，已经很多年没有上台了，她紧张得整夜失眠。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婚礼准时开始，现场主要是男友那边的亲戚朋友，排场比她的任何一次演出都大。而小文这边除了父母以外，只有曾经乐队的几个人，和她的闺蜜闫娜到场，闫娜是小文最好的朋友，也是当初介绍小文和男友相识的人。她此前在北京读书，毕业留在那边工作，这次特地请假回来参加小文的婚礼，这让小文尤为感动。

宾客落座以后，一些简单的环节结束，小文即将走过礼堂中间那条长长的红毯，她早已为这段选好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灯光在她的头顶亮起，音乐声响，是一首悠扬的情歌。

但小文没有听过这首歌。

她有些迷茫，偷偷问旁边的司仪是不是放错了音乐，司仪告诉她，这首歌是新郎临时改的，小文还想说什么，察觉到现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选择了沉默。她在失望中踏上红毯，一边走一边安慰自己，没关系，他有权利做这些事，这不重要。

一段时间以后，小文和新郎两人手挽手站在一起，小文已经对刚才的事情释然了，礼堂里响起掌声，她觉得没有什么比得上现在这一刻。这时候，新郎偷偷靠近她的耳边，用勉强能听清的声音说，那个表演的事情，我后来想了一下，还是算了吧。小文惊讶地转头问，为什么？新郎说，我觉得那首歌不适合出现在婚礼上，不太吉利。

小文忽然明白一个残忍的现实：旁边的这个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她的歌，他只是体面地没有表现出来。也许小文早就知道，但也体面地装作不知。此刻现实摊开在眼前，清晰可见，退无可退。

婚礼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现场灯光暗下，大屏幕上开始播放他们的照片——当然，没有合影，只有他们各自的单人照。

小文的照片不多，后面全是新郎的照片，一张一张，永无止境。小文忽然意识到，他们虽是恋人，但照片里这个男人的生活依然让她感到陌生、遥远，且丰富得令人错愕。大屏幕上播放着新郎的学生时代，少年时期，工作以后……小文知道他很喜欢旅游，但不知道他竟然去过那么多地方。他意气风发，在美国一号公路上自驾，穿梭在澳大利亚的海鲜市场，身着浴衣悠闲地躺在日本传统的温泉旅馆中——就是那次，他给小文带回来X-JAPAN乐队的黑胶唱片。

照片切换到新郎在这一年跨年夜的一张自拍，拍摄地点是距离婚礼现场三十公里的游乐园。照片中，新郎和一只粉色的玩偶熊站在一起，笑容灿烂，玩偶熊对着镜头伸出两只手指摆出V字，照片背景处巨大的电子时钟定格在2016年1月1日零点整。

那时候他们已经恋爱了半年多。

小文说，看到那张照片后，我决定离开他。我问，为什么？小文说，因为他骗了我。

她似乎不想再继续说，我也不便追问，只是继续给她倒酒，她喝得很快，忽然问我，上次我来的时候，问你的店名是不是来自披头士，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小文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吗？我摇摇头。小文说，因为我在你的收银台后面看到了一把吉他，猜想你也是玩音乐的。

我起身来到收银台后面，拿出那把吉他，那是我仅剩的几个还没有卖掉的乐器，一把马丁D28箱琴。小文说，我能弹一下吗？我把吉他递给她，她扫了一下，调了调弦，问我说，你想不想听我没有在婚礼上唱的那首歌？

我说，当然。

琴声响起，一段前奏以后，小文的歌声漂浮在店内的空气中，店里所有的顾客全都因此安静了下来，在这一刻，小文掌控着全世界。

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做出决定，我要把这把琴送给她。

一曲唱罢，小文羞涩地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如实回答，这是一首天才之作。

小文放下吉他，忽然面露忧伤，她最后说，我要离开千山了，有缘再见。

第三场

我算是知道这个叫陈可的歌手为什么不红了，在我的印象里，明星就没有像他这么闲的。

他第二次来我店里的时候，穿着和上次一样的衣服，我这才明白，他这么穿并不是怕被人认出来，他就是喜欢这样穿。刚进门，陈可就对我说，来点酒，不要上次那种淡啤。

看得出来，陈可今天心情不太好。酒端上来以后，他自己闷头喝，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不便打扰。连喝了几杯后，陈可好像犯了错似的，对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和经纪人吵架了。我说，为什么吵架？陈可说，工作呗，我的意思是演唱会开不了就回北京继续录专辑，但他却说正在给我联系另一场演出，已经快谈下来了，让我再等等。

我说，你和你经纪人的关系好像不怎么样。陈可叹了口气说，那倒也不是，其实我俩关系贼铁，而且我很感谢他，是他带我入行的。我点点头，对这事没什么兴趣，看来他是不打算继续讲买效果器那天的故事了，我正准备去后厨收拾，陈可说，你想不想听听我和我经纪人的故事？

好像我有选择似的。

我万万没想到，陈可竟然从他去北京的第一天开始说起。

2016年冬天，陈可提着一个拉杆损坏的行李箱，身背一把日产Ibanez RG350吉他，一台Boss ME80综合效果器，以及一个对远大前程的美好幻想，逃离千山，于晚上九点二十五分走出北京火车站。

陈可胸中燃烧着沸腾的火焰，决心大干一场，让首都人民见识见识真正的音乐，但是很快，他就迷茫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去北京之前，陈可在网上联系好了一个房东，住在六里桥，说好会开车来接他，但是现在死活都联系不上。在站前广场的最中间，陈可坐在行李箱上，茫然地望着北京的夜色。他再次拨打房东的电话，这一次对方终于接了起来，陈可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电话里却传来房东轻快的语气，对不住啊兄弟，你来之前我已经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了，你再看看吧。陈可还没等说话就被挂断，再打去只有忙音。

陈可最终还是在地铁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六里桥。他并不是要找到那个放他鸽子的房东，而是他只知道这里有房子出租。此时已是深夜，四下寂静无声，天空划过两声乌鸦凄厉的鸣叫，陈可第一次发觉，北京也有和他的家乡小城相似的地方。

他在不远处的青年旅馆里度过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夜。第二天一早，陈可退了房，继续寻找新的住处。凭借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的指引，以及一点点尚未用尽的运气，陈可在天黑之前就敲定了一个月租800元的小屋，那是一个原本三室一厅改造的隔断间，经济适用房，只放得下一张床，没有暖气，除了陈可之外，房子里还有七名租客。

总算找到了落脚点，但房租押金和中介费几乎榨干了他全部的积蓄，幻想中的未来突然变得冰冷且遥远。这就是他面临的另一个现实的问题——他需要钱。陈可打开手机，里面保存着十几家唱片公司的电话，是他来北京之前在网上查到的，他一个个打过去，竟然大部分都是空号，唯二接通的两个，其中一个是一家饭店，另一个才是真正的唱片公司，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甚至没有听完陈可的说明，只是在陈可说自己有原创作品的时候就直接甩出一句，把你录的DEMO寄过来吧，地址网站上有，随后挂断了电话。

眼前的现实打了陈可一个措手不及。他走出租住的小区，来到对面的一家网吧，开了台机器打开招聘网站，搜索可以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机会，餐厅服务员，上街发传单，什么都行。陈可一个个打电话联系，烟抽了一包，活儿一个没有，就在他决定放弃的时候，一条刚刚刷新出来的信息弹了出来，后海一家酒吧正在招聘驻唱歌手。

陈可这次没有再打电话，他直接记下了地址和路线，离开网吧，先将自己录制的DEMO寄出，然后再次坐上他仍不熟悉的北京地铁，边走边问，终于站在了后海边上。到了这里，陈可又转向了，没人知道那个酒吧的位置。他沿着水岸走，一路去向深处，陈可在一个蓦然间感到了解脱，他喜欢这个地方，他也不再焦虑，觉得一切自有安排，这时陈可抬起头，看到了歪歪斜斜的四个字，零点酒吧。

这里就是他要找的地方。

推门进去，零点酒吧里一片漆黑，陈可试探着喊了句，有人吗？声音立刻被黑暗吞没，无人回应。他继续往里面走，深一脚浅一脚，踢倒了一个啤酒瓶，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远处喊道，干嘛的？陈可说，你这是招歌手吗？黑暗中又没了回应。他正要追问，头顶一盏灯亮起，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打着哈欠从里面出来，对陈可上下打量了一番，问，以前干过吗？

陈可说，在老家的时候干过。对方问，老家哪的？陈可说，千山。对方说，没听说过，不重要，上去唱一首我听听。

陈可顺着男人指的方向，看到吧台旁边布置着一个简易的舞台，铺着木地板，上面立着一个话筒架，一个音箱，旁边还有一把杂牌箱琴。他走过去，抱起落满灰尘的吉他，将琴弦一一调准，对着话筒清了清嗓子，又拍了拍，说，话筒没声啊。对方说，线都没接呢，你就这么唱吧。

陈可平复情绪，拨响琴弦，在吉他的伴奏下唱起了自己写的一首歌。刚唱了两句，对方不耐烦地喊了句，行了。陈可按住琴弦，紧张地看着他，对方问，这什么歌？陈可刚想解释这是他自己的原创，对方却接着问，现在那些流行歌曲会唱吗？就那个什么——他好像一时想不起歌名。陈可接过话说，只要听过就能唱。

男人粗暴地整理两下头发，问道，来北京多长时间了？陈可说，刚来两天。男人笑了笑说，行啊。陈可也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行在哪。男人说，工资一天两百，点歌另算，你要是愿意干，晚上过来上班吧。

陈可就这样得到了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七个月后，他丢掉了这份工作。

零点酒吧平时生意一般，店里就两名员工，他和面试他的那个男人——也就是这里的老板，陈可叫他赵哥。有时生意太差，赵哥一个电话告诉他今晚不用来了，陈可便会失去一天的收入。他依然过着猫一天狗一天的日子。

陈可有一张歌单，新歌老歌都有，全是流行音乐。唱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其实根本就没人听，下面该喝喝该聊聊。以前赵哥要求他不许唱自己的歌，但陈可还是偷偷唱了两次，没人发现。

这天晚上，陈可演唱了自己在十五岁时写的第一首歌。酒吧里就三桌客人，一对情侣，两个上班族模样的男人，还有一个独自坐在角落的人，一头长发，看不清容貌。没有掌声，没有回应。

时间悄无声息地过去，七个月以后，到了2017年6月30日，那天是个周六，平时冷清的酒吧里突然生意火爆，连吧台边都坐满了人，店里吵吵嚷嚷，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陈可照例坐在麦克风后面，扫视着面前人群，一些人已经露出醉意。他忽然感到孤独，一个现实刺痛了他，他已经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更可怕的是，他正在慢慢接受这一切。

陈可再次唱起他写的那些无人聆听的歌。

这是陈可远离现实世界的唯一方式。他沉浸其中，台下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唱的什么鸡巴玩意。陈可抬起头，寻着那个声音看去，一个中年男人晃晃悠悠站起来，陈可没说话，中年男人不依不饶地说，看你妈，说的就是你。

酒吧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陈可和中年男人身上摆动。那人旁边还坐着一个卷发女子，妆容浓得像是头被按在了调色盘上。赵哥闻声而至，对中年男人递上一根烟说，哥，出来玩别动气，我再送两杯酒。中年男人接过烟，问赵哥，这歌手是不是傻逼？唱的什么玩意跟要死似的。赵哥嘿嘿笑不答话，中年男人说，今天我妹妹过生日，你让这孙子唱一个祝你生日快乐，就一笔勾销。赵哥点头如捣蒜说，得嘞。说着来到陈可旁边，小声说，傻逼喝多了，你就给他唱一个。陈可不说话，眼神依然直直盯着前方。中年男人再次气血上涌，骂道，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听不懂人话？赵哥赶紧接过来说，这就唱，这就唱。回头对陈可说，你是我哥，你就给丫唱一个行吗？

陈可缓缓收回目光，再次抱起吉他，琴弦拨动，响起生日快乐歌的旋律。中年男人露出得意的神色，狠狠地在旁边那个女人的脸上亲了一口，吃人似的。陈可随着和弦唱道，祝你生日快乐，那男人也跟着唱，祝你生日快乐，声若洪钟。

一遍结束，陈可琴声未止，他的手指变换，另一段熟悉的旋律缓缓飘出。中年人露出疑惑的表情，怔怔地听了一会，赵哥忽然脸色大变，旁边也已经有其他客人笑了起来。中年男人后知后觉，猛然起身，喊道，操你妈，这他妈不是哀乐吗？

随着一个飞上舞台的啤酒瓶，陈可失去了他在零点酒吧的工作。

深夜，陈可从地安门派出所里出来，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思考着他并不存在的未来。他来到这座城市，虚度两个季节，尚未得到任何，便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心灰意冷，在晚风中掏出一个烟盒，里面是空的，就像他的人生，陈可沮丧地将烟盒揉成一团，掷向空中。

烟盒落在一个过路人的脚边。

陈可抬头看了看，那人一头长发，在夜色中遮挡起面容，他弯腰捡起烟盒，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陈可说，谢了。对方没有回应，回来坐在陈可的旁边，掏出自己的烟递给陈可一根，又帮陈可点上火，问，那酒吧给你多少钱？陈可疑惑地转头问，你谁呀？对方没有回答，继续说，在这种酒吧里唱歌挺没劲的吧。陈可忽然想起来，这人就是那晚独自坐在角落里的人。那人又问了一遍，那酒吧给你多少钱？陈可说，一个月零零散散加起来五六千吧。对方说，那我就给你六千。陈可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搬家，从仓库里翻出来一个DEMO，我听了，你的歌有点意思。

陈可惊喜地站起来，说话升了一个调，你是唱片公司的？对方的长发被夜风吹起，点了点头。陈可说，你想签我？对方说，你先坐下。

陈可重新坐下，努力平复情绪。对方继续说，我确实听了你的DEMO，你的作品很有想法。陈可激动地等待着，然而对方话锋一转，说，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和你签约，你的歌虽然还行，可还差那么点感觉。他伸出左手，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大概一公分的距离，继续说，我今天其实是特地来找你的，就想搞清楚一件事。陈可问，什么事？对方说，如果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能不能写出一首让我满意的歌，一首就行。

那天晚上，陈可的人生大起大落。他并不知道那个在派出所门口递给他一根烟的男人，后来会成为他的经纪人。陈可那个时候只想写出一首好歌。

一首就行。

我对陈可说，后来的故事我已经猜到了，你顺利写出一首让他满意的歌，成功签约出道，成为一个有资格把演唱会海报贴在我店里的知名歌手。然后之前演唱会取消，你跑到我这里一边喝酒，一边说我的酒不好。现在你想回北京继续录专辑，但你的经纪人却在这里给你联系另一个演出的机会。不过，虽然有点遗憾，但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再也不用住在合租房里了。

陈可盯着眼前的酒杯，对我说，上次那酒你还好意思提？我说，那个酒现在已经免费赠送了。陈可说，你猜得差不多，但有一点是错的。我问，错在哪？陈可说，写那首歌的过程一点都不顺利。

陈可告诉我，以前他写歌很快，但是在得到经纪人的承诺以后，他的灵感却突然消失了，大脑一片空白。这种感觉非常陌生。陈可手足无措，尝试着写了几个段落，难听到令他羞愧。整整一周过去，陈可面前摊开的那张白纸依旧是白纸，上面没能落下一个有价值的音符。

他开始怀疑自己根本就没有才华，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而已，他陷入对自我的否定中，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他甚至认为自己活着的意义就是制造一堆无用的垃圾，试图去给这个本就破烂不堪的世界扔进去更多的噪音污染。

后来的日子里，陈可几近崩溃，他陷入失眠，整夜盯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天亮后继续抱着吉他呆坐一天，沉默如同雕像。又过了一周，他开始用暴力的方式胡乱弹琴，手指一次次被琴弦划破。

2017年7月31日，距离期限结束前的最后一个下午，陈可的琴弦断了。

不知何时开始，陈可变成了一个迷信的人。他在那一刻无比确信，这根断掉的琴弦就是他的命运。他没有备用的琴弦，也没有备用的生活，一切尘埃落定，只等丧钟敲响。陈可把吉他放在一边，沮丧地躺在床上，看时间分秒流逝，理想灰飞烟灭。他仿佛又回到了属于他的平庸世界里。

就在这一刻，陈可想再去一次新街口。

以前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因为离得近，陈可去过几次新街口，那里琴行林立，挂着他买不起的一切。他无数次想象过拥有那些昂贵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现在他想再去看一看，哪怕只是作为一次告别。

陈可乘地铁到了平安里站，出来之后，他听到一阵吉他声从远处传来，他寻声而去，看到一个流浪歌手正在街边抱着吉他弹唱，她看起来饱经沧桑，目光却坚毅如月夜。

歌手的面前放着一个琴包，陈可猜那应该是用来放钱的，但里面却没有一张钞票。他在旁边听了一会，发出一声苦笑，他想，这个人的现在也许就是我的未来，想到这里，陈可把口袋里仅剩的一点钱都掏了出来，扔进面前的琴包里，流浪歌手愣了一下，随即对陈可友好地笑了笑。歌声未停，陈可继续向新街口南大街走去。

陈可来到一家琴行，里面的店员是个清瘦的男生，看上去比他还年轻，店员走上前问，需要点什么？这一下把陈可问住了，他本来只想随意看看，又觉得不太好意思，想了想说，给我拿一套琴弦。陈可选择了一套达达里奥的琴弦，准备付钱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把身上的现金都给了地铁口的流浪歌手。他脸一红，正要把琴弦退回去，忽然看到柜台后面放着一块红色的单块效果器。

陈可自己使用的，是他带来北京的ME80综合效果器，综合效果器的优势是方便快捷，音色丰富，性价比更高，大多数需要的音色都可以用它调试出来；缺点也很明显，就是音色过于干瘪，塑料感强。相比之下，单块效果器的音色更加饱满真实。但是，一个单块只能提供一种音色类型，若想调试出复杂丰富的音色，就需要购买大量的单块相互串联，成本也自然暴涨，不是陈可能够玩得起的。

那块效果器摆在很多知名品牌中间，显得非常突兀。陈可一眼就看出来那是手工制作的，上面没有品牌，旋钮旁边的字也是手写。陈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在尚未听到这款效果器发出的音色之前，就已被它深深吸引，他试探着问店员，这块是什么音色？店员说，失真，不是特别重，八十年代老金属的感觉，说不明白，你要不要听听？陈可说，这是谁做的？店员说，我们这以前一个吉他老师自己做的，他现在已经不干了。

陈可顺着店员的手指望去，看见角落里一个破旧的木牌上写着：吉他教师：杨思凡。旁边立着一个谱架，除此之外空空如也。

陈可把心一横说，行，我听听。

店员从墙上取下一把吉他，连接上效果器和地上那台落满灰尘的马歇尔音箱，拧开音量旋钮，轻轻弹响一个音。

陈可知道他已经不需要更多了。

这个音色深深地触动了他，那些此前纠结在一起的困惑、烦恼和焦虑，在此刻全然开解，碧空万里，波涛汹涌，陈可的心中一片坦荡，再无任何事情能够将他击倒。陈可问店员，这块效果器多少钱？店员说，一千五。陈可知道这个价格绝对公道，但对他依旧是个不小的负担，他接着问，最低多少钱？店员说，一千五。

陈可的倒数第二个问题是，他还剩下多少钱？

算上唱片公司那人给的生活费，卡里顶多还有三千，如果拿出一半的积蓄买一块并不需要的效果器，除非陈可疯了。

所以，陈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最近的提款机在哪里？

陈可讲完了他的故事，对我说，现在你知道那天为什么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了吗？因为我遇到了我命中注定的音色，我相信那个效果器存在的意义，就是等着我把它带走，所以在离开琴行以后，我决定留下那个瞬间，拿出我像素极低的破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把它做成了海报封面。

我看着海报里陈可洋溢的笑脸，他站在人群中，身后人来人往，一切与他无关，那一刻他拥有全世界。我完全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快乐，因为同样的感觉也曾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不过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再次认真地看着这张模糊的海报，觉得如此熟悉，不是里面的场景，而是里面的人。

陈可说，回到出租屋以后，我惊喜地发现我的灵感回来了，仿佛是上帝握住了我的手，借用我的躯体写下了那首歌，我只是负责替神记录下来。我把那首歌发给了我的经纪人，后来的事情就和你说的一样，我顺利得到了签约的机会。陈可问我，你想听听这首歌吗？

我说，当然。

陈可拿出手机，按下播放键，悠扬的旋律在我的店里响起，我和陈可面对面沉默着，许久，陈可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这是一首天才之作。

02 如果你发现我骗了你，也请不要拆穿

第四场

2012年，在那个足以改变杨思凡命运的下午，杨思凡忽然意识到，无论今后的人生如何发展，眼前的瞬间都将反复在他的记忆中闪回。他看着刚刚走进来的姑娘，联想起自己长达二十七年的平庸生活，为此刻的心动感到惶恐与羞愧。旁边的学员问杨思凡，老师，我弹得对吗？杨思凡回过神来，对学员说，挺好的，再多练习几遍。

杨思凡在位于新街口南大街的“七天”琴行里教吉他。他只有四名学员，都是附近学校的中学生。这帮孩子没有一个是自愿来的，他们个个面露难色，苦不堪言，练琴如上刑。杨思凡倒是挺能理解他们的，自己小时候也这样，不过如今想来，幸亏当年母亲逼着他学习乐器，才让他不至于在成年后饿死街头。

他一边指导学员弹琴，一边假装不经意地瞟向刚才走进来的姑娘，让杨思凡难过的是，姑娘是陪同另一个男生来的，两人明显还在读大学，脸上稚气未脱，仍有青春洋溢的光泽，他们的手牵在一起，怯生生地看着满墙吉他，杨思凡想，如果我当年也能好好读书，没有因为一时冲动而中途退学的话，会不会也能拥有一段像这个男生一样幸运的时光？

这家琴行除了杨思凡之外，只有一名店员，他是个清瘦的男孩，年龄比杨思凡小，却被人称作老三。老三平时除了接待顾客之外不怎么爱说话，此时他走到那对情侣旁边，简单询问了几句。杨思凡在一边竖着耳朵，听明白了，男生想买把箱琴，在学校里组一支乐队，但他却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杨思凡眼前浮现出男生最终放弃的画面。

两个人都表现得极为拘谨，毕恭毕敬地听着老三为他们推荐一款价格虚高的泰勒牌吉他。老三打出一套混合了专业术语和销售话术的组合拳，成功将那把琴推销给了男孩，并打包售出了一个琴包，一个变调夹和一盒拨片——这些东西本来都是附赠的。

姑娘挽着男友的手臂，用甜腻的语气说，你得好好练琴，不能半途而废。男友笑着点了点头，准备付钱，姑娘却抢在前面说，让我付吧，你下个月就过生日了，到时候别再跟我要礼物。杨思凡心想，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有钱吗？男生没有拒绝，姑娘脸上挂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银行卡，这时候钱包里的另一张卡片被连带着飞了出来，正好掉落在杨思凡脚边，杨思凡低头捡起，看到那是姑娘的身份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闫娜。再抬头时，姑娘已在眼前，杨思凡及时将身份证递还回去，姑娘露出笑脸说，谢谢。杨思凡刚要开口，姑娘已经转身回到柜台前。

杨思凡想，这大概就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交集了，他得到一个名字，并在以后漫长的时光中时常想起这个短暂而永恒的瞬间。他已经开始为此感到恐慌，意识到这个瞬间将令他不得安宁。

贫瘠的人生给了杨思凡无穷的想象力，这大概也是他会爱上摇滚乐的原因，他必须不停地在精神世界里探索，才不会在枯竭的现实中化为风沙。作为一名吉他老师，杨思凡最喜欢的吉他手有两个人，一个是极端乐队的NUNO，另一个则是X-JAPAN乐队的松本秀人，可惜后面这位早就已经过世了。他也幻想过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死去，也许那能让他显得特别一些，然而尽管青春渐行渐远，他还全须全尾地活着，健康得连感冒都很少，这太不公平了。

距离在琴行遇到闫娜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杨思凡的心情总算是平静了一些。上周又来了两名新学员，他的收入随之上涨了一些，但并不足以改变他的贫穷。杨思凡此刻从平安里地铁站出来，走上新街口南大街。盛夏炎热，世界亦真亦幻，他靠自己身体里写好的程序精准地生活着。

刚进店里，坐在角落的老三立刻站起来说，帮我盯一会，我出去一趟。杨思凡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没说话。他其实好几次都想劝劝老三，别再赌了，早晚连底裤都输进去，但是一直张不开嘴。

老三走后，杨思凡一个人看店，等着下午的学员。店里的空调最近不太好用，一阵冷一阵热，杨思凡拿起遥控器边按边拍，店门推开，随即追进一道炫目的阳光，让杨思凡感到一阵短暂的眩晕。

他没想到自己会再次遇到闫娜。

闫娜这次是自己来的，杨思凡努力克制住自己，平静地摆出并不记得她的姿态，对闫娜说，你好，需要点什么？闫娜背着上次从这里买走的吉他，怯怯地说，那个，我的琴弦断了。杨思凡说，换弦是吧，要哪种？闫娜说，我也不太懂，跟这个一样的就行。

杨思凡惊喜地察觉到自己在气势上占了上风，端起姿态，缓慢地点了点头说，琴拿出来我看看。闫娜将吉他取出递给他，断掉的是一弦，他从柜台里取出一套琴弦，明知故问，你自己会换吗？闫娜羞涩地摇了摇头。

杨思凡不再说话，将吉他上原本的琴弦一根根拆下来，再将新的琴弦装上，用卷弦器分别拧好，调好音，最后还做了简单的清洁，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熟练且骄傲。换好琴弦，杨思凡随手扫了两下，刚想把吉他还给闫娜，忽然热血上涌，兀自弹奏起来。

弹了一段，音乐戛然而止，杨思凡将琴还给闫娜说，弄好了，还需要别的吗？闫娜说，不需要了，多少钱？杨思凡说，算了，免费，上次你们买琴的时候也没讲价，这套弦就送你了。闫娜说，原来你还记得。杨思凡心里暗叫不好，装了半天陌生人，一句话露了馅。他尴尬地笑了笑。

闫娜又说，你弹得可真好，刚才那个曲子叫什么？杨思凡就等她这句话呢，对闫娜说，这是X-JAPAN乐队的著名歌曲《Forever Love》，不过是我自己改编的纯旋律版本。闫娜说，你可真厉害，我男朋友就不行，他都不怎么练琴。

这一句话把杨思凡打回了现实。闫娜这句话表面上是在抱怨，但语气中依旧是掩饰不住的甜蜜，自己终究只是个局外人。他沮丧地对闫娜说，当个爱好就行，等你们毕业了就知道，你们有比我更好的未来。闫娜似乎根本没有感受到杨思凡情绪上的起落，谈及男友让她兴奋起来，她接着说，我男朋友还想着在年底的建校庆典上表演呢，我看他这么懒，到时候怎么上台。杨思凡没有再说话。

闫娜最后在她不断的道谢声中离开，杨思凡送她到门口。望着闫娜远去的背影，他独自站在门口点起一支烟，阳光依旧刺眼，夏天的残忍正在此刻。他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时，他还是他，闫娜还是闫娜，新街口也还是新街口，一切从未改变。

这一年圣诞节前夕，人类安然度过了传说中12月21日的世界末日。此时北京街头四处奏响铃儿响叮当的旋律，商品促销的广告宣传单漫天飞舞，七天琴行的门口也摆上一棵塑料制作的圣诞树。

浓厚的节日氛围令杨思凡愈发孤独，他仅有的几个学员也随着年关将至主动停课了。杨思凡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闲散人员，终日无所事事，只能偶尔来店里和老三大眼瞪小眼。

闫娜第三次出现的时候，穿着白色羽绒服，戴着毛线帽子，像个雪人。她依旧背着那把泰勒吉他，杨思凡在惊喜中刚准备上前迎接，老三抢在前面接待了闫娜，毕竟这是人家的工作。杨思凡只好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屁股像着了火似地坐不住。

闫娜对老三说，请问你们这里收二手吉他吗？老三问她，怎么了？闫娜卸下背后的琴包说，这把琴就是在这里买的，我想卖了它。老三说，不好意思，我这不收二手。闫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失望，眼里的光黯淡下去。她说，好吧，麻烦你了。她再次背上吉他，看起来异常艰难，仿佛那把吉他有她承受不了的重量。她转身要走，早已急不可耐的杨思凡猛然蹿起来说，等一下。闫娜站住，杨思凡继续问，这把琴怎么了？闫娜说，就是不想弹了。杨思凡说，你拿出来我看看。

琴弦还是上次杨思凡换过的那套，从使用痕迹上判断，后来这把琴应该没怎么弹过，琴头的边角上有一处轻微磕碰的痕迹，并不明显，其他基本是新的。杨思凡前后检查一番，又转头看着闫娜，闫娜的眼睛很美，睫毛很长，小脸冻得通红，更显得羞涩可爱。身材在夏天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不是性感的那种，但透着一种特别的清纯。不过要说全身上下最让杨思凡喜欢的还是她的手指，修长细腻，像是少女漫画家的作品。

杨思凡欣赏了一遍后说，这琴保养得还行。闫娜惊喜地问，那你是要收吗？这句话一下子让杨思凡冷静下来。他平日生活拮据，到了年底，更没钱收这么一把琴了。

他咬咬牙对闫娜说，我收了。

最后杨思凡付给闫娜原价八折的价钱，闫娜连连道谢，杨思凡脸上挂笑，心里滴血。

送闫娜离开后，杨思凡一回头，见老三不怀好意地看着他，杨思凡心虚地问，怎么了？老三说，这把琴就放店里吧，我找机会给你卖了。杨思凡说，为什么呀？老三说，你真当我看不出来，我劝你别惦记了，人家有男朋友。杨思凡说，我没懂你什么意思。老三说，废什么话，卖还是不卖？杨思凡说，卖。

两人一同出门抽烟，街上虽然热闹，但依旧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杨思凡忽然伤感起来，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能维持多久，自己还能在北京度过几个冬天，经历几场大雪。他突然有点希望世界末日是真的。他问老三，最近还玩吗？老三说，不玩了，家底都掏空了，外边还欠着几万，这回真戒了。杨思凡说，那就好。老三似乎也被杨思凡的伤感给传染了，问道，你最近也没什么课，不想干点别的吗？杨思凡说，我在做一个效果器。老三惊喜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什么时候拿来让我看看。杨思凡说，还早呢。他把香烟扔在地上踩灭，说，我出去走走。

如果有哪一刻让杨思凡彻底相信了命运，那就是现在。当他穿好外套，沿着自己无比熟悉的这条路漫无目的地行走时，不知不觉间又来到了平安里地铁站的门口，他在漫天雪幕下再次见到闫娜的身影，她坐在地铁口外面的台阶上，双手抱膝，头埋在臂弯里，身体一阵阵抖动。她在哭泣。

杨思凡意识到，老天正在一次次给他机会，如果神明在天上看着，想必此刻也在跟着着急。为了不辜负神明，杨思凡鼓起勇气，走过去轻轻拍了拍闫娜的肩膀。闫娜抬起头，脸上挂着泪痕，她迅速擦了擦。杨思凡问，你怎么还没走，出什么事了吗？闫娜摇了摇头，不说话。杨思凡说，你哭什么？闫娜说，没事，我走了。她的声音沙哑，起身准备进入地铁站。杨思凡在后面喊道，我请你喝点东西吧。

两人坐在肯德基靠窗的座位上，面对着面，杨思凡刚才的勇气已经在走来的路上消耗一空，只剩下拘谨和羞涩，一杯热牛奶在手里转了三圈，吹了六次，一口没喝。闫娜先开口道，刚才不好意思。杨思凡说，能跟我说说吗，到底出什么事了？闫娜说，是我男朋友。

杨思凡猜到了，他心里暗喜，表情淡定。

闫娜说，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我男朋友准备在校庆上表演。杨思凡说，有点印象。闫娜说，校庆就是上周。杨思凡说，他应该是没表演成吧，那把吉他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使用痕迹。闫娜点点头说，没错，他很快就放弃了，不过还是参与了校庆的一些其他工作。杨思凡阴阳怪气地说，真热心啊。闫娜说，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心。杨思凡预感到自己期待的事情即将发生，他在心里祈祷着，希望是出轨，希望是出轨。他问闫娜，为什么？闫娜说，他跟我们的一个学姐，也就是校庆的主持人好上了。杨思凡的脑中响起彩票中奖的礼炮声，他憋着笑，努力摆出遗憾的表情。闫娜继续说，最可恨的是，他们俩已经好了两个月了，那个学姐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他们俩经常在外面过夜。杨思凡说，真他妈不是个玩意。

闫娜说着又掉下眼泪，落入双手紧握的咖啡杯里。杨思凡心里愧疚，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为闫娜难过，也许自己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闫娜擦了擦眼泪，说，本来今年寒假想带他回去见我父母的，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杨思凡安慰道，这还解释什么。他端起牛奶在闫娜的咖啡杯上碰了一下说，祝贺你成功远离渣男。

杨思凡终于喝下他的第一口牛奶，心中的一些计划正在成型，他说，就算不能带他见你父母，你自己也要回去过年吧。闫娜说，那当然了。杨思凡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家是哪里的？闫娜说，一个小城市，叫千山，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杨思凡说，千山？闫娜问，你知道？杨思凡说，当然知道，我以前还在千山住过一段时间呢。闫娜面露惊喜地说，真的假的？杨思凡说，骗你干吗，而且我住的那段时间，千山还发生了一个挺大的连环杀人案，后来是一个女警察破的。闫娜说，对，那个案子特别有名。

共同的经历让杨思凡逐渐放松了下来，两人聊起各自在千山的经历，闫娜的心情似乎也有所好转。说到音乐和吉他时，话题转到了闫娜在千山时最好的闺蜜。闫娜说，她叫郑小文，也是玩乐队的，高中以后就不读书了，我来北京上学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说起来也挺遗憾的。我真的没什么朋友，但又特别容易孤独，后来认识我男友后，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没想到变成现在这样。

从肯德基出来以后，天色已晚，杨思凡找不到继续和闫娜待在一起的理由，只能磨磨蹭蹭地沿街行走。闫娜说，你别送了，我坐地铁回去。杨思凡点点头，看着闫娜远去的背影，就在那一刻，杨思凡再次感觉到神明就在头顶焦急地看着他。他双腿装了马达，几步追了上去，闫娜被他吓了一跳，问他，还有什么事吗？

直到三年以后，杨思凡依旧时常回味打开他们关系的那句话，当时的杨思凡问闫娜，你想不想喝酒？

第五场

当闫娜敲定去日本自由行的计划时，已是2015年，杨思凡本来也想一起去，但是他的签证没有批下来。他们躺在床上，闫娜安慰他说，没关系，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杨思凡说，哪有那么多下次。闫娜说，呸呸呸，别说这么丧气的话，再说了，这次去的还有我爸妈，你真想和他们俩一起旅行？杨思凡脑中浮现出自己面对闫娜父母的画面，立刻感觉到恐惧，事实上他们虽然已经交往了这么久，但杨思凡还没有和闫娜的家人正式见过面。每次闫娜放假都是独自回到千山，两人只能靠视频联系。

杨思凡把思绪扔到一边，翻了个身，又搂住闫娜的腰，手钻进闫娜的睡衣里向上试探。闫娜发出清脆的笑声说，刚起来你就不老实，杨思凡说，我愿被你榨干。

闫娜回身配合着杨思凡，两人熟练地做了起来。中途闫娜忽然失声痛哭，杨思凡不知所措，他看着泪水滑过闫娜的脸颊，打湿她的枕头，停下来关切地问，你怎么了？闫娜边哭边摇头说，我不知道。

当闫娜终于止住眼泪后，他们抱在一起，杨思凡问，你刚才为什么哭？闫娜说，没什么，你不要再问了。杨思凡点点头，不再追问。闫娜说，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表白的时候说的什么吗？杨思凡脸一红说，那能忘吗。闫娜破涕为笑说，你问我想不想喝酒，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杨思凡沉默了一下，问闫娜，你听过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吗？闫娜翻了个身，面对着他，摇了摇头。

杨思凡说，在遇到你之前，我的生活就像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一样，精准，平稳，没有波澜。我已经看到了自己五十年后的生活，可悲的是，那时的我和现在一样，我将在空虚中度过一生，能让我坚持下去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音乐，一个是酒，音乐让我兴奋，酒让我麻醉。闫娜说，想不到你还挺会煽情。杨思凡说，在遇到你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后来我想了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于是我就开始做效果器，希望至少在我死了以后，还有一个音色能够让人记住我，但是现在我有了你，过去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闫娜捧起杨思凡的脸说，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杨思凡说，当然。闫娜说，把你的效果器做完。

杨思凡认真地点了点头。

闫娜起床，他们各自消化刚才的温存，闫娜忽然再次凑近，深情地看着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杨思凡紧张起来，说，这气氛不对劲啊，我犯什么错了？闫娜微笑着说，你是不是看过我的身份证？杨思凡说，我当什么事呢，每年你回家的机票都是我给你订的，当然看过啊。闫娜说，我说的是第一次。杨思凡问，什么第一次？闫娜说，就是第一次，我跟我前男友去琴行买吉他的那次，我的身份证掉在地上，是你捡起来的。杨思凡茫然地点点头。闫娜继续说，你就是那个时候知道我是千山人对吧，然后自己去网上查了一些关于千山的事情。杨思凡没有否定，问闫娜，你怎么知道的？闫娜说，我们在肯德基的那次，你说你在千山住过，其实根本就没有，你就是为了跟我套近乎，对不对？杨思凡不说话。闫娜说，你说的那起案子，其实是一个外地去的前警察破的，他属于编外人员，后来也没有写在新闻里，但是千山人都知道，所以你只是看了新闻对吗？杨思凡尴尬地说，原来你那时候就知道了，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拆穿我？

闫娜轻轻地吻上杨思凡的脸，说，我就在想，如果以后我骗了你，你也不会拆穿我。

视频接通，闫娜穿着一件粉色的碎花浴衣，出现在杨思凡的手机屏幕上，她对着镜头挥手，张了张嘴，随后延迟的声音才传过来。闫娜问，想我没有？杨思凡对着手机坦白道，想了。

闫娜应该是在一个传统的日式旅馆中，背景是一个榻榻米房间，中间放着一张矮桌，两把和式椅，角落还立着一个暖炉。闫娜告诉杨思凡，她现在已经离开东京，到了栃木县一个叫做日光的小城里，下午游览了著名的东照宫，刚刚回到旅馆泡了温泉，正准备去吃晚饭。

杨思凡安静地听着闫娜描述他没有见过的景色。闫娜显得很激动，说话时手舞足蹈，但网络延迟总让画面卡顿拖影，令杨思凡一阵阵走神，闫娜说着说着，中途停顿，半个身子探出屏幕，对画外应了几声，再次回来时告诉杨思凡，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她爸妈正在催她。杨思凡体贴地说，那快去吧，别让叔叔阿姨久等。他们隔着屏幕互相飞吻，闫娜的身影静止，通话结束，退回原本的聊天界面。

杨思凡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片茫然中。闫娜给他发来一张在旅馆里的自拍，杨思凡回复了一个爱心的表情。他看着这张照片，思念随后汹涌而来，很快将他吞没。这时，他在照片的角落里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东西。他将照片放大，那个东西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上面还包着未拆的封套。虽然模模糊糊，但杨思凡还是辨认出来，那是X-JAPAN乐队的黑胶唱片，只在日本发行的限量版。

杨思凡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一直以来，杨思凡以为闫娜对他的爱好并不感兴趣。他知道这并不代表闫娜不爱他，但杨思凡的确有几次在想要分享自己所爱的乐队时选择了沉默。哪怕他们已然如此亲密，他依旧恪守着人与人之间严格的分寸感，杨思凡害怕在进入自己熟知的领域后，他会不由自主地变得自大和讨厌，所以这些年过来，感情越强烈，杨思凡就越谨慎。

杨思凡猜想，闫娜之所以没有在刚才通话时提到这张唱片，是为了回国后给他一个惊喜。他当然也乐得配合，虽然一切尚未揭晓，这份时差一个小时的感动已经深刻地触及杨思凡的内心，悠长的思念让杨思凡无处可逃，心乱如麻。杨思凡意识到，他们虽如此相爱，生活中却仍有难以逾越的错位和一些无法共度的时光。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弥合这条缝隙。

杨思凡的决定是，他要向闫娜求婚。

求婚的计划是这样的：

首先，杨思凡给远在日本的闫娜发了条信息，轻描淡写地询问她的跨年夜安排。闫娜的回复是，那时候她已经和家人从日本回到千山，她听说千山游乐园里要举办跨年烟花秀，好像还有一些表演什么的，所以准备和家人一起去看一看。

掌握了闫娜的行踪，杨思凡便有了计划的起点，他在网上查找到千山游乐园的主页，果然看到在醒目的地方打着跨年烟花秀的广告。宣传页面上说，除了零点的烟花之外，他们还特地从俄罗斯请来了一支歌舞团体现场表演，当天会有免费的酒水饮料，以及每个小时一次的抽奖活动。杨思凡将页面下拉，看到底部一排灰色的小字写着：诚招志愿者。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

杨思凡拨通了那个电话，接听的是一个女人。他询问对志愿者的要求，得到几个消息：年龄在18-50周岁之间，男女不限，没有工资，但可以免费享用餐厅里的汉堡。至于工作内容，有两个类型可选，一个是协助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的排队秩序，但必须在固定的位置，另一个是扮成玩偶，现场派发海报，与游客合影，可以随意走动。

杨思凡选择了第二种。他在电话里简单登记了自己的基本信息，对面表示会进行评估，尽快联系他。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杨思凡消磨时间的方式依然是制作他的效果器，既然已经答应闫娜会把这件事做下去，那便是一个承诺。他全情投入，进展飞快，这项耽搁了几年的工作忽然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尾声，令杨思凡自己也感到惊讶。他的内心涌起一股不舍，仿佛即将与某一个时期的自我告别。

杨思凡并不知道做完这块效果器后，他还能再做些什么，于是他强迫自己停了下来。

游乐园是在第三天给杨思凡回复的，他顺利通过了志愿者审核，对方只是反复确认杨思凡会在规定的时间前去报到。此时距离闫娜从日本回国还有四天，距离2016年的到来仅剩一周，又一个圣诞将至的时刻。

挂断电话后，杨思凡套上羽绒服，多日来第一次走出房门。他发现外面已然大雪纷飞，闪着彩灯的圣诞树随处可见，每个角落里都在播放着铃儿响叮当，一如多年前闫娜掩面哭泣的下午。他一阵阵恍惚，时间仿佛在他的眼前凝固了下来。

杨思凡坐地铁来到朝阳大悦城，挤过川流的人群，站在一个珠宝柜台前。他始终不明白那些透明的石头和金属镶嵌在一起后，为什么可以标出如此惊人的价格。盘算着自己的积蓄和接下来的预计花销，杨思凡最终选择了一枚小巧的铂金戒指，将银行卡递给店员，接过一张小票和一个礼盒，放进背包里，回到地铁上，换乘机场快轨，直奔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

由于雪天延误，本该在晚上八点起飞的航班，一直到深夜才离开北京，杨思凡看着脚下的霓虹灯逐渐变为一片模糊的光晕。飞机驶入无边黑夜，身边响起其他乘客的鼾声，他无法入眠。经历两次气流颠簸后，飞机终于在凌晨降落在千山花河机场。

刚从机场出来，杨思凡便被一股寒流穿透。他无数次听闫娜描述她的家乡有多么寒冷，但还是低估了这里的冬天，他迅速钻进一辆出租车，来到花河东街一家他提前预约好的旅馆。

旅馆在一个逼仄的胡同里，装修简陋，前台姑娘并没有检查他的预约短信，甚至没有登记他的身份证，直接扔给杨思凡一张房卡。房间里暖气很足，但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床单上斑斑点点的痕迹清晰可见，杨思凡躺在上面，惊觉已经过了凌晨三点。

杨思凡在半睡半醒间度过几个小时，再次睁开眼睛时，窗外阳光明媚，灰尘在光线中飞舞。他起身冲了个热水澡，换了身衣服，但外面依旧只有那件单薄的羽绒服，离开房间，路过前台时看到那里已经换了人。他走出旅馆，在寒风中拦下一辆出租车，二十分钟后抵达游乐园。

游乐园的大门口张贴着跨年活动的宣传海报。杨思凡找到门口保安，询问到接待志愿者的办公室方位，穿过一些陈旧的游乐设施，一路弯弯绕绕，听着鬼屋里的恐怖音效和过山车上呼啸而过的尖叫声，终于在一栋旧楼里找到了和他通过电话的女人。杨思凡自报姓名，女人很高兴，她似乎没有想到杨思凡真的会来。

杨思凡随后填写了一张表格，又在一份免责声明上签了字。女人带他来到了另一个发着霉味的幽暗房间里，打开房间灯光，杨思凡顿时魂飞魄散。

眼前赫然站立着一排造型诡异的动物，用狰狞疑惑的眼神盯着杨思凡。他定了定神，认出眼前的动物只是挂在衣架上的玩偶套装：蓝色的恐龙，绿色的老虎，以及一只粉色的熊。这些玩偶在游乐园里看起来可爱，放在这里则显得异常可怖，女人说，选一个喜欢的吧。

他最后选择了那只粉色的熊。

约定好工作的时间，杨思凡离开游乐园，在千山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试图体验这个闫娜从小长大的城市。寒风依旧不遗余力地欺负着他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他想买一件新的棉衣，最后还是放弃了，他想，此刻的寒冷恰好能够使他保持清醒。十分钟以后，杨思凡意识到自己已经清醒过头，无法再坚持了。他打车回到旅馆，发呆至深夜，直到肚子里发出的声响提示他已经整日粒米未进，杨思凡才不得不再次走出旅馆房门，去找点东西吃。

马路对面，他看到个能吃简餐的酒馆，酒馆的牌子上写着：孤独之心。他决定就在这里解决晚饭，除了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家饭馆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家店的名字让他想起一张经典的摇滚专辑。

第六场

这些年时间飞速划过，不容深思。外面的世界变化巨大，一些新鲜的事物正在兴起，一些新鲜的话题快速更迭，而我和我的小酒馆却在这样的洪流中愈发沉默，对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

我有时会想起一些人，但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时刻，这使我难以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念他们。生活总是更直白，也更紧迫。小酒馆里的顾客日渐减少，我无力回天，原本被我用来逃避现实的小店突然成为了我生活中更现实的问题。上一个来这里的客人还是那个叫做陈可的歌手，但他现在也不来了，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正当我犹豫是否闭店休息的时候，一个男人推门而入。他怔了一下，似乎也惊讶于店里的荒凉，怯怯地问，今天营业吗？我说，营业，你是第一个客人。他说，我记得当年我来的时候，这里还很热闹。

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的酒量是真好。他从下午到来以后，点了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直喝到晚上，空酒瓶已经撤下去两桌，他还是一口一口，不紧不慢，有节奏地往自己肚子里灌酒。

虽然这桌的营业额不高，但苍蝇腿也是肉，我只能继续伺候着。我今天也是倒了霉，这人光喝酒还不够，从进门开始他就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述他的悲惨经历，刚开这间小酒馆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还要顺带接陪聊的工作。眼下一堆活要干，我几次借故想走，但我看他那个臊眉耷眼的样子，似乎随时可能哭出来，又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

他端起酒杯，再次一饮而尽，看我有点走神，问我，我说到哪了？我回过神来，反问，对啊，说到哪了？他面露不悦地说，我刚进屋的时候告诉过你，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家店，你说你不记得我，好，不记得就不记得，毕竟过去了那么久，不怪你。可是我给你讲我的故事，你还是心不在焉，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没劲？我连忙解释，你误会了，你刚才讲的我一直在听。他说，那你给我重复一遍。

我说，你告诉我，你以前在北京工作，是一个琴行的吉他老师，后来在那里你认识了一个姑娘，那姑娘叫什么来着，什么娜。他说，闫娜。我说，对，闫娜，你们两个交往了好几年，你决定跟她求婚。闫娜是千山人，所以你在2015年的12月31日，跑到千山游乐园实施你的求婚计划，可是到了那一刻你才发现，一切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他见我成功复述了一遍，像审查我的老领导似的微微颔首，对我说，但你还漏掉了两个细节。我问，什么细节？他说，我以前做过一个单块效果器，你记得吗？我说，记得。他说，后来我把那个效果器放在我工作的琴行里，让我哥们帮我代卖，那时候我已经辞掉了教吉他的工作。我问，你为什么要辞职？他说，没什么意思了，学员越来越少，挣的都不够花的，而且，在千山经历了那些事以后，我发现我也待不下去了，想换一种生活。

我问，那另一个细节呢？

他说，就是那张X-JAPAN的黑胶唱片。我问，唱片怎么了？他说，那张照片是我在闫娜发给我的自拍里看到的。我说，这段我记得，给你感动坏了。他说，对，当时我以为那是她买给我的礼物，可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唱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和她一起去日本的男的买的。

我连忙打断，说，等会，进展太快了，我没跟上，你不是说她是和父母一起去的日本吗？他摇了摇头说，不，她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她去日本的事情，那个时候她已经和那男人交往很长时间了。我坐正说，有点意思了。他苦笑一声说，可不是有意思吗，她前男友怎么背叛她的，她就怎么背叛我的。

我看着桌上杯盘狼藉，仅有的两个凉菜早已见底，而面前这个人显然还没到量。我问他，用不用给你加两个菜？他眼光一闪，阴霾的空气一扫而空，开心地说，好啊，来俩硬菜，是免费的吧。我说，想什么呢，我开店做慈善啊？他再次臊眉耷眼地说，那不用了，就这么喝吧。

这是我开店以来遇到的最难伺候的角儿。我现在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了，只希望他能顺利地把他的故事讲完，不要逃单，我非常愿意给他打个折。我问他，后来你是怎么知道你女友出轨的？他说，就在千山游乐园跨年的时候。

他对我讲，在跨年夜当晚，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穿上了那身粉色玩偶熊的衣服，在游乐园里派发传单，偶尔与人合影，一边工作一边寻找闫娜的身影。那天现场很热闹，游客众多，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根本没办法在这么多人里找到她，眼看着零点的钟声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她压根就没来呢？那我所有的计划，还有这些天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毕竟她也只是口头上说过会和家人来这里跨年，而我为了不让她识破我的计划，再也没有追问过。我很有可能像个傻逼似的，白白在这里当了一回志愿者。

我说，话不能这么说，毕竟还有免费的汉堡。他说，也对，你这里有什么免费的吗？我说，没有。他瞪了我一眼，接着说，就在我越想越觉得不靠谱的时候，我看到了她。

我面前的闫娜还是那么美，甚至比以前更美。在北京的时候，她是一个学生，乖乖的，有点羞涩，但是在她自己的家乡，她却散发着另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是一种因为自信所带来的性感。那一刻我第一次发现她成熟了，不再是个小女孩了。为此我既惊喜又疑惑，因为我并没有见证她从女孩变成女人的过程，这一切好像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时候发生的。

闫娜独身一人，四下张望，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我看着广场中间的电子时钟，还有几分钟就到2016年了。我坚信，这是老天又一次帮了我，我必须得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于是我向她的方向走去，她转过头，我们眼神交汇。她当然不知道藏在玩偶熊里面的人就是我，可她依然对我投来一抹笑容。我的手里紧握着求婚戒指，脑中排练着单膝跪地的场景。

这时，有人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男人，个子挺高，梳着背头。那个男人对我说，能和你合张影吗？我再次瞄了眼电子时钟，想要拒绝，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他却表现得好像我已经同意了似的，不由分说地搂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已经把自拍杆伸向远处。我很无奈，只好等着他按快门。这时候，我听到那男人嘴里说出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他喊道，闫娜，快点过来。

我看到我的女友露出喜悦的眼神，但我知道那眼神并不是给我的。她小跑着过来，也站在了我的旁边，两人一左一右把我围住，对着镜头微笑起来。电子时钟还在耳畔滴答作响着，那时候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都在等待着零点的烟花。

男人对我说，不好意思，你能摆一个V字的手势吗？我把求婚戒指按在手心，缓缓举起，对着镜头竖起两根巨大的粉色手指。

零点的钟声敲响。

天空中绽开绚丽的烟花，游乐园亮如白昼，陷入一片欢腾中，快门声同时穿过夜幕，定格在这个瞬间。结束以后，那男人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谢了。他们把我扔在一边，在烟花下，我看着他们拥抱在一起。

这个故事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听这个男人讲了一晚上，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勾起了我的兴趣，但我又不好表现得太过兴奋，只好尽力摆出一副遗憾的表情说，想开点吧兄弟。

他告诉我，他在第二天默默飞回北京，回到自己冰凉的出租屋里，那里除了多了一些灰尘之外，一切如旧。他随后给闫娜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闫娜的语气依然平静，但他已无法再感知到丝毫爱意。闫娜似乎听出了他语气中的低落，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憋着一肚子恶毒的话语，却在最后时刻失去了说出口的动力。他想起闫娜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以后我骗了你，你也不会拆穿我。

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闫娜，我们分手吧。

电话里久久沉默，只有均匀的呼吸声，过了很久，闫娜说，好。

杨思凡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三年的爱情，大梦初醒，窗外是北京难得一见的蓝天，小区里散步的人也比平时多了一些。他走出门去，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来到了他最熟悉的新街口。这里的热闹一如往常，无数繁杂的声音吞没了他和他的往事，丝毫不留情面。

杨思凡辞去了在琴行教吉他的工作。

时间风卷残云般划过，日期在杨思凡的生活里变成毫无意义的数字。他陷入对效果器的制作中，与世隔绝，几近疯狂。每次即将完成的时候，他便全部拆毁，从头开始，如此反复，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无数个与悲伤为伴的漫漫长夜里，某个时刻，杨思凡忽然停下了脚步，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一年须发疯长，惊觉自己已然老去。

他知道是时候了。

杨思凡将那块效果器连上吉他和音箱，凝神屏气，轻轻拨动琴弦，一个撕裂般的失真音色劈开夜幕，降落在他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里。那正是他所期待的音色，是足以总结他过往三十年人生的音色，他将因此被铭记。杨思凡惊喜地看着自己的作品，随即一股失落便蔓延开来。这块效果器做得过于完美，找不到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意味着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世界已不再需要他。

第二天一早，杨思凡剪掉了长发与胡须，将自己打理干净，走出门去。

那是2017年的春天，万物复苏。

杨思凡带着这块效果器来到七天琴行，对老三说，帮我卖了它。老三接过效果器，动了动嘴唇，但最后什么都没问，只是念叨了一句，思凡。这是他印象里老三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后来的几个月，杨思凡努力回归生活。他打了几份零工，攒下一点钱，想要弥补自己缺失的一年。到了这一年的夏天，7月31日，那天烈日当空，老三打来电话，告诉他效果器卖掉了，问要不要现在把钱转给他。他说，好。刚准备挂电话时，杨思凡又改变了主意，对老三说，我过去取吧。

那一天，杨思凡对一切释然了。他决定离开北京，想最后看一眼新街口。

随后的一年，杨思凡辗转不同城市，游遍山川湖海，居无定所，最后连老三也不知其踪迹。

直到2018年的最后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小酒馆里。我问杨思凡，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为什么又来千山？杨思凡说，因为，闫娜明天就结婚了。

就在这时，另一名顾客推门而入。

第七场

来的是一个女人。

她梳着干练的短发，身穿一件黑色大衣，对我笑了笑，眉眼间似曾相识。

我想也许是我干这行太久，导致现在看谁都眼熟。人类的样貌就那么几种，看多了谁跟谁都连相。我正这么想着，这个女人却否定了我的猜测，她对我说，不认识我了？

我疑惑地看着她，拼命调取自己的记忆库，时间向前回溯，定格于一个泛黄的画面中。我想起来了，对她说，你是小文？她说，两年多没见了吧。我说，是啊，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穿着婚纱。小文说，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看我胸来着。我一股冷汗涌出，她笑着替我解围说，没事，理解。

我安排小文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她还是点了和当年一样的酒，再加一个家常小菜，我对她说，老顾客了，再送你两个凉菜吧。她腼腆地说了句，谢谢。旁边那个纠缠了我一晚上的男人大着舌头说，刚才怎么不送我？我没理他，小文问我，谁呀？我说，刚认识的情种，喝多了。

男人大喊，你好，我叫杨思凡。我说，没人问你。

啤酒上桌，为了让自己不再陷入杨思凡的叨扰，我选择留在了小文旁边，问她，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要离开千山了，后来你走了吗？小文说，走了，我去了北京。旁边的杨思凡说，北京？我以前也在北京，你住北京什么地方？我打断他说，喝你的酒，怎么哪儿都有你。他说，没菜，要不你送我两个。我没接话。

小文对我说，两年前的冬天，你把你的吉他送给我，我带着一起去了北京。我本来的计划是在那边重新组一支乐队，因为我听说全中国玩摇滚最好的人都在北京，可是到了以后我才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容易，光是活下去就已经不容易了。我在霍营租了个房子，因为听说那里是摇滚乐队的聚集地，到了以后才发现早已今非昔比。我前后加入了三支乐队，最长的维持了两个月，一场演出没有，全都解散了。最后一支乐队是从出租屋里逃出去的，欠了房东三个月房租，我没听说这件事，房东找上门的时候，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被迫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房东，还被扫地出门，身上就剩下你送我的那把吉他。说实话，当时我想过卖掉它，不过你放心，我没有卖。

我说，如果卖掉它能对你有所帮助，我不会介意的。她说，这把吉他后来确实帮助了我，我靠着它在街头卖唱，流窜在不同的地铁口和地下通道里，虽然收入微薄，但总算勉强活了下去。

我问小文，你现在为什么回来了？她说，我听说我的前男友明天就要结婚了，新娘是我的闺蜜。我说，够热闹的啊。小文说，我早就知道他们搞在了一起，但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心里还是接受不了。我本来是想回来大闹一场的，但是到了千山以后，又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甚至已经不生气了。后来想起来你这里，我就过来看看。你这真好，什么都没变。

我想起来小文最后一次在我这里的场景，那时她告诉我，她在婚礼现场的照片中发现了男友欺骗她的证据，脑袋忽然像被谁敲了一下似的，此前堵在里面的记忆终于串成一条线。

我正想继续说话，旁边的杨思凡又过来了，端着酒杯，晃晃悠悠，让我想起我这里的常客孔老六。现在孔老六来得少，我竟开始想念他，据说孔老六是喝出了毛病，被家人管起来了。杨思凡自顾自地坐在了我们旁边，我说，回你自己那桌去。他对我说，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见色忘义，来了姑娘就不理我了。

小文抿嘴笑了笑，这一刻我发现她还保留着我最初见到她时的那种羞涩。这让我感到疑惑，因为当年我曾断定，羞涩只是她隐藏自己的方法，真实的小文是个气宇轩昂的摇滚女孩。可是现在我又觉得事实截然相反，也许，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杨思凡擅自用自己的酒杯碰了小文的酒杯一下，说，你好，我叫杨思凡。我说，断片了吧，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小文笑着说，我叫郑小文。

杨思凡露出一脸天真的表情，喃喃自语，郑小文？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我说，你前女友跟你说的吧？杨思凡一拍大腿说，对，就是闫娜跟我说的。

我看到小文的脸色变了。

我对小文说，那年你婚礼的时候，你发现你男友骗你，是通过那张他在游乐园里和一只粉色的玩偶熊合影的照片对吗？小文点点头说，没错，但我当时没告诉你的是，早在婚礼之前，闫娜就给我看过同样的照片，不过照片里只有她和玩偶熊，他们两个人都只给我看过照片的一部分，拼起来才是完整的真相。那年是2016年，游乐园里举办跨年活动，后来入不敷出，现在也不办了。

我回头看了看杨思凡，他终于不胜酒力，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指着他对小文说，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玩偶熊本人。

场面陷入一种微妙的尴尬中，过了一会，小文叹了口气，语气低沉地说，毕竟人家还能合影。

这句话让我想起伴随着小文的诅咒，这个诅咒曾一次次将小文推入低谷。我问小文，当年大仙教你改命的方法，后来又试过吗？小文摇了摇头，说，算了，我认命了。

旁边的杨思凡忽然惊醒，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他似乎在刚才短暂的睡眠中做了一个噩梦。我把他扶起，对小文说，我先处理这位。小文回了我一个优雅的微笑。我把杨思凡带回他的桌子旁，心里担忧他这个样子还能不能付钱。

杨思凡像一滩橡皮泥，被我放好以后，他对我喊道，上酒！我正想劝阻，抬头看到墙上一张破旧的宣传单，是我始终没能卖出去的淡啤酒，还在后厨放着。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喝，我每天都发愁怎么销掉这点库存。

宣传单的旁边贴着一张海报，那是上个月来的歌手陈可未能举办的演唱会海报。当时，他给我听了一首歌，就是那首歌让他打动了经纪人，最终成功出道。他说演唱会取消后，经纪人又给他联系了另一场演出，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对小文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陈可的歌手？小文摇了摇头。我接着问，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最后的重逢》？小文说，不好意思，我已经不听现在的音乐了。我说，这是我们的又一个共同点，不过，这首歌你是听过的。

杨思凡打断我说，酒呢？

我来到后厨，把最后一点库存的淡啤酒全部搬了出来。择日不如撞日，这些酒绝不跨年。我心一横，拿出对天鸣礼炮的架势将瓶盖依次起掉，发出一声声闷响，正准备把这些酒全部交给杨思凡的时候，看到他已经恬不知耻地和小文聊了起来。

他拉着小文的手说，你好，我叫杨思凡。我说，你说过两遍了，把手放开。

再次阻止了杨思凡后，我打开收银台上的蓝牙音箱。我想，尽管现在的音乐环境一天不如一天，但仍然有让人惊喜的天才之作出现，因为天才是不会随着时间消失的。世人来来往往，每天都有生命逝去，唯有作品让人永生。

我将蓝牙连上，音量开到最大，那首歌曲的旋律缓缓飘出。

小文的瞳孔张大，她对我说，这不是我的歌吗？

没错，在陈可第一次给我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小文当年穿着婚纱，在我的店里唱起的那首歌。那时候，这首歌并没有名字。

我对小文说，当年那个失去了灵感的歌手，就是在地铁口听到你的这首歌，并以此换取了本不属于他的未来。

我必须承认的是，尽管陈可抄袭了小文的歌曲，但他并非毫无作为。陈可为这首歌奉献了一个完美的编曲，尤其是这段长达一分半的吉他SOLO，更加提亮了这首歌原本的底色。他可能不是个好的歌手，但绝对是个优秀的吉他手，这一段SOLO精彩纷呈，几乎无懈可击。

已经烂醉的杨思凡忽然在一瞬间清醒过来，他双目明亮，如少年般凝视着我，仿佛此前所有的醉意皆是伪装。此刻，音箱里的吉他声将歌曲推向高潮。杨思凡说，这个音色，是用我做的效果器弹的。

最后一个困扰我的问题解开了。此前陈可还来这里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的海报眼熟——不是里面的背景，而是里面的人。但是后来我忙于顾店，便没有深究。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我在心里感叹，第一次遇见小文的时候还是2016年的冬天，而现在，已是2018年尾，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跨年了。

我对两人说，我们一起合张影吧。

小文说，你忘了吗？我是不能合影的。我说，我没忘，但你的诅咒早就解除了。小文不解地看着我。我指向墙上陈可那张已经泛黄的演唱会海报说，你看那是什么？

尾声

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下午两点十五分。

天气异常炎热，北京即将融化，整座城市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烦躁中，但这一切都与年轻的郑小文无关，此时她刚刚搬出霍营的出租屋，背着吉他卷入地铁站洪流一般的人群中。

郑小文在思考自己是否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去年冬天她没有从自己的婚礼现场逃出去，而是选择咬咬牙容忍男友的不忠，是否现在就不必过得如此狼狈？她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后悔，地铁频繁的报站声屡次打断了她的思绪。车门开了又关，乘客下来又上，令郑小文不得安宁。

走出平安里站，站在街头，毒辣的太阳炙烤着郑小文瘦弱的身躯。她感到一阵短暂的眩晕，热空气蒸腾着，液化般扭曲了眼前的景色。她向远处望去，那里是她的目的地——新街口南大街。她希望找一家琴行，卖掉手里这把马丁D28吉他，换点钱糊口。

郑小文不可避免地感到不舍与愧疚，这把琴是千山那家酒馆的老板送给她的，意义远大于吉他本身。她也很爱这把琴，这一度是她在北京唯一的陪伴，但郑小文现在更需要活下去。

郑小文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面前人来人往，没有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哪怕一秒钟。她想起自己在千山的乐队时光，每次演出的时候，她是舞台上唯一的焦点，那是她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后来的日子里，她频频犯错，一无所得。

她怀念曾被人喜欢的日子。

她从琴包里拿出来那把吉他，抱在胸前。郑小文深吸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她没想到人生最后的演出竟是此番景象。她曾放弃过一次，现在要放弃第二次，她想，这是她与音乐最后的告别。

郑小文轻轻扫动琴弦，唱起自己写过的最满意的一首歌，这是她在千山的乐队解散后自己独立写出的。她曾试图在自己的婚礼上表演这首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那时候郑小文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说，婚礼上唱这首歌不太吉利。后来，她在那家名为“孤独之心”的小酒馆里唱过一次，然而遗憾的是，直到此刻，这首歌依然没有名字。

她在琴声中轻轻吟唱，旋律划过她算不得跌宕起伏的人生，因为自己的诅咒，她没有留下过任何一张合影，这使得她的过往无迹可寻。

郑小文边唱边睁开眼睛，让她意外的是，烈日下，一个身着黑衣的男人站在她面前，成为她唯一也是最后的观众。她继续唱着，看着黑衣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磨损严重的钱包，抽出一把零钱，放进她扔在地上的琴包里。这人一定是把她当作流浪歌手了，郑小文笑了笑，并没有解释，黑衣男人还以微笑。

黑衣男人在歌曲即将结束的时候走向远方。

郑小文捡起琴包里的钱，虽然不多，但足够她在今天填饱肚子，并在一家廉价的旅馆过夜。她原本山穷水尽的生活忽然出现一线生机，反而让郑小文陷入两难。几分钟前，她还坚定地想要卖掉吉他，现在却迟疑了。

如果我被人误会是流浪歌手，为什么不索性就变成一个流浪歌手呢？

郑小文坐在路边，进退维谷，一直以来她总是用最短的时间做出决定，每次都以失望告终，只有这次，她陷入了漫长的沉思。

就在郑小文被困在平安里站前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失落的杨思凡却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二快的决定，他要离开北京。

比这个决定更快的，是一场最终失败的求婚计划，那一天在杨思凡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至今余痛未消。他接到琴行朋友老三的电话，来亲自取效果器的钱。他将最后一次走上自己工作了数年的新街口南大街，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与所有的往事告别。

兜兜转转，杨思凡走在不久前郑小文刚刚走过的那条路线上，迈出平安里地铁站出口。阳光直射入他一无所获的人生，他用手掌遮住额头，眯起眼睛，寻找遮蔽的树荫。他并没有看到不远处一个姑娘刚刚起身，把吉他装回琴包里，从此开启她流浪歌手的生活。他也不知道，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他们会在千山的一家小酒馆里再次相遇。那时姑娘已剪去长发，而他将喝得烂醉。

那天在这条街上，唯一一个幸福的人正在向他们走来，那就是后来如愿成为歌手的陈可。他刚刚在七天琴行里花掉自己一半的积蓄，买了一块手工制作的单块效果器。陈可现在灵感迸发，急于回去记录下一首存储在脑中的歌曲，并于今晚十二点之前发给唱片公司的人。

那时的陈可坚信自己将实现他伟大的理想，事实是，这首歌在后来的确延长了他的梦，但并不足以改变他的人生，因为那并不是他的歌。后来的日子里，陈可再也没能写出同样水准的歌曲，他的专辑搁置，演唱会取消，在千山苦苦等待经纪人给他第二个演出机会，这次演出发生在2019年的第一天，讽刺的是，这次演出和陈可在2016冬天拒绝的那场婚礼，竟是同一个新郎。

陈可的演艺生涯短暂而落寞，他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再次沦为一名婚礼歌手。陈可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一个男人要求他在婚礼上演唱一首烂俗的流行歌曲。陈可认为那是对他的侮辱，然而宿命是一场可笑的轮回，同样的婚礼现场，同样的新郎，同样烂俗的流行歌曲，陈可在那天最后的抵抗，是他擅自改唱了这首短暂改变他人生的《最后的重逢》。

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在2017年7月31日这天，天气异常炎热，北京即将融化，整座城市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烦躁中，但这一切都与年轻的陈可无关，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要记录下这一刻。

陈可拿出自己像素极低的手机，伸向远处，看着镜头，按下快门。

那一天，同时被装进镜头的还有一个心碎的男人，一个孤独的女人，一抹炽烈的阳光，一座摩拳擦掌的城市，以及一段被淹没在洪流中，后来并不常常被提及的往事。

完

作者：夏阳

写小说的；码字儿的摇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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